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大概绝不会想到，一旦身居全球GDP老二，似乎更多难处接踵而来：产能过剩、商品滞销、增长疲软、投资无门、就业艰难，等等。自负的专家学者纷纷出动，无数锦囊妙计呈送中枢，只是迄今难见成效。人们不免焦虑起来：靠什么神力来拉动这个空前庞大的经济引擎？或许，除了建造一个扁平化的社会，再无出路！
现在的问题，是毛时代的掌门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竟然是找不到人来花钱，将堆积如山的库存商品搬回家去，实在是匪夷所思。
你不信吗？让我们到大街上去转一转。没有哪一家商店的货架上不是堆得满满，它对于偶尔光顾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除非是才上市的新样货。
招揽顾客的录音广播让人震耳欲聋，无论它如何鼓吹大甩卖、大放血，也很少有人为之动心。酒馆茶楼的厅堂空空如也，特别雇来在门外拉客的小伙子，几乎使出浑身招数，也应者寥寥。
不妨再走远点，去看看新建的楼盘。那真让你目瞪口呆：一片片的入云高楼完全遮断了天际线，大部分还无人问津。不断听到关于“鬼城”的报道。我没有去看过鬼城；至于夜晚一片黑的“鬼街”、“鬼区”，则随处可见。
古人梦想中的“广厦千万间”，不仅早已成为现实，实际上大大超过了；但等待着被庇护的“天下寒士”为何裹足不前呢？
既然处处是衣山鞋海、肉林酒池，天下总不缺乏对之有需求的人，为何总不见有人将其搬回家去呢？因为要钱呀；如果免费赠与，你试试看！于是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花钱呢？难道人们都已囊空如洗？
这显然不是事实，只要到银行去看看等着存钱的长队，就知道了。真是一个让人困惑的谜题，是从短缺时代过来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
于是，各路学者纷纷出来说话了，他们给出的解释五花八门：
——产能过剩。确实不错，有些商品恐怕已足够用上几十年了。只看一件事：我们在两年内生产的水泥，竟抵得上美国上世纪的全部产量！中国这部经济机器有多大的产出，就不必多说了。但这解释不了一切；例如，普天之下等着购房的年轻人数以亿计，足以填满全国所有的空房。
——商品质次价高。不排除这种情况，但肯定不是滞销的主要原因。在任何时候都不缺少满足于低档商品的人；价格总可由市场力量调整，就更不必说了。
——消费习惯陈旧。确有这个问题，你怎么要求勤俭了一辈子的老奶奶，每个月去买一条裙子呢？但这未必是主要问题。消费习惯可以改变，而且它实际上是由市场引导的；作为消费主体的年轻人就更是如此。
如果这些理由都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当下无人花钱呢？
这并不是一个两句话可以回答的问题。如果下面竟为此而说一大堆话，那确实是不得不如此。关键在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系统问题，解答也不能不是系统的。
统而言之，问题涉及产业结构与消费市场结构。产业结构不在我的考虑之内；况且，产业也是受消费引导的。我的关注点在消费市场。
一个不太可能改变的事实是，除了少量高档商品之外，大量商品是面向大众的。完全可以说，商品的大众化，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如果没有庞大的消费者队伍，厂商到哪里去赚到他们的利润呢？且将海外市场搁置不论——没有哪个大国能永远指望它。
因此，一个合理的经济，必定有赖于囊括域内大多数人口的消费者群体，而不要指望永远在少数富人身上赚钱。不妨说，中国经济的前途就在于，存在一个人数众多且具有相当消费力（也无需太高）的消费群体，它们构成人们常说的中产阶级。
一旦中产阶级的队伍大到足以包括人口的大多数，或者至少半数以上，而且中产阶级内部财富大体均衡（所谓均富），因而每个人都有几乎同样的引导消费的力量，其合力就将空前庞大，没人花钱的现象就将不再存在。
如上所述的由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也就是我们感兴趣的扁平化社会。社会的扁平化包含三要素：主流、优裕、均富，这意味着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境遇优裕，内部大体均富。
扁平化的反面就是两极分化：占有特殊利益的少数群体与贫穷的大多数一起构成社会的主体；这番景象你大概不致陌生。
现在，已经能够简单地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一个扁平化社会，将不愁无人花钱！
对上述结论的完全论证，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这件事就留给专家去做吧。此处要指出的只是：今日的西方发达社会，大体上就已经是扁平化社会。那种社会当然仍然有不少难题，但无可否认，他们更好地实现了产销平衡。无人问津的商品，库存却依旧猛增的那种奇观，恐怕难得一见。
不消说，今天我们离理想中的扁平化社会还十分遥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啊。但在当下未必就无所作为，总可以做点事情，至少局部地缓解市场的颓势。
最要紧的还是，不要忘记根本出路之所在，而且现在就要开始朝此迈步。
一个扁平化社会，必定基于社会要素的均衡分布，因而有赖于各种社会资源——居住环境、就业机会、文化教育、医卫条件等等——的均衡配置。这件事复杂而艰巨，必定是未来几代人的重任。如果我们很少有可能在短期内做到这些，至少应认识到，没有办法绕过这些任务，除非根本不指望社会的真正现代化。
容易注意到，我们与一个扁平化社会的突出区别是，广大农村人口几乎完全被排除在中产阶级之外。因此，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促进城市化。
高层诸公已经认识到这件事的紧迫性，并已着手部署，实在是中国之幸。
推进城市化意味着，许多农村人口得准备搬家了。当然事情没那么简单。几亿人口的搬迁，是一个漫长、有序且代价高昂的过程，其间必定涉及极复杂的政策课题，仅仅是决定给予哪些人率先入城的权利，而又不给那些贪婪的官员以乘机发财的机会，就够费脑筋了。
或许，智囊们已在忙于“顶层设计”，那不是草根们能够关心的事情。
