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交当然不是私人社交，但两者也不是毫无共同之处，至少在尽可能交到朋友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如果外交的要务仅仅是推销理念、树立国威，为此不惜树敌或者制造对手，那么，在当今国际社会的土壤中，所种下的就只能是外交奇葩了。
几乎人人都认定为世间真言的一句话是：弱国无外交！这在公行弱肉强食的时代当然没错；但在大体遵行国际规则的21世纪，就未必如此了。今天，不少弱国的外交做得有声有色。例如，你能说，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科威特等国家的外交很糟吗？
或许，一句更真实的话是：闭目塞聪的大国无外交！
乾隆年代的中国既不小也不弱，它有外交吗？人家送上门来的一场外交大戏，也被拒绝了：1792年，已经是世界头号强国的英帝国，派出由马嘎尔尼率领的庞大外交使团造访中国，被特别富有想象力的中国朝廷当作“朝贡者”，而且将本应用于外交谈判的时间，耗费在英国人是否要行三跪九拜大礼的争论上。英国人扫兴而归且不说，而天朝则更加自鸣得意，竟然完全不知道已经惹祸上身。
无外交未必就洪水滔天，至少省去了银子无数。我们还真经历了这样一个无外交时代，它离今天不过百余年之久。那个时代当然不可能为后人留下什么外交宝典，但那时朝廷的心态与作派，却很值得后人深思。你不妨思考一下，乾隆坚决拒绝与英国建交，他那深奥的头脑中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将这件事琢磨透了，或许对于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的答案，就在其中了。
然而，这个问题比初看起来要复杂些，不是两句话就可说清楚的。至少，得分如下几个层次考虑。
盲目自大的国家定位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朝廷对于中国之外的世界，基本上取一种忽略的态度。这样一来，在传统观念中，中国、天下、世界这三个概念是几乎可以打等号的。
在古代，你还真不能说，这种看法有什么大错。你不妨设想自己生活在遥远的汉唐时代，往四面瞧瞧，你能看到什么？北边一片荒漠，偶尔出没的一些游牧部族，哪有资格与堂堂中华平起平坐？
朝西部望去就是雪山高原，就当无人之境好了。
南边呢，历史上一直被称为“南蛮”，什么林邑、真腊，也数不出几个国家来，况且也不配与中国平起平坐。至于东边就是大海了，其中的几个岛国都无足挂齿，谈不上与之有什么来往。如此说来，岂不就剩下孤零零的一个超然大帝国独立于斯？
没有可谈外交的邻国，这实在不是中国的错，只能说是世界的错或者老天爷的错。但海外不是还有不少顶天立地的国家，如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帖木儿帝国等等吗？天隔地远，哪有天朝人士注意到它们的存在？
没有列国并立的平等心态 “一国独大”的天下观或许可解释盛世，但解释不了衰世。例如与宋帝国并立的辽国或后来的金国，地域与国势都不逊于北宋，而且在边界战争中屡屡获胜，北宋都屈身求和了。
即便如此，朝廷还是要习惯性地装老大，总视对方为“番邦”，宁愿多输银两，正统地位却不让半分——至少在本国臣民面前得装作如此。明明是依据和约条款，每年输给对方银若干、帛若干，但在朝廷及士大夫看来，这些全都成了“赐予”，享受那种居高临下的美妙感觉，岂不快哉！不过实际办事的官员肯定知道，这种戏，是绝不能当着辽国或金国使者的面演的。
根深蒂固的惰性 这种秉性已维持数千年了。如果某个人，生性喜欢独往独来，厌弃任何社交，宛如患了自闭症，还能指望他去主动交个朋友？
国家也是如此。
比如，大体上与明帝国同时存在的近邻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与明帝国并无冲突，在实力上似乎也不相上下，但明朝那些皇帝老儿，根本就没想过要去交结这一类的邦国。像嘉靖、万历这些奇葩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上朝，还能指望他们对域外有一点点兴趣？
你多半会立即举出一个反例来：永乐大帝不是派出了庞大的郑和舰队，沿“海上丝绸之路”去广结友邦吗？
真的，永乐为何一反千古成例，出此奇策，或许千载之下也难有答案，此处且不论。但能肯定的是，郑和七下西洋没有交到任何友邦，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种任务，他不过是去宣示天朝威德，对海外番邦广撒银两而已。
