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经验的旅行者，也不免有难于选择道路的经历。在更复杂的人类活动中，道路——自然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选择之艰难，势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以致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有关路的故事。如果说到整个国家走过的道路，那么路的故事就会成为国家历史的重要篇章。中国现代史上，就有三个这样的故事，它们分别发生在清末民初、毛时代与改革开放年代。
“道路”原不过是一个粗俗的字眼，但移用于国家历程之后，就成了一个颇具亮色的名词。至于朝野一致地关注国家应走的道路，却是现代中国所独有的政治图景。
为什么我们那样在乎未来的道路？就是因为那对于我们是一条陌生之路，岂止未曾走过，自古以来都未曾听说过，完全不知道它究竟是一条阳关大道，还是一条崎岖险径。
将亿万人带上一条风险莫测之路，岂能不每天都大声宣告：这就是世界上最光明、最幸福之路！且不说，唯有这样才能制止那些心怀疑虑的人的不断嘀咕；也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啊。
此前的中国人，难道是无路可走，身陷绝境？这也太贬低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了。但在近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确实险象环生，已有点日暮途穷的景象，无法安然地徘徊于旧路了。
此时，就有一些大智大勇的中国人挺身而出，替国家探寻新路。其实，探路者并不需要披荆斩棘，另辟蹊径，只不过在列强走过的那些熟路中作一抉择罢了。但这一抉择却不容易，而且事关国运，真正万众瞩目啊。
在20世纪之初，睡狮初醒，大多数国人彷徨无主，急盼高人引路。于是在一小批高瞻远瞩的人士中，展开了为国择路的竞赛。
这样的“择路竞赛”旷古未有，岂不震动海内，热闹非凡！康有为率领维新党人奔走呼吁，鼓吹学习日本，走君主立宪之路；孙中山则踏遍全球，考察各国，决意学习西方，走共和之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就近取法，主张以苏俄为师，走社会主义之路。于是，在国人面前就至少有了三种选择；选择当否，可是国运所系啊。
如果是三个旅行者，在一个三岔路口各有主张，不妨坐下来慢慢协商，就三者择一达成一致。但在一个纷纷攘攘的大国，要在相差悬殊的三条路中择定一条，就没那么容易了。要害在于：这涉及谁坐天下，而几千年来这一直是头等大事，却苦于没办法取得一致。西方人熟悉并主张的那些办法，诸如政党谈判、国会议决、全民公决等等，中国人何曾见过？即使略知一二，岂肯一试？
中国人唯一熟悉的，就是几千年来的老办法：战场上解决！在古代，这叫做中原逐鹿；这未免太文绉绉了，还不如依现代爽快人的赤裸裸的说法，唤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康有为及其党人当然没有这个本事，就只能站在旁边观战了。于是，“逐鹿”的苦斗就只在孙中山与陈独秀两人的继承者之间展开。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于是我们就走上了俄国人之路。
那时走上的路，对于中国人固然是一条陌生路，但在世界现代史上却是一条熟路，已有一些国家走过或正在走，它就是人们最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仅仅是某个无名之辈走过，或许还不足为训；但最早走此路的，却是许多中国人已仰慕了几十年的老大哥，而且在传说中，老大哥经由此路似乎已近天堂了！对这样的成功之路还不由衷向往，就完全不可理喻了。
发生于20世纪初的择路故事，无论如何惊心动魄，都已经成了历史。但我们却不能不生活在这一选择的后果中。我们该如何称颂择路者的功德呢？
上世纪中叶，有一个词在中国风行了十余年，且伴随着它的风暴让无数人魂归西天，这个词就是走资派，其全称唤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事关道路！可见，在现代中国走什么路简直祸福所系、性命攸关。与走资派有关的路的故事，特别惊心动魄。
由领袖钦定的两个最大的走资派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是当代人所熟悉的，就不说了。刘则是毛成就其伟业的第一功臣，想必自认与“资本主义”斗了整整一生，最终却以走资派的身份收场，这一幕荒诞剧确实是局外人未曾预见也没法看懂的。
要是纯粹抠字眼，“走资派”这三个字就词不达意。在刘少奇时代，在中国连一点资本主义的影子都没有，刘少奇如何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呢？就是梦游也没门啊。但毛就是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刘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而那是金口玉言，谁敢说不是？事后人们不禁想：可惜被冤屈的刘并非真走资派；如果他真是而且走成，中国的现代化岂不要提早几十年？这种白日梦就别做了吧。
如果不抠字眼，就实质而言，则不妨说，毛刘两人走的路确实有所不同，但也并非相反。这样一来，在新中国路的故事就颇具戏剧性了，说起来也有些话长，只能长话短说。简而言之，毛刘两人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与走法大相径庭。
刘是典型的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人，用中国人更习惯的说法就是教条主义者，恪守自早年形成的那一套理念，习惯性地接受苏俄的正统共产主义教条，希望在中国再造一个苏联。他最珍视的那些理念就是：纯正的列宁主义理论、党的严密组织与严格纪律、完全正统的按部就班的经济管理、完全在党组织控制之下的秩序、对于社会生活的某种松紧适度的控制、政府组织的高度规范化与正规化、党内与政权内部生活某种程度的规范化，等等。