我关心的只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何以会显著提升社会的总体消费力呢？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不是早已在城市生活，仅仅没有城市户口吗？
可不是那么回事。任何迁入城市的人，从他获得正式城市户口的第一天起，就不再遵循已延续了多少代人的乡村生活模式了。
他将像任何老城市居民一样，过邻里能够认可的城市体面生活。他将努力拥有一套像样的住房，而不再满足于蜗居在某个阴暗狭小的出租屋内，更不愿意长期住在简陋的工棚里。
他也会像大多数城里人一样，不惜花大笔钱去装修与布置自己的居室，以使来访的往日乡亲羡慕得垂涎欲滴。他现在也不能不考虑门当户对，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圈子里寻找自己或儿女的配偶，而这件事尤其成本高昂，需要大笔大笔的钱从手中流出。
儿女们不再存在接班种地的问题；但要在竞争激烈的城市就业市场上找到称心的工作，谈何容易！现在他得考虑孩子的教育，少不了将大把的钱花在孩子读书及相关的消费上。
如此这般，花钱的道道多不胜数。而且，在所有需要出手的方方面面，他都想做得像模像样，尽可能符合城里人的观念、心态、习惯与胃口，开销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你可以算一下总账，迁入城市的一户新居民，一年该花多少钱？这肯定不是一个小数字；千家万户累计起来就更不必说了。
如果你做一个烧饼，让它的某些局部凸起，它就不是平常所见的那样扁平了。一个扁平的社会也是一样，必须排除局部的过分集中，务使社会资源均衡分布。
很明显，我们的社会资源远远谈不上均衡分布；更有甚者，目前的趋势不是走向均衡化，而是相反地走向集中化。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全世界很难找出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酷爱集中。
首先，我们的“京城心结”之深，是外人难以理解的。我们近乎本能地认为，京城应当是任何方面的首都：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市政建设与生活条件，它都应该是老大。
全国最大的公司、最大的银行、最大的剧院、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建筑、最幸福的居民等等，都应当在京城，为此，不惜集中全国之力，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北京样样都要是最好的，尽人皆知，就不去说了。只提到一件事：北京人就觉得他们的子弟有低分数进好大学的权利！北京是中央的所在地，你就不敬重中央了？
以中国之大，全力供养一个北京似乎不是很大的问题。但这种思路忽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逻辑：既然北京有权利做全国的绝对老大，那么你怎么能够反对，省会应当是一省的绝对老大、县城应当是一县的绝对老大？一个国家要优待如此多的大大小小的老大，它那有限的资源还能剩下多少？
完全不计天时、地利、人和，只把最好的东西堆到首府去，不仅无公平可言，而且于资源的利用也无效率可言。
例如，好医院都集中在首府，怎么能够方便治病救人？当下，省会的大医院拥挤不堪，而许多地方医院却听任贵重设备闲置。医疗资源的畸形布局已带来严重后果。就是教育、文化资源的配置，也呈现出同样严重的态势。
概而言之，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高度畸形地集中化的社会，这与权利与机会普遍平等的社会理想完全背道而驰。如果坚持社会扁平化的方向，那么，除了去集中化或者分散化之外，别无选择。
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将是全国性的大搬移：至少一部分优质的大学、医院及其他服务机构，从京城搬移到各省区，或者从省会搬移到基层。
分散化的结果将使国家的重心显著下移；北、上、广将不再那么超级臃肿，中小城市与边远地区不再那么近于被遗弃。地方的加速开发，将使大量中小城市迅速成长，这就将大大加快城市化的步伐。
大量乡村人口就近迁入中小城市，比拥入那些已经拥挤不堪的超级大城市，不仅在生态、社会等方面都更具合理性，而且也更具经济效率。
或许你早在一旁嘟哝了：这不是要人为地重整山河吗？这种充满狂想的乌托邦，大跃进时期已领教得够了，大折腾啊，还是让国人过点安静日子。
那你就别担心了吧，我还不至于愚蠢到鼓吹行政力量主导下的大搬移，那不仅行不通，而且势必带来大折腾。我只是主张，通过适当的改革措施造成某种机制，致使分散化成为一个自然展开的过程。这可能吗？当然可能！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自然过程，以至于形成今天那种大体扁平化的社会形态。从根本上说，扁平化不是人为设计的乌托邦，而是社会有序发展的自然结果。
现在说一个扁平化的社会将会如何如何，或许为时尚早。不过，某些逻辑上的自然推论，往往具有高度的现实性；至少，一个合情的推论会给人以信心，没必要断然排斥。
社会的扁平化，带来的不仅是效率与均富，而且是社会结构与观念的根本变化。
首先，扁平化本身就意味着更大程度的平等。在种种特权面前的极度无奈，将成为遥远的记忆。你将平静而独立地运用平等的发展机会，不再绝望地羡慕少数幸运儿。
中产阶级占绝对优势及普遍的平等，将使民主政治不再是一种奢望，而成为不得不行的现实；随着一家独大的首府优势的褪去，不合时宜的集中权力将让位于社会的充分自治。
与社会的扁平化随之而来的，不仅有精神文化生活的普遍升华，同时还有社会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今日社会中使人深恶痛绝的许多痼疾，在扁平化的大铲之下将会自动消除。
在扁平化社会中，几乎不会有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降低体脑差别应当也将不成问题。这些都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中置于头等位置的东西。或许，正因为如此，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没有理由拒斥扁平化的社会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