为表述简便起见，不妨将上述三点概括为：独大、倨傲、无为。
如上所述，在对外关系上我们的历史遗产就是：独大、倨傲、无为。这是否仅仅是古代世界特殊环境的产物，在今天的新环境下，已经再无踪影？只能说，理当如此，但实非如此。只是这样一来，就不免有一些奇葩后果，不妨称之为外交绝笔。
面对一个强手如林的世界，“独大”的想法不免太疯狂，稍有理智的人都不致如此。但近于本能的心态与惯性思维却依然在起作用，在潜意识中充头或等待充头的姿态，绝不会放弃。
于此，一个合符逻辑的取向就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小伙伴，以壮声威；办法则依然是永乐帝的套路：撒钱，大把大把地撒钱！国家虽不富裕，文革年代尤其如此，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十亿人每人碗里省下一口，也足以撑死一个小国。
首先受益的是四个小兄弟：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稍次一点的是亚非拉那些穷兄弟。对它们的那个慷慨，岂止是史上少见，那真是世上无二。
大饥荒时期，全国到处缺粮，省省告急，库存的那点粮食本不敷用，但就凭领袖大笔一挥，运往越南、非洲去了。
花大把银子好不容易进口一点面粉，船还在海路上，只因阿尔巴尼亚一个要粮的电报，面粉船竟过国门而不入，就开往阿尔巴尼亚去了，国内老百姓眼巴巴望着有啥用？撒钱撒粮，喂养几只羊也还好说，偏偏养了几只白眼狼！其他都不说了，单单养个朝鲜，已经付出无数，还铁定要后患无穷！
至于“倨傲”，似乎是没有的事。仅仅是几乎每天都在强调的“不称霸”，就应该足以感动全世界了。
当然，人们知道傲气藏在骨子里头；只是得有表现机会。赫鲁晓夫正好给了这样的机会。
与前苏联之间的故事特有戏剧性，今天那些只会捧普京的年轻人，真该听听赫鲁晓夫的故事，长点见识。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不是当年赫鲁晓夫打破坚冰，普京多半只能在东德的特工任上终老退休了，何来今天这种风光？
赫鲁晓夫读书不多，粗鲁无文，却直觉机灵，能把握时代大方向，果断地终结了僵化的斯大林主义，将整个东方阵营领上了一条活路。但他没有注意到，这势必激怒他的主要竞争者，即当时的中国领袖。
在气吞全球的毛看来，斯大林之后的斯大林，当然是非他莫属，这场龙虎斗就势在难免了。当然，这并非两个人的战斗，而是两个民族、两个大国的搏斗，幸好主要的武器是笔，而不是核弹。
1960年代初，中国方面连发了9篇“雄文”，笔杆子们至今都深信不疑：正是他们的文章将赫鲁晓夫撵下了台！倒是当时指挥笔杆子的人——就是后来的总设计师，有更多智慧；1989年他在北京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了一句极聪明的话：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双方都不全对！这就终结了一场长达30年的奇葩外交战。
想想在五大洲撒钱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劲头，还说我们的外交“无为”，简直是天理难容了。但恰恰有无为之处可议。
其一是凡可能触动某些教条的事情，肯定是无为的。
例如，“干涉内政”是绝不能碰的。即使是明火执仗的强盗，也别想从中国外交官口中抠出一个字的批评！
苏哈托抢劫国民财富无数，杀人无数，尤其是杀害华人无数，还不算强盗？但中国外交部就是沉得住气，绝不吭声。如果将“不干涉内政”奉行到底，也不失为一种执着。但1960年代用整版文章批判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的国内改革政策，不知那叫什么？记得那时《人民日报》一个通栏大标题就是：《将叛徒揪出来示众》，说的就是当时南斯拉夫的国家元首铁托，而铁托当时根本就没有说过中国一个字。
其二是，中国外交官几乎不可能有任何主动的作为。即使发生了急如星火的外交事件，只要没有北京的指令，中国外交官就宁可静坐不动。
周恩来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外交无小事。我一直不明白，怎么唯独外交无小事，而其他行业就可以有小事吗？医疗人命关天，教育关系子孙后代，应当更无小事。实际上，任何行业的事情按重要性总可以分出大小等级，在任何成熟的行政系统中，恰当地明确责任等级，是一个纯粹的专业问题。或许，正因为我们的行政系统缺少这种专业性运作，才使得无人担责，岂独外交部门而已。
