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崇尚国有制的国度，我们有幸免除了“私有化”喧嚣的污染。私有制的罪恶，数十年来都是宣传教育的主题，人们很难不留下深刻的印象；改革开放年代似乎破土而出的私企的种种劣迹，更加重了这种印象。
当下，朝野都颇倾心于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造，在国企中引进私有制成分，看来已成必然之势。那么，人们一直忧心忡忡的私有之恶，会横行肆虐吗？
境内外都有不少商人拥有“红色资本家”的头衔，最知名者莫过于荣毅仁、王光英等人。“红色”二字，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无产阶级如何仁慈，对其手下的雇员如何亲善，不过是指其受红色的官方赏识而已；官方愈赏识，其色调就愈红。
那么红色资本家也有恶吗？如果有，其恶如何呢？
应该说，与其他资本家并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资本家之恶，既不是其主观偏好，也不是什么天生劣性，而是其经营活动的逻辑后果。
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生存，资本家不能不尽其所能地降低成本，而雇员之所得就在其成本之中。那些超出其经营限度厚待工人的资本家，除了在竞争中被淘汰之外，别无出路。资本家给工人的那份甜头有多大，与其说决定于资本家的善意，不如说决定于市场竞争。
真是无趣！不经意间竟然讲起了经济学常识。不过，这些常识确实是每个人该知道的。我们的教科书不喜欢谈这个，兴趣全在资本家心狠不狠这类事情上。
心狠心善当然是一个因素，但在根本上那说明不了问题：心太狠或太善的资本家，都会被市场淘汰，竞争只保留那些顺应市场规则的资本家——又是三句话不离经济学，真无奈啊。
不过，我毕竟还没有忘记，此处的主题是红色资本家的故事。
荣毅仁 这个当过国家副主席的人，自然红得无以复加了。对他的正式官方评价是：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工商业者”似乎比资本家好听多了，当然实际上是一回事。
他也不是什么独自打拼出来的创业者，不过是继承家业而已。他从1937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干起，逐步接掌荣氏家族企业。荣氏经营面粉、纺织、金融等行业，在1940年代已达到相当规模；1947年时，其面粉与纺织业的实力分别占据全国的1/4与1/6 。混到这种局面，资本家的生存本领，他哪样不会？十八般本领中就包括行贿！1947年，荣氏惹上“劣质面粉案”官司，费了他10条黄金、5000美元。1950年，陈毅的上海市长交椅还没有坐热，荣毅仁就居然敢设家宴请陈毅吃饭，足见他交结官方的功夫了得。当然，荣毅仁是有求于政府：他的府第都被讨薪的工人占领了。荣氏资金紧缺，拖欠工资，自有难言之隐。但即使是红色资本家，也未必肯毁家付薪，甚至不减其奢侈生活的门面。这些细节，当然不会为荣氏的传记加彩。
1978年，邓小平亲自出面请荣毅仁出山，组建“中信集团公司”。对于推动改革开放，荣氏当然居功至伟。荣毅仁的独子荣智健，继承父业，亦公亦私，积累了巨额财产，2007年居胡润百富榜的第6名。荣智健一方面任职“中信”，同时经营私产，纵然身手不凡，似乎也难以在公私之际界线分明，其中的奥妙就非常人所知了。
王光英 除了“姻亲”因素之外，王光英与荣毅仁恰可比肩：他也是名闻遐迩的“红色资本家”，“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也是出自名门望族；也是以红色资本家的代表进入仕途，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是荣获邓小平的委托，创办由国资支持的股份公司“光大集团”；“光大”如同“中信”一样，利用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以超常速度崛起为商界巨鳄，在中国的经济天空中呼风唤雨。王氏家族也如同荣氏家族一样，官运、财运亨通，成为现代中国最耀眼的家族。
经营私产与经营仕途，当然并非泾渭分明。如果红色资本家尚且可议，那么人们怎么能要求一般资本家“清澈见底”呢？
资本家在中国的兴衰际遇，自然与意识形态潮流的变化有关。改革开放年代备受关注的意识形态，大概就是自由主义了。
在中国，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东西；《反对自由主义》这一著名文献，或许起了一定作用。但即使没有这篇文章，我想自由主义的命运也没有太大不同，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确实本能地排斥自由主义这一类的东西。
自由主义或许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但在政治、经济、精神领域各有其表述；此处关注的仅仅是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表述。前面说及市场与竞争时，实际上已触及自由主义的灵魂。
用自由主义经济观的鼻祖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通过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市场自动地达到均衡。因此，在经济上信仰自由主义意味着：完全信任市场的力量，而不依赖于人为干预；在人为干预最少的条件下自动运行的经济，是最健康的经济。
上述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不妨称之为原教旨的自由主义。不要指望原教旨的自由主义能畅通无阻地运用于各种现实情况；每当出现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人们就不得不对理论作某些修正。这样，自由主义就在不断的调整中实现自我更新；而一波又一波的更新，势必伴之以自由主义的潮涨潮落。
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国家实行空前严格的计划经济，根本不存在自由主义的活动空间。计划经济的惨重失败，激发了改革开放初期对自由主义的巨大热情。
那时，经济学界如饥似渴地吸收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那时年届五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与年轻学子一起坐在哈佛大学的教室里，听取与《资本论》大异其趣的微观经济学课程。
