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20世纪是幸福的世纪。不是吗？战后长达70年的和平，人类坐享由高科技所带来的空前富裕的生活。但也有人说，20世纪是苦难的世纪，两次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劫难。岂止战祸，还有暴政！只是时过境迁，似乎苦难已经远去，以致慢慢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于是只剩下眼前的灯红酒绿了。
几年前，伊朗总统内贾德高调质疑二战中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他认为这是卑鄙的犹太人编造出来的谎言。这就拨动了现代文明人类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也勾起了全世界犹太人及与之相联系的广大人士的苦难记忆。对于许多人来说宛如昨日的死亡营、毒气室、焚尸炉……，难道真的仅仅是一小撮险恶之徒的凭空臆造？
无论在东西方，战后几代人从官方文献或野史中所读到的纳粹罪行记录，并无重大区别。因此，我们所熟知的下述结论似乎已经板上钉钉：二战期间，纳粹在其所设立的各个集中营，屠杀了600万以上的犹太人，这不仅有盟军所缴获的大量纳粹文件作证，还有许多纳粹战犯的供词与不少集中营幸存者的揭发作证。在大屠杀已过去70年之后的今天，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公然否定纳粹大屠杀，无论如何是难以想象的，也是触犯众怒的。
纳粹大屠杀之所以成为不可翻转的“铁案”，有赖于一系列极有利的条件：一、对于纳粹罪行的认识，战后世界主流舆论持有非常一致且坚定不移的看法；
二、战后倒向西方阵营的联邦德国朝野，对于纳粹德国的罪行，有充分的反省与清算，对此，只要提及“宣扬纳粹思想有罪”入法、勃兰特在波兰向被害者下跪谢罪这两件事就够了；
三、随着希特勒的垮台，纳粹势力在德国被根除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不可能对德国在战后的政策与民意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四、犹太民族在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与文化界的强大影响力，及其维护民族尊严的不可动摇的意志与运思周密的有效举措，使任何为纳粹辩护的企图都难以得逞。这样一来，在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心中，纳粹与希特勒的妖魔形象就不能不根深蒂固了。即使在穆斯林世界有十个内贾德出来为纳粹辩护，也未必能动摇人们对纳粹大屠杀罪行的既定看法。
但如果因此就认为，纳粹的大屠杀罪行将是千古不易的定论，那也未免太乐观了。要知道，对于历史上的灾难，人类有明显的遗忘倾向。有多少人记得，古代世界对于异教徒的史不绝书的血腥屠杀？有多少人在意，蒙古人在征服欧亚大陆时的野蛮杀戮？谁又能够保证，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中用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不会在几代人之后被世人忘得一干二净！就目前而言，纳粹大屠杀也许是最不可能被忘却的人类劫难；但谁又能够保证，它不致终将被世人忘却呢？
南京大屠杀，既是一场大劫难，也是一个大公案，还是一本震动世界的书，后者是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的作品。30万冤魂在南京游荡整整60年之后，才等来一本专注于受难者的书问世，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南京大屠杀何等被人忽视！正义远未得到伸张，30万受难者并未瞑目啊！对于一个以“战胜国”自诩的大国来说，其耻辱莫过于此了。
无论就规模（一周之内杀害30万人）或惨烈程度而言，南京大屠杀都不下于纳粹集中营大屠杀，但二者所受到的对待却截然不同。纳粹大屠杀已得到全世界的高度认可，尤其得到德国人的诚心承认与反省，且对受害者作了一定赔偿；而南京大屠杀仍然在一部分世人中晦暗难明，施害国日本至今不肯认罪，更谈不上任何赔偿。