这一套理念或许与刘的留苏经历不无关系。这些理念彻底实行的结果，当然不可能建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社会，而只是一个僵化的官僚主义社会，就如同苏联集团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但或许能维持某种安定有序的外观，且获得某种速度的经济增长，让国家实力与民众生活稳定成长到一定水平，就如同苏联这个榜样所展示的那样。
刘理想的道路一点也不美妙，但至少在短期内风险较小。
无论在气质、经历、知识结构与理念上，毛与刘都完全不同。毛自称毕业于“绿林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山大王”，从不遵守任何常规，厌弃所有秩序安排，喜欢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在理论上，他不屑于遵循共产主义万神殿中任何先知的教条，只是珍爱自己的格言；政治上，他不喜欢任何组织与制度约束，拒绝哪怕是装饰门面的法制安排，公然宣布不相信任何法律；经济上，他排斥最起码的成本效益核算，厌弃专家管理，乐于采用军事方法，实际上是游击战方法；施政方法上，他喜欢越过组织系统与官僚系统，极端地运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总希望创造奇迹一鸣惊人。
他纵横捭阖、别出心裁，将历代帝王的种种谋略发挥到极致，不断掀起滔天巨浪，直至让整个国家陷入灭顶之灾。他是旧世界的一个伟大的摧毁者，但在最低限度上也不是新世界的合理建设者。他在自己的狂想中，醉心于建造一个乌托邦的空中楼阁，这一切随着文革失败而化为乌有。
毛与刘的道路之争，是幻想中的乌托邦与教条主义乌托邦之争。在最好的意义上，这种争执不可能有胜利者，也不可能有出路；在最坏的意义上，则都是失败者，而且斗败者死无葬身之地。
可见，“前三十年”发生的路的故事，是一个无比惨烈的故事。
毛刘两人都消失之后，中国又来到一个关键的岔路口：中国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之路？
对于什么是现代化，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在文革之后的中国，朝野都没有什么完全清晰的观念，更谈不上达成共识。就是在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没有清晰的答案。既然目标不清晰，道路的选择似乎无从谈起。但至少有一点没有争议：肯定需要改革！当时的现状已经悲惨至极，没有人不认为需要换个活法。于是，中国就进入改革年代。改革之旅，也就是现代化之旅。
首要的问题是确立改革的目标。描述目标有两种方法。其一是选定一个仿效样板。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心仪欧美世界，自然确立为追赶目标。但西方的政治、精神价值非我们的意识形态所能容，西化与反西化之争，很快就成为路径选择的焦点。不过，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主张完全西化的一方，分歧仅仅在于学习西方该走多远的问题。
其二是对经济、政治、科技等等分别确定改革目标。经济目标可以精确到具体数字，例如最初提出年人均收入800美元。政治目标则无人敢提及，或者同样陷入较开放与保守的分歧。
尽管众说纷纭，但如同以往一样，中国的问题还是由权力来解决，即由权力最大的人说了算。于是，改革之路就决定于总设计师。
其实邓也没有什么整体设计，只是在他的授意或影响下形成了某些官方文件，其中包含了某种初线条的改革构想：在经济上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的方法，大量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知识，实现经济的高速成长与经济机制的市场化；另一方面继续维持原有的政治制度、权力构架与精神理念，将所谓政治改革限于提高行政效率。
改革之路并不平静，仍然充满了争执甚至激烈斗争，这种争执被一些国内外人士归结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这一说法铆合了某种古老逻辑，然而实际上是一个误解。
首先，我不知道是否存在完全基于政见而非权力争执的两派，且两派阵容分明、彼此对垒。这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人们不妨参照唐代的牛僧孺李德裕两党之争、北宋的王安石司马光两派之争、明代的东林党人与阉党之争，他们都不是纯粹的政见之争。
其次，即使对于外界所称的改革派与保守派，说他们是完全不同道路的对立，那只是局外人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差异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即使被认为最激进的改革派，也未必愿意或者敢于完全仿效西方；而被认为最顽固的保守派，也未必真正主张完全退回到毛时代。
只有澄清上述误解之后，才能理解改革年代的一些似乎不合常理的现象。例如，正是在1989年之后似乎倾向保守的那些领导人，开启了“后三十年”中最激烈、最见成效的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在本世纪初，在颇具改革形象的新一代领导人主政下，改革却进入了一个进展迟缓的沉寂期。
对于改革尽快见效，国人自然怀有很高的期待。
不过，或许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国这艘巨轮能坚守着既定的改革航线吗？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这只能寄望于舵手。如果新舵手过于迷恋老伟大舵手的功业，驾驶巨轮驶向返程之路，还谈改革见效的快慢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说人们还能聊以自慰，那就是：要将一艘改革进程中的超级巨轮反转航向，谈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