这些今天实属奇葩的东西，在当年可是当作不朽功业看待的！
今天的国际舞台上，听到愈来愈多的一个词是“专业”；它的含义与学术上所说的专业自然不同。美机飞近俄罗斯领空，俄战机起而拦截，普京立即表示俄方的做法“很专业”。中美两国的军舰在南海相遇，事后双方都声称，自己的行为是专业的。此处的所谓专业，无非是说“符合普遍认可的规则”。至少从字面上看，专业性的要求超越政治；所谓政治，当然以当政者的利益与诉求为依归。
那么，对于外交的要求，应强调“专业”还是政治？
如果是在文革年代，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显得离经叛道了：政治统领一切，外交岂能例外？在改革开放年代，如果一定要正式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得到的回答也仍然是：政治是首位，因为“讲政治”仍然是基本的信仰。如果只是做而不说，那么如何处理专业与政治的关系就有些微妙。这种事也并非完全为我们所独有，特朗普的下属同样焦虑着：是依据规则独立处事，还是宁冒被指为“不专业”，优先迎合特朗普的特殊偏好？
问题是，许多外交奇葩恰恰与政治的不适当介入有关；或者毋宁说，正是“奇葩政治”主导了“奇葩外交”。因此，今天强调专业性无疑是更重要的事情。那种以万古不变的政治教条统领外交、以“老革命”主导外交机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下面不妨以经济外交、领土外交、价值观外交为例，作点具体分析。
经济外交 当然应以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宗旨。如果一个外交官的本事，仅在于当出现经济纠纷时，向有关国家提出交涉或外交抗议，那么，这样的外交官不要也罢。
一旦发生中外经济纠纷，外交官可能有如下层次的考虑：1）此纯属某个经济部门的事，还是需要外交介入？2）一旦外交介入，纯走外交渠道，还是诉诸法律？3）若走法律途径，如何选择仲裁机构？如果某个中性的、有权威的仲裁机构作出了于我不利的裁决，而你指望通过外交抗议扳回，那么，你就只有等着国际外交界说你不专业了。
领土外交 恕我用了这个并不通行的名词；但领土肯定对任何国家都是头等大事。这年头，因领土争执而大动干戈的事已经难得一见，而打口水战者则接连不断，中国外交官就忙的不亦乐乎。中日、中菲、中越、中印之间的领土外交战，恐怕还难有了结之日。这里边有政治吗？当然有——当年中国将白头山送给朝鲜、将夜莺岛送给越南、将江心坡送给缅甸……，就是地地道道的政治！但今天已换了一个时代，如果外交官对国际法与历史茫然无知，仅仅记住几条老口号有何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云云，既非法律语言，恐怕亦难永远用作外交语言。你就不能安下心来，钻入资料库中忙个十天半月，将用得上的证据理出一个甲乙丙丁来？如果你没有这种功夫，只会说“自古以来”如何如何，那么，就别指望人家说你很专业了。
*价值观外交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词，所以没有人承认自己奉行价值观外交，就是特朗普政府，今天也刻意与前两届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划清界线。你以为美国政府今后就不再有价值观了？没有的事！哪个国家敢说自己与价值观无缘呢？问题仅仅在于：你的价值观是否有吸引力；运用价值观的艺术是否高明；是否能掌握好分寸。在当今世界，那些坚持伊斯兰价值观的人，可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而且那样理直气壮，谁敢碰他们一下？文明的价值观未必要不时挂在口头，但外交官们至少该懂得，文明人类总有一些底线是不能碰的。如果你总是坚持说，朝鲜除了经济难民之外再无别的难民；塔利班训练的恐怖分子在新疆是匪徒，在阿富汗放炸弹就是反美；穆斯林炸了莫斯科某处是恐怖活动，炸了巴黎某处就是西方应得的报应……，这种价值观或许于经典有据，但恐怕难以得到普遍认同。
今天，直言价值观或许仍然为外交官所忌；但完全无视甚至颠倒价值观，恐怕亦为有专业素养的外交官所不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