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外，理论家似乎都相信：德行不足以治天下。但如果由此再往前走一小步，干脆断言“德行与治理毫不相关”，那就大谬不然了。恰恰相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执政者的德行对于治理绩效影响至巨，在短期内尤其如此。这种历史经验并不新鲜，甚至有点儿平淡，以致被人忽略，因此值得在经重新解释之后予以强调。
在儒家道统下，君王不仅立于权力之巅，而且也立于道德的顶峰，从那里傲视着等待教化的臣下与鄙俗小民。在官修正史上，所看到的多半是圣帝贤君，少有道德疵瑕。只是这样一来，存留正史的先王圣迹，反而显得了无深意，甚至近于粉饰了。
幸而，王朝国史都是后代所修，这就少去了许多忌讳，其客观性与可信度，都达到了某种过得去的水平，甚至胜过一些现代著作。这足以让我们获得一种信心：或许，可以从历代正史中选出某些有德之君的真实故事，以鉴后人。
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下，道德的核心是仁。用浅近的日常语言来说，“仁”不过就是宽容、宽厚，宽待臣民而已。至于“仁者爱人”、“爱人胜己”、“爱民如子”，那就是更高的境界，恐怕是高不可攀了。即便是以较低标准衡量，历代仁君能有几人？
唯有如此，从正史上读到文景之治，看到两位绝不算雄才大略的帝王，居然懂得让百姓休养生息，才深切地感到这实在是功德无量！在文景之前，包括秦代在内的一百余年间，天下汹汹，战乱不已，人民困苦久矣，不太可能豪情满怀地去为帝王成就伟业，只希望稍事休整而已。能满足民众这种最低要求的君王，还不能算贤德之君？至少，比那个不惜民力、只知东征西讨的汉武帝强多了。据史载，汉文帝轻徭薄赋，免收全国田赋12年。其本人节俭敦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死后遣散宫女，令其改嫁。这般寒怆，在那些爱风光的帝王看来，已经惨不忍睹了。文帝之子汉景帝，也继承了文帝的不少德行，但史上口碑稍欠；一些人认为他刻薄寡恩，逼死周亚夫一事尤其被后世诟病。
“文景”之后的仁君不多，最被称道者非唐太宗莫属。唐太宗固然没少开疆辟土，但总算心存百姓。这两者兼而有之，乃千古难事。因此，将“千古一帝”安在唐太宗身上，远比安在秦皇或其他什么人身上更合适。对于唐太宗的贤明，甚至有好事者总结出如下“十诫”：不纵欲、不用私人、不专庶务、不以敕代法、不自大、不尚诈、不拒谏、不聚敛、不自用、不黩武。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确实国势不强，其原因很复杂，并不能一味诿之于国君失德。宋代当然不免有一些庸君，但亦不乏仁君，最突出者就是宋仁宗。仁宗为仁君，实在是实至名归。可见，君王的德行也是一种可观的软实力。
正史固然着意赞颂君王，但也还没有到逢君必赞的地步。实在看不过去的暴君、淫君、庸君，也是不被史家放过的。
秦始皇、隋炀帝等暴君的德行已经无人不知，就不去说了。我更感兴趣的是，史上某些备受恭维的君王，实际上也是败德惊人的。
年仅4岁就声称要金屋藏娇的汉武帝，当然不会是一般的皇帝。他受到历代士人的崇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是强者。他的强势，对外对内都有不俗表现。他在对外征讨中弘扬了国威，从此“汉人”一名足以使胆小的外夷望风归顺。不过，以为他对扩展中国版图有什么贡献，却言过其实。他一度征服的北部朝鲜、漠北、西域这些地方，最终都没有守住；征服海南岛后设置的珠崖、儋耳二郡，则因“不便”而被主动放弃了。对内的强势就是割大臣的脑袋，在这一点上汉代的其他皇帝无人能比。被汉武帝砍了头的大臣中，颇有一些显赫人物：赵綰、王臧、王恢、窦婴、赵周、荀彘、田仁、屈氂等等。在“巫蛊”一案中，汉武帝最充分地展示了他的暴虐。对于他的喜怒无常与嗜杀，司马迁仅仅以“春秋高”三字来解释。司马迁本人也因言论不当而差点被杀，最后被阉割了事。就因这个缘故，一些铁定维护帝王的人，竟然诬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武帝发泄怨气！幸而《汉书》是东汉人班固写的，不致有诽谤之嫌。平心而论，历代史家待汉武帝已算不薄，他的真实德行未必配得上史家对他的评价。
生活在盛唐晚期的唐玄宗，即唐明皇，尽管给国家惹下奇灾大祸，差点断送了大唐的江山，但似乎仍然莫名其妙地被众多古今人士——尤其是无数文人——所喜爱。我猜想，或许是这个皇帝太有故事了，而且还都是那种香艳非凡的故事。如果是这样，那么唐明皇的形象就无可挽回地与某种不很纯正的大众心理绑在一起了。这样的唐明皇，其德行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而历史事实也确乎如此。如果没有杨贵妃，唐明皇的故事大概也没人看了。据说，杨贵妃原为唐明皇儿子李瑁的妃子，唐明皇将其夺过来，纳为自己的妃子，虽于礼数不合，他岂是在意这些的人？宠幸一个贵妃，就不免宠幸一串利益攸关却误国的人，如杨贵妃之兄杨国忠、宦官高力士等；也不免排斥一些忠良，如罢免了良相张九龄。唐明皇的故事有一个凄婉的结局，肯定是他意想不到的。
古代无德之君也有一些更胜一筹的现代继承者。
