在1920年代，一个最富有号召力的口号就是：以俄为师！不能说这个口号没有发挥其巨大的历史作用以，它催生了一部大放异彩的中国现代史。至于这部历史后来演绎出的诸多后果，该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当年的老师，是至今未了的一个难题。好深思的国人，或许会考虑一个更一般的问题：一个国家需要拜师求学吗？该以谁为师呢？
个人必需老师乎？这或许是一个较易回答的问题。每个人总不免从他人身上学到点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都不免有师。但若不考虑在细微末节上的被动受教于他人，个人亦不妨大体上保持独自摸索、独行其是，这叫做“无师自通”。无师自通者，并没有可以明显指认的老师。无师，对于个人究竟是幸乎，抑不幸乎？可能因人因时而异。齐白石几乎是无师自通，而蔡元培年届40之后，仍不远万里赴德国求师，两人都大有建树，各得其宜。
至于一个国家是否需要拜师的问题，就要复杂得多。
中国历来以“五千年文明古国”雄视天下，甚至认为华夏就是天下，似乎根本不存在以谁为师的问题。问题也许恰恰相反：对于周边小邦，我们不应是理所当然的老师吗？迄清末为止，或许事实确乎如此。但也有例外可议：在佛学与佛教艺术方面，我们恐怕还是少不了“天竺”这位老师；而且，我们还是竭诚前往拜师求教的；否则，就不会有“西天取经”之说了。不过，就中国的主体文化而言，“西天取经”这件事或许并不重要。因此，迄近代为止，就说我大中华无师自通、天马行空、旁若无人，亦不为过。
只是，这种光景在清末嘎然而止，数千年文明古国竟开始了四海求师的旅程。这对于素以天下尊师自居的古老大国，不啻一种奇耻大辱，打击之重，不下于五雷轰顶。但无论国人感觉如何，求师之路还是走了下去。先后求教过的一些老师是：英美、日本、俄罗斯等等。
拜师学艺之路，实在艰辛异常，不堪回首。不仅效果不彰，难得业师之真传；更不堪的是，总是受到“老师”的欺凌，以致师徒反目，屡结怨仇。国人呼喊过的那些最响亮的口号：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等等，所针对的目标无不涉及昔日之师。这样一来，是否需要老师的问题，似乎成了悬案。
如果仍然要寻求答案，不妨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世界其他国家求师之路如何？
不妨只考虑文明大国。古希腊小邦林立，但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可称世界文明的中心。历史记载表明，古希腊高度借鉴了环地中海的古文明，尤其深受古埃及的影响。但它究竟是否赴埃及取经，则烟远难明了。古罗马是一个更辉煌的古文明大国，它从不讳言，在文化上自己正是古希腊的学生。它自己的学生就更多了，几乎囊括了当时环地中海的所有民族与国家，这些学生后来不乏一时之雄：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它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孑遗）等等。自负的日耳曼人，从不回避他们与罗马人之间的传承关系，他们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一名称最能说明问题。没有罗马法，就没有西方的法治传统与法律文本。当今第一号世界大国美国，在立国之时，其母国英国，可以说是亦仇亦师；美国国父们从不否认，他们都是英国制度文化的信奉者与模仿者。
就是俄罗斯这头桀骜不驯的北极熊，也从不掩盖它对文化上更先进的西欧的折服与向学。彼得大帝私游西欧学艺的故事，已是流行世界的传奇。就是普京的俄罗斯，虽然强势倨傲，但它对欧洲文明的认同，屡次表达的回归欧洲的愿望，都表明了它的真实意向。只是那些愚蠢的欧美政客没有及时的回应，才自造了这样一个危险的对手。
凡此种种说明，在世界历史上，以先进文明为师，是很平常的事情，实际上几乎不可避免。不以为耻地“拜师学艺”，不仅不丧权辱国，而且是真正的救亡之路。要紧的不是是否应当“寻师访道”；要紧的是：是否能找到真师。觅得名师，可能前景辉煌；被冒牌大师误导，则可能丧邦误国。
如同个人寻师一样，国家寻师也不能不慎之又慎啊！
不妨将此问题分为两半：一个国家一般应以谁为师？中国应以谁为师？前者仅涉及一般原则，回答也只能是泛泛而谈。
几乎不必说，为师者应当具有更先进的理念、模式、制度与文化。或许还要说明为师者不必是什么，这可以澄清一些流行的误解。
**为师者不必是“道德模范” ** 当今世界压根儿就没有哪个国家堪称道德模范！任何国家都以维护其自身利益为宗旨，哪能没有疵瑕甚至劣迹？当然，要求其“遵守国际规则”、“不越底线”，在任何时候都不算过分。
为师者不必是朋友 且不说，今天这个世界上是否有真正的朋友；即使是真朋友也未必够得上为师。恰恰相反，对手——甚至敌人——很可能更值得尊为老师。稍知历史的人应当记得：恰恰是在甲午海战之后，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陡然增加，很有一点以日为师的气象。那时的爱国者，有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改革的强烈意愿，这并不妨碍同时将“甲午之仇”牢记于心。
为师者不必是大国 历史上，英国与俄罗斯都曾表现出学习蕞尔小国荷兰的高度热情，彼得大帝首选的“留学”之地就是荷兰的造船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有过一次学习新加坡的小小热潮，那块弹丸之地竟接待了多不胜数的前往受训的中国官员。中国朝野都有不少人对所谓“新加坡模式”颇为欣赏，尽管要大声说出“以新加坡为师”这种话，终究难以启齿。
