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类交往已如此频繁，人们拥有的东西似乎很少有什么差别了：你有汽车，我也有汽车；你有大学，我也有大学；你有红十字会，我也有红十字会……。如果谁坚称他的某项拥有你就是没有，那实在难以想象。
然而，这个世界真还有点奇妙，居然就是有些东西你有我却没有；同样，有些东西我有你却没有。而且，这种彼此没有的东西还绝不是无足轻重之物。如此说来，这个世界岂不很分裂吗？
早些年代，一个城里人来到乡下，到处找抽水马桶而不着。他哪里知道，乡下根本就没有——当然今天已非如此——这种东西！可见，两个世界缺乏沟通，不免闹些笑话。那时的城市与农村，岂不就是两个互相隔离的世界？彼此没有的东西，不知还有多少呢。
以中国的城市与农村的互相隔离，来比拟东西方的不同，肯定不完全恰当，但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
在1840年以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欧洲这块地方并不存在，就不去说了。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西方对彼此的印象，大概也近似于外星球。在每年都有亿万人走出国门的今天，还说中国与西方完全互不了解，似乎已不合事实。但在走马观花的旅游中，至多获得某些粗浅的印象；真正制度文化的东西，恐怕依然是互相陌生吧。
在与一位回国休假的中国留学生聊天时，我曾调侃他：你在美国也不参加政治学习，怎么比以前更爱国了？然后不禁相视大笑。西方没有政治学习这件事，大概彼此都不曾细想。如果真的细想起来，或许都会感到惊奇，而且不免生出许多疑问。我们的疑问是：一些从不政治学习的人，究竟凭什么立足于天地间？岂不全都头脑空虚、目无国家、无视道德、行为失范，岂不正好为贪官污吏队伍准备了接班人？西方人的疑问或许是：他们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读的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怎么就不烦？都是有知识的人，难道不可以自己去看，为什么一定要某个领导读、大家听呢？这多半是互相瞎操心。
完全没有政治学习的西方，并没有天塌地陷，实际上更具良风美俗；政治学习不断的中国，人们也没有烦死。总之，东西方都在顽强地维护着各自的生活方式，眼下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意思，也多半不会在近期内有太大的改变。
不过，没有政治学习的西方人，似乎至少有一个大损失：没有机会学习许多重要讲话。英国人多半不知道，梅首相的哪些讲话是重要讲话；或者全都是重要讲话，但就是没有任何人给民众宣读。这或许又是隔岸观火的中国人在瞎操心：没有了重要讲话，西方人还不至于不能治理。他们并不靠政要讲话，而是靠法律制度。梅首相的某个讲话，如果事关人们的切身利益，自然会有人去听，并不需要别人告诉他：这是一个重要讲话！西方人似乎普遍有些自负，深信自己有判断重要与否的能力，不喜欢别人来指点他。西方人真正有这种自治能力吗？中国人就只能将信将疑了。反正，完全由政治学习与重要讲话训导出来的中国人，是不习惯独立行走的。据说在1980年代，胡耀邦曾指胡乔木：他是一日无君则惶惶然。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一日无领导讲话则惶惶然！
西方人多半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哲学，是一个既庞大又精微的体系，它既借鉴了西方的近代思想资料，更继承了中国数千年文明传承下来的人伦大义；既包含丰富的道德要义，又有相辅相成的制度设施。这一整套思想文化精粹，西方人岂能消化得了？当然，这又是在瞎操心了：西方人根本就没想要去啃这一套！
放过学习中国政治哲学的机会，对西方人也许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他们可以省去一套与之有关的机构。在使用纳税人的钱上颇为吝惜的西方人，这可不是小事。在中国，谁都知道，宣传部这个机构有多重要、有多权威；也知道这个机构有多庞大，预算有多充裕。但西方却没有这种东西。希特勒德国有过宣传部，而且，它对于纳粹党与纳粹德国的崛起，居功至伟；其首脑戈培尔也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人物，或许在将来的“人类宣传史”上得占一席之地。但是，西方人并不认为，纳粹德国属于正常的西方制度文化体系。今天，即使还有暗中亲纳粹的极右党派，多半也不会继承纳粹的制度设施。
在我们看来，没有了宣传部，一个国家岂不没了方向，随时都可能陷入深渊或者走上邪路？特别，那样多媒体，倘没有宣传部告诉他们，该登什么不该登什么，什么要放在头版头条，用什么标题，标题用什么字体，几个小小编辑还有本事定得下来？岂不会乱套！如果特朗普有一个宣传部统管全美媒体，他也不至于像今天那样焦头烂额，每天都要备受媒体的狂轰滥炸。不过，西方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至少有一个理由让你不能不信：如果特朗普真的设某个宣传部来管媒体，还不知道美国将被特朗普乱成什么样子！在这件事上，东西方的逻辑恰恰相反，多有趣的人类！
没有了宣传部，西方的政治天空中就少了一道风景：由道德明星，即先进模范人物构成的风光带。在中国，许多人至今都在埋怨，就是因为没抓学雷锋、或者抓得不力，致使道德滑坡，老人跌倒没人扶，有人落水没人救……。其实，可不能怪我们的宣传部没下大功夫，哪一年没有无数戴大红花的英雄模范上媒体？西方就没有这些东西。只是蹊跷的是，西方并不缺少善行；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西方也不少雷锋，甚至可以说处处是雷锋！这一点特别令雷锋故乡的人不爽，于是就有人编出故事来，说什么“学雷锋”的口号已经挂到美国西点军校去了！可惜，西点军校偏偏否认有这回事，也太不给脸了。
由孔夫子教导出来的人，可能多少年后都不能理解：道德不是从某个样板学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环境中习得的。这种观点，正是属于唯物主义者马克思！马克思与孔夫子是多么不同啊，究竟要认哪一位为我们的老祖宗呢？
发现我们没有的东西，似乎要容易一些。自1840年以来，那些不甘华夏沉沦的中国人，矢志不移地为之奋斗的事情，不就是从西方引进我们所没有、而又急需的东西吗？首先是坚船利炮，其次是机器技术，然后是科学文化……。当时人们孜孜以求的一切，今天似乎全都有了，而且似乎比西方更多了。以致一些人根本就不再记得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那段历史，好像又回到了乾隆时代：