这种局面，当然首先应归咎于日本人。日本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富有反省精神的民族。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只要不被某种强势力量打得趴在地上，日本人就绝对会自行其是，不顾任何国际通例与公义，而且永远以其民族与文化的特殊性来应对批评。
不幸有这么一个恶邻，难免有些无可奈何。
但总不能因此而让南京大屠杀成为被忘却的劫难！那么，我们自己为此已经做了什么、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对得起那30万受难者的在天之灵吗？
惨案发生之后，我们对受难者有过系统的调查与详细的统计吗？如果说战争期间难以做到这一点的话，战后我们全力做了这件事吗？1972年我们向日本人当面提出过南京旧案吗？我们那样热衷于内斗，醉心于唱意识形态高调，就是不肯花点时间精力去清理事涉几十万人的历史旧案，70年之后都拿不出一份完备的、难以挑剔的报告，让狡诈的日本人有机可乘，我们能逃责任吗？
在没有去做这一切之前，在空前的民族耻辱没有得到洗刷之前，请不要急于去“感谢日本的侵略”，急于去谋划“中日维携”，急于去“不要日本赔偿”！主动放弃对日索赔，并没有笼络住一只白眼狼！南京大屠杀固然尚未被完全忘却，但至少也有些记忆模糊了，对照一下犹太人，我们能怪谁去？
大多数国人已不太记得那个著名的“泳池对”了：就在中南海某个游泳池边，一方面是焦急万分的刘少奇：“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另一方面则是镇定自若、坚如磐石的回答：“怕什么，要顶住！”
不想上书的刘少奇，不幸还是辜负了领袖的期望，终于没能顶住舆情民意的重压，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一起从大跃进的极端政策后退了，稍稍放松了对所谓“三自一包”的严苛限制，这可关系到亿万人的生命啊！良知尚存的人如何能顶得住饥饿中的数亿人的求生渴望呢？
这个故事发生在1960年，官方文献上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三年大饥荒”，它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沦为饿殍。在和平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情，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无怪乎刘少奇要心急如焚了。谁又愿意在史书上写上一笔：“在某某在位时期饿死多少人”？
然而，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主张“怕什么，要顶住”的看法，似乎更高一筹，它真正悟透了吊诡的历史。
不错，“人相食”之事确实上了书，但早已被忘记，今天几乎不为人们所知了。如果有人再提起那些陈年旧事，反而会被一些人认为是天外奇谈，甚至有人说这是造谣生事：“你怎么知道饿死过人，你看见过吗？你家里有人饿死吗？我怎么从未听说过？”这一连串的激烈质疑，甚至屡屡出现于公开出版物上；如果你不能给出让人满意的回答，又如何能让人相信曾经存在过什么大饥荒呢？
尽管我分明地记得，就在那个最悲惨的冬天，在我的家乡有一大批乡亲几无声息地倒下，其中就有我的外公及不少邻居。尽管对于饥饿的残酷记忆历久弥新，并不下于莫言——对于饥饿的记忆似乎已成为莫言创作的重要源泉——但当对大饥荒的质疑汹涌而来之际，我还 是不得不拍拍自己的脑袋：我没有疯吧？我记忆中的那一堆悲惨的事实是编造出来的吗？我当然比任何人都更希望那不是真的，希望我的外公及众乡亲依然健在！可惜这一切都无望改变了。
无论有多少受难者在九泉之下，不甘心作为饿鬼进入轮回，尘世间的争论依然丝毫不减；主张“没有饿死人”的一方当然气势如虹，其雄文登载在头等的国家刊物上，而其对手至多只能在网络上喃喃碎语。这种争论导向什么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人们争论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问题只是“是否有人饿死”，那么根本不必争论，没有任何官方人士——包括已故的刘少奇主席，以及官方党史的作者——正式否认过饿死人的事实。须知，“否认饿死人”这件事，也是要上书的！谁又不怕上书呢？如果争论的是饿死1000万还是3000万、3500万，那是永远争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发生在65年之前的事情并无详尽记录；即使有，也未必肯保留下来；即使保留了，也未必肯公开，更不必说统计汇总了。如果没有这种原始记录可用，那么就只能求助于现代人口学的统计方法了。中外学者运用这类方法所得的结果未必十分准确，未必具有绝对权威，但并非全无合理性。反对的人一概死活不信，争论就陷入死胡同了。