为师者不必堪称完美 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国家？在某些方面可以为师，岂不足矣。任何老师都可能在某些方面不足为法，这些方面弃之不顾可也。
**为师者不必唯一 ** 何妨拜多个老师，使他们能够“优势互补”。在明治年间，日本几乎将欧美各国都视为老师，遍访各国的日本使者川流不息。日本人几乎狂热地学习英国人的工业技术、法国人的法律制度、德国人的军事艺术……。它的雄心，就是要兼取各家之长，独摘世界之冠。可惜，一个强大的军国主义日本，并非世界之福。
绕了很多圈子之后，最终还是回避不了最敏感、也最需面对的核心问题：中国应以谁为师？
不妨首先回顾一下历史：现代中国曾以谁为师？除去那些无足轻重者，曾为师者主要就是俄美两国。俄罗斯曾经——或许仍然——是中国倾心向学的老师；“以俄为师”，甚至一度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不幸的是，学习俄罗斯并不成功。俄罗斯只有一个“斯大林模式”可学；但恰恰是这个模式，既毁了俄罗斯，也祸害了中国，让中国至今未完全摆脱这一祸害的苦果。这一番折腾留下了一个重要教训：
那些自身灾连祸结的国家，断断不可奉为老师！
这样一来，今天继续“以俄为师”，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至于美国，至少在二战期间，国共两党都不失奉之为师的热情。延安方面的热情，可以《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的社论为证：
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
在朝鲜战争之后，“以美为师”当然已不可想象。即使在改革开放时期，“学习美国”仍然是高度忌讳的话题。但在具体事项上，学习美国的规模都远超想象。美国是中国派遣留学生、访问学者、受训官员最多的国家，也是在许多领域刻意效法的国家。只是，这一切都不事声张地进行；而且，愿意向美国学习的领域，也十分有限。因而，在中国的现代化旅途中，“以美为师”还不是一种无可争辩的选择。
那么，今天能“以美为师”吗？对于美国，或许人们首先想到了几乎无日无之的枪击案、无止无休的政争、贪得无厌的华尔街……。自从美国选出了特朗普这样的奇葩总统之后，对美国的负面印象更有增无减。这一切只不过是说明了，美国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如前面所说，并不需要以一个完美的国家为师。或许更重要的是：在你看来，美国为它自己的国民所提供的一切，包括福利、医疗、教育、环保、权利保障等等，是否令人满意？众多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已经替你回答了这一问题。如果认可这一点，那么就不能不认为，美国人的经验有不可否定的价值。而这岂不就意味着，“以美为师”仍不失为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吗？
无论选择“以俄为师”还是“以美为师”，肯定都有风险。孙中山选择“以俄为师”，不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吗？错误的选择误国误民，不能不让人警惕。但没有人能够保证，可以依靠万无一失的思考来避免错误的选择。
那么，什么是应对之道呢？
首先，应有一些预防性的安排，使可能出现的错误选择不致带来过于严重的后果。考虑之一是：绝不可与你的崇拜偶像捆绑在一起，“一边倒”尤不可取。1950年代一边倒向苏联，这种盲目的决策不仅十分愚蠢，而且非常可悲。1949年初，李宗仁政府从南京迁去广州，后来成为中国“伟大盟邦”的苏联亦将使馆随迁广州。十分吊诡的是，美国使馆却在南京不动，司徒雷登大使就在南京大街上闲逛，想“偶遇”北京的使者；其欲打通中美关系之心，何其迫切！但已经决定“一边倒”的北京，根本无意理睬司徒雷登。被金日成拖入朝鲜战争之后，“一边倒”决策就钉上了钉子。这一错误选择，岂止延后了台湾回归，更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整整推迟了30年。
更重要的是，错误的选择可以改变，这意味着“可以易师而学”。“一朝为师，就应终身为师”，这于个人，也许是好操守；讲究“天地君亲师”的古代中国人，尤其看重这种操守。但对于处理现代国家关系，却绝不是什么好事，不值得遵行。
不妨看一些“易师而学”的事例。1868年，日本绝然地抛弃了中国这个已师事两千年的老师，改尊欧美为师，开启了它那震动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如果日本拘于“师道”，不“脱亚入欧”，则可庆幸中国少了一个强敌，或许八年抗战就免了；但日本也就没了今天的世界经济老三地位。1990年前后，东欧诸国齐刷刷地背弃已师事了40年的老大哥苏联，纷纷转向西欧，以欧盟为师，后来都成了欧盟成员。这一震惊世界的转轨，让我们这里一些理论家捶胸顿足，至今愤愤不平，仍然想象着东欧人终有觉醒的一天。但这些拜欧盟之赐而享受到近于西欧的福利与人权的东欧人，不太可能回心转意。越南曾经是苏联与中国的学生。后来苏联没了；在中越边境战争之后，中越也成了仇敌，即使表面上和好之后，也将长期心存芥蒂，越南难再唯中国马首是瞻。乐观的人认为，越南人的改革之所以见成效，实有赖于拜中国为师；细心的观察者则发现，中越两国的改革其实很不相同，越南的政改尤其远远走在中国前面，其国会议员都已直选了。由此难道不能看出，其后有美国老师的影子？越南“易师而学”，似乎已成不可更改之势。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于它是利多弊少的。
面对这些历史经验，抚今追昔，能不三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