萨达姆的一个特殊嗜好，就是从大街上随机地抓回美女享用；他在全伊拉克有70处行宫——或者叫专用招待所——外人根本无从知道，他在其中玩一些什么新花样。有这样一个暴君，伊拉克人还想过好日子？要不是这样，他的王朝也不至于一触即溃。
在东欧这样一块多少播下了欧洲文明种子的土地上，齐奥塞斯库这样的奇葩人物能够存在，也算是一个奇迹。他有一个不俗的爱好：将自己卫生间中的所有水管、龙头用上黄金。他将自己的宠物狗封为少校；仅仅因为这位少校被某个医院的猫抓伤，他就毫不犹豫地下令拆除该医院！
在奢华方面，铁托也不让半分，他单独占有整整一个岛屿，在其中过着真正的帝王生活，其奢华的程度，让后来的参观者震惊得目瞪口呆。这样的淫君治理下的南斯拉夫，还可能做到吏治清明？后来南斯拉夫分崩离析，或许不能全怪铁托，但就没有他种下的种子在起作用？
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度里，金氏家族能够花巨量外汇从欧美进口奢侈品供自己享用，还能指望手下高干们廉洁奉公？在一个众人皆瘦的国度里，看到他们的领袖胖到行动不便，老百姓就不再有什么指望了。如果一个现代的无冕之王公然蔑视任何道德戒律，我行我素，肆意妄为，荒淫暴虐，还指望民众天天斗私批修，天下尽为尧舜，那就是天下最稀奇的事情了。
在一个风行事事请教老祖宗的时代，在事关道德这样郑重的问题上，不能不听听老祖宗是如何说的。只是令人失望的是，恰恰在这一点上，老祖宗几乎什么也没说；而且，对于所有大谈道德的论著，无论出自左派还是右派之手，老祖宗都不屑一顾，往往报以轻蔑的嘲弄。如此看来，老祖宗根本就不认为，道德是笼罩社会的一种支配力量。那些恰恰将道德置于万事之首的现代门徒，或许根本不知道这一点；否则，不知会作何感想。
老祖宗当然持论不错，道德肯定不足以改造社会。但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已经定型，在一定时期内毫无弹性可言，道德教化的那一点点力量，也不能说完全可有可无。尤其是君王的道德形象，不能不成为社会的标杆，古今皆然。
一人向善，未必天下向善。但如果君王真正能洁身自好，持久向善，他身边的文武百官至少不敢公然为恶，或者终究会效法君王的榜样，趋善避恶，那么整个庙堂的道德水平就会上一个等级；这种良序多少会辐射于低层，以致达于草民，那么就会有一个全社会同心向化的局面。你能说，君王的德行完全没有改良社会的功能吗？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熙之治的社会，无疑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就不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至少也不至于天下纷扰。你能说，这几个帝王相对较好的德行，不是一个重要的正面因素吗？
如果说，严于律己的君王未必推动全社会的教化，那么无德之君必定会使吏治与社会风尚败坏不堪。唐明皇耽于淫乐，迷住杨贵妃之后，“从此君王不早朝”，遂使朝廷与天下呈现乱象；安史之乱未起，实际上天下早就乱了。宋徽宗迷恋楼台亭阁、花石珍奇，荒淫错乱，他还想安享天下？也该他去关外当俘虏了。这种教训，并未被后世帝王放在心上。明朝无疑是史上最黑暗的王朝，你能说，这与明代昏君之多全无关系？嘉靖与万历都是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他们是否为天下树立了榜样：官吏们也可以不上班？
坚定的唯物论者想必更乐见道德无力量的例子，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诸葛亮的德行是史上公认的；在刘备去世之后，他就是蜀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称为有德之君亦未尝不可。但这并不能挽回蜀国的覆亡；蜀国实在不敌魏国，形势终究比人强啊。明代的崇祯皇帝的操守远胜于他的许多先祖，而且也雄心勃勃，励精图治，但他还是无力回天，不免做了亡国之君；最后以一死殉国，也胜似宁当俘虏的宋徽宗。鸦片战争之后，道光皇帝就不必指望在后人心中有什么好印象了。但平心而论，他的勤政清廉，且不说较之于清代诸帝，就是与现代政要相比，也未必逊色。但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终究无能为力，现代人岂能苛求于他？
我完全认同历史唯物论者的观点：精神力量终究不敌物质力量。道德当然是一种精神力量，从根本上说，它不可能改变基于物质力量的大形势。但在承认时代总趋势的大前提下，在特定地域和特定时期，道德力量大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如果以为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国家兴衰祸福的每一次潮涨潮退，都由物质力量或者由以物质力量为背景的制度决定好了，统治者德行的优劣完全不起作用，那就无异于陷入一种完全不可理解的宿命论，而且几乎是在鼓励统治者自暴自弃、无所作为、甚至肆意行恶了。
天下大势如何，是否每人都有进天堂的机会，这确实不是一个俗人能看透的。人生也短，就不要去指望什么“社会发展规律”救人于苦海了。个人有权利盼望在一个“好主儿”的统治下，度过可心的一生。至于他是否有这个福分，那就在于天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