既然“大饥荒”存在与否尚成问题，既然仅仅一代人之前的饥荒已经成了“忘却的劫难”，哪里还谈得上从中吸取什么教训，还能用什么去抚慰地下的亡灵！我最不能理解的是，那些奋起反驳“大饥荒”的学者，其神经何以如此坚强，其心地何以如此铁硬！你不相信民间学者的“3500万”这一结果，这也罢了；由官方主持鉴定认可的研究成果“1700万”及官修《党史》上认可的“千多万人”，应该可信了吧？就算是1000万，甚至300万，这样的数字还不骇人听闻吗？
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面对如此多的鲜活生命的消逝，能够无动于衷，能够依然津津乐道某个心爱的公式，那真是人心修炼的奇迹啊！
纳粹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大饥荒，都是人类历史上的顶级劫难，很难想象我们的下一代还会经历如此深重的类似灾难——至于是否有某个科技狂人将人类带入末世，且另当别论。只是，避免劫难的希望在于吸取历史教训，而吸取教训的前提则是对于历史的记忆。
如果说，对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人们尚不失清晰的记忆，那么，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至少已经部分地模糊，而对于大饥荒的记忆则近乎消失了。这种差别，当然事出有因，颇耐人寻味。
人类对于大劫难的记忆，必然在历史的波涛中逐渐淡化，以至最终不免近乎消失，这种总的趋势无可避免，无关乎劫难的规模与性质，也无关乎事涉的种族与社会。总不能要求在人们心中，800年前蒙古人的大屠杀依然宛如昨日！但希望对于一场大劫难的记忆至少保持数代人之久，则一点也不过分。
即便是这种低度的记忆，也有赖于某些有利因素的完美结合。这些因素是：一、保存有对于劫难细节的官方或民间记述；二、劫难责任者不愿或不能掩盖历史；三、主流意识形态不排斥对劫难的真实记述。
除了有关史料未必足够完备之外，就纳粹大屠杀而言，上述三个因素都不成问题。因此，今天对于纳粹大屠杀保持有清晰的记忆，是理所当然的。就南京大屠杀而言，对那一惨案的中外记述即使不完备，也足可据以绘出事件的概貌。但是，日本人却不肯面对历史，它已经而且将继续掩盖那段历史。这样一来，就不必指望南京大屠杀将长存于日本民族的历史记忆了。
至于1960年的大饥荒，尽管已过去大半个世纪，对于有良知的执政者来说，无疑仍然是心中之痛，是万难坦然面对的一个难题。刘少奇当然是责任者之一，他明确地认识到自己不免得“上书”，似乎不至于刻意去掩盖真相；否则，那几年的大量人口统计数字就不可能大体上存于档案了。至于其他责任者及责任者的后继者，当然另当别论。
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第一要义，就是永远确认主义与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就是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而这显然无法与大饥荒相提并论。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都已如此强烈，足以抑制对于大饥荒的任何系统记忆。这样，大饥荒最终成为被忘却的劫难，看来就在所难免了。
一个常听到的苦涩故事是：在四清或文革中，下乡支农的干部每逢组织公社社员的“忆苦思甜会”，让社员们忆国民党时代的苦难，总不免听到社员们大倒大饥荒的苦水，以致组织会议者十分尴尬，难以收场。由此可见，要那些刚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的幸存者完全忘掉大饥荒是很难的。但是，这些人总是要死的！这代人的逝去，意味着对于史上最大灾难的直接记忆的消失，这对于致力于保存历史真相者，无疑是莫大的损失；而对于那些处心积虑掩盖真相者呢？
即便如此，直接证人的逝去，并不妨碍大饥荒信息的长期存留。人类文明毕竟已经高度成熟，拥有足够多的手段来保存或恢复历史原貌。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大劫难都不会被真正忘却。明白这一点，那些千方百计抹去历史记忆的人，或许将寝食难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