中华无所不有，无求外人。
很少有人想到：今天我们仍然缺少一些西方人拥有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我们迟早需要的。
西方有而我们没有的，既然不是汽车、洋房、电脑、手机这类物质的东西，那就是宪政、国会、责任政府、独立司法、公民社会等制度文化的东西了。然而，恰恰这些东西已被定性为“不能搞”的“邪路”了，谁还敢提？“正邪自古同冰炭”啊。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邪，那么西方还有一样更邪的东西，那就是老百姓竟然认定可以主宰自己的那种妄念，所有其他邪说都源自这一妄念。孔夫子的教导恰恰相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如果老百姓主宰自己，还要领导干什么？如果承认老百姓能够主宰自己，那就不能不承认老百姓也能主宰国家，于是就得承认民有、民治、民享，承认公民社会、宪政民主这一整套东西，而这岂不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幸而我们没有这些。中国的政治哲学，第一位的东西从来都是领导，无论以什么语言表达，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到今天，都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了……领导，即使不必像曹阿瞒所说的，将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似乎天下大乱是肯定的。
邪路上的那套东西有多可怕，东方政治家全看在眼里。卡梅伦在首相任上，仅仅因从其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有疑问的财产，为免被议会弹劾，就赶紧向民众道歉了。神气无比的特朗普的“禁穆令”，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法官宣布暂停，特朗普即使气得直跺脚，还是无可奈何。不久前还风光无限的朴槿惠，因一件在中国人看来根本不足挂齿的小事，被弹劾下台了……。如果某个中国政治家，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仍然还想搞那“五不搞”，那真是糊涂透顶了。
那么，没有了邪路上的东西，会怎么样呢？
没有议会、公民社会与独立司法的强势监督，大小老虎们就纷纷出笼了，抓不胜抓，让干练无比的王岐山忙个不亦乐乎。没有对政府的严格问责制，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裁那些骇人听闻的渎职行为。人们根本就不清楚，每年投下去的那成万亿的资金究竟都去哪里了；更不知道，沿“一带一路”撒下的那亿万资金，是否真正起了作用。没有宪法机制，没有质询、弹劾、引咎辞职等一系列配套的玩意，当掌舵者犯上文革那样的大错时，就没有什么力量能纠正他，以致最终酿成天下大乱。没有选举授权，仅仅依靠无言的历史来赋权，就花10年时间还不足以纠正极左的路线错误……。
如此看来，没有邪路上的那些东西，似乎真的恶果连连。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对此，有两种相反的意见：
其一，认为不妨取人之所有，补我之所无。既然这些东西西方用之有效，东亚日本、四小龙用之亦大见成效，凭什么能够断言，独独于我绝无成效？况且，是否有效也应证诸试验结果；对于从未一试的东西，岂可轻言其绝对不行？
其二，认为无需借他山之石，还是我们自己的东西管用。要肃贪治贪吗？有超强的纪检与双规在，何愁大小老虎不除；经济财政需要监管吗？历来都是靠“讲政治”解决问题；落实政府责任吗？我们有党政工团协调一致的优良传统；健全纠错机制吗？自延安时代起，整党整风就是屡试不爽的最佳法宝……。
这就有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选项。能让人们依据实际效果作出自己的判断吗？
无论我们还会从西方引进些什么，也不论西方将从中国学习些什么，彼此没有很多东西的局面，也许多少年后都会依然如故。
即便如此，中西之间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几乎不经意的互相借鉴、互相取长补短，依然会悄然进行。这种历史潜流，或许比任何大张旗鼓的“西化”、“东化”运动，都更有力量。当然，这种静悄悄地进行的互相学习，绝不会出现在自负的政治家的言谈中。在他们的眼中，他山之石，永远不屑一顾；唯有自家的碧玉，才是无价之宝。至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件事，就听其自然也罢。
西方可曾学过东方？岂止学过，可以说20世纪西方的巨大成功，在很多方面就是学习东方阵营的结果。今天，每一个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会承认，诸如工人主权、工人持股、工人福利、工人参与管理——所有东方阵营宣称要做到而实际上根本没有做到的一切，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要素，在欧洲各发达国家都达到了先前人们不曾梦想到的水平。
那么中国学西方又如何呢？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巨大成功，其秘诀就在于大幅度地学习西方！在1989年之后，意识形态走到前台，堂而皇之地学习西方已经不合时宜。但局部的、零星的、不事张扬的学习，却一直在静悄悄地进行：一批批干部被派往新加坡、美国、欧洲培训；一批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词汇，如问责、质询、竞选、组阁、施政演说、引咎辞职、司法赔偿、解密等等，被非正式地采用，特别敏感的则加上引号；某些事关重大却又难以回避的东西，例如民间组织、分权机制等，则着手某些内部讨论，等等。当然，所有这些进展都近于无形；与公开宣传中频频出现的“警惕西方敌对势力”、“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比起来，尤其显得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新的元素一旦引进，其生命力就很快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那些虚声恫吓却没有什么力量。
这样一个进程会将人们带向哪里，则只有由历史来回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