事实上的农业个体经营、遍地发芽的私营经济、各种形式的承包制，则是自由主义实践的最初形式。在此过程中涌现的原始形态的私有经济，经历了效能由高到低、弊端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相应地，自由主义经历了由涨到落的第一波循环，历时十年左右。
在1990年代开始了自由主义的第二波循环，它始于第二次创业热潮，这伴之以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再次弘扬。如同第一波一样，第二波循环不可避免地逐渐迈向自由主义与创业的低谷，似乎至今尚未走出低谷，新的潮起还只是在酝酿中。
在低谷阶段，私有经济的效能不彰，而其弊端显眼，讨伐之声不绝，“私有之恶”几乎成了众口一词的祸害：国有经济效能低下——那是小私有企业拖了后腿；安全事故频发——那是私有企业逃避监管；环境污染严重——那是小私有企业不重视治理污染；产能过剩——那是私有企业恶性竞争所致……。
这些指控，当然并非全无依据，但肯定不能由私有经济负完全责任。谁都知道，私有经济是这个国家的弱势者，是后娘养的，根本不可能与“共和国长子”竞争，也无权与国有经济争是非曲直，就是想违规也没有胆量，但最终只能担了主要的罪责。
因此，在现代中国，有一种宿命无可逃遁：
私有经济只能是经济低潮与社会弊病的替罪羊！
任何制度都有其弊病，私有制当然也不例外。只是，谈私有制之恶特别安全，也特别令某些人心舒气爽，自然成了时尚。
私有经济有两种性质上有别的恶。其一由违规造成，是非法的恶。例如，违背环保法造成污染，就是非法的恶。但即使循规蹈矩的私有经济，它无计划的经济活动，可能导致市场失衡，扰乱市场秩序，甚至引起社会震荡。但这种恶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是合法的恶。
非法的恶可以而且应当由法治来纠正；对此，今天人们似乎并未失去信心。消除合法的恶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张以消灭私有制来消除这种恶，而凯恩斯主义者则指望通过国家调节来进行纠正。在今天的世界上，后者至少暂时还占着上风。
在健全的法治社会中，私有经济的非法的恶未必完全不存在，但只能是个别例外，不可能成为一种泛滥成灾的罪恶潮流。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中，私有经济就可能大肆非法行恶；这种恶恰与社会的法治水平成反比：法治水平愈高，私有经济的非法的恶就愈少。
在同样的法治水平下，不同的私有经济体行恶的情况可能差别甚大。如果某个经济体拥有某种特权，能够无视规则的约束而不受惩罚，那么它就会成为祸害的源泉。有这种特权的私有经济体集合起来，就形成一种特殊的私有经济，它能公然行恶而不受惩罚，成为最坏的私有经济；容许这种经济存在的私有经济制度，也就是最坏的私有制。
在现代中国，谁能保护私有经济体使其违规而不受惩罚呢？当然只有权力，而且是足够大的权力。受权力保护而敢公然违规的私有经济，就是人们常说的权贵私有经济；权贵私有制的意义就无须解释了。因此结论是：
权贵私有制是最坏的私有制。
在当今中国，权贵私有制可不是什么空中幻影，它就在你我眼前逞凶肆虐！受到薄熙来保护——更可能是合作——的徐明的产业；周永康的儿子周滨的红红火火的公司；不知从何处获得了护身符、名扬海内的北京市“天上人间”；保护人就站在身后的东莞色情业；那个有几分神秘的、财富成百倍地飙升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它们不是权贵私有经济体又是什么呢？如果它们是国有，那么一定是被私人盗窃一空了；如果它们没有巨大的权力支撑，很可能连一天也混不下去。如果你认同那些都是权贵私有经济体，那么，对于权贵私有经济之恶，还要证明吗？
如果铲除了所有的权贵私有经济，如果不再有薄熙来们、周永康们、“天上人间”……，能否说“私有之恶”就不再为害呢？
当然并非如此。现在就应记起，私有经济除了非法之恶，还有合法之恶，后者不需要任何权力因素的介入。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为了对付这种“合法之恶”，可以请教马克思与凯恩斯。这两位老先生的办法或许都有道理，但其见效之时，肯定非指日可待。
或许，当今世界的一些已有经验更具有现实性，其中之一就是：适当地划定私有经济的边界，以国家的力量限定它不越过边界。于是，在边界之外，私有经济没有任何作恶的机会；而在边界之内，私有经济与权力联姻的机会绝少——当然这仍然有赖于较高的法治水平——“权贵私有制”这种东西，将成为世间真正的珍稀之物。
要实现这一设想，似乎面临两个难题。其一是如何将私有经济限定在边界之内？这就有赖于国家权力了；谁都知道，我们最不缺的正是这个，而且最狠的也是这个，何愁之有？其二是如何去划定那条将成为安全防线的边界呢？国家养了那样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在他们手里，或许这只是一个小儿科的问题，就别操心了吧。不过，即使凭日常观察与实际体验也不难知道，哪些领域应划在边界之外，这就是那些具有明显“公共服务”性质的领域。例如：
公立学校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如果让学校的公职人员兼营私人性质的服务事业，或者充当进入学校的私有服务企业的代理人，那么，不仅不能提供公平合理的服务，而且，这种服务因其受损对象是学生而具有特别邪恶的性质。
公立医院 其性质颇类似于公立学校。如果医院公职人员充当药企或其他与医院有关的商业机构的代理人；或者，医务人员直接从事私企性质的牟利活动，那么，医院本应提供的公共产品，就异化成了一种谋利性的私企产品，它们对于病人的伤害特别伤天害理。对此，或许你我都有亲身体验。
公用事业 就是通常称为“公用事业局”这一衙门所管辖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交通、煤气、水电、园林、环卫、文化设施等等。在这些领域也有私营化的事例或动议，我不知道其现实可能性如何。如果我的估计没错，那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些领域将仍然是国有公司的天下。这些行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直接关系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公共管理的任何缺位与混乱，都将招致强烈的反应，其利害关系是市政官员十分了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