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文明”显然不是一个好的表达;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一望而知其涵义所指。至少可赋予它三种很不同的解释:名人创建文明、文明铸就名人、名人与文明互动但无必然相关性。这些解释都有意义,且都有各自的热心信奉者。因此不妨认为,在涉及名人与文明这一话题上,上述三者的综合将提供较全面的视角。
“名人”这一话题真有重要性吗?这甚至无需成年人来回答,去问随便哪个儿童好了,他所熟悉的名人未必比你少呢。不过,对于“谁是名人”这一问题,恐怕包括名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见得容易给出中肯的回答。
帝王无疑该是名人了。但这样一来,一部《名人传》就被几百位帝王占满了,哪还容得他人安身?因此,不妨首先排除帝王,他们太特殊,而且大多数确实并不著名。类似地,也不妨排除绝大多数高官大吏,他们的名气并非来自其作为,而是来自其职务,因此多半随职务终止而消失。像李济这样的考古学者,在其行业内当然名气很大,但在行业之外则少有人知道,说明他缺少社会影响力,并非人所共知的名人,此处也不考虑。你会说,这样一来岂不排除了所有科学家?那倒不至于,例如像霍金、杨振宁、钱学森等就广为人知。也不应排除专业人士,否则就无人入选了,因为严格说来几乎所有人都是专业人士。例如,你能说方舟子不是专业人士吗?他兼有生物化学与科普两个专业。经过这些限定之后,选择的范围就大大縮小了。虽然仍然留下一个不小的圈子,但也不必继续逐类讨论了。
或许更重要的是,由谁来裁定名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的看法肯定相差悬殊,没办法达成共识。首先,官方与民间就不可能统一。官方肯定认为胡鞍钢应在茅于轼之上,民间却未必这样看。请不要惊奇,此处我持如下观点:民间应当是唯一的裁定者!否则就说不通了,因为所谓名气,无非是在民众中享有的名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名人完全属于民间,无关乎官方意志。
认可这一点极其重要,这确立了名人的独立价值,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官方封圣的正当性。既然名人由民间决定,就不应由某个人或者几个人来裁定名人,而应由全体民间人士来裁定。这岂不成了普选?那倒不必,具体操作方法不少。例如,可以考虑在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加权统计法:在不同圈子内进行抽样调查,依据影响的重要性确定权数,然后汇总调查结果,得出备选人士的知名度指数,取其排名靠前者不就得了!
仍然会有争议啊。那肯定!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没有争议的方法呢?
说“名人创建文明”,肯定有人反对。文明的创建者与历史的创造者应当大体重合,而大人物已经说过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因此创建文明的只能是人民,而不是名人。这种道理,似乎无法反对。但细想之下你会发现,说任何人创建文明,都成问题:文明是一种太复杂的东西,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完全概括所有创建文明的力量。因此,在完全严格的意义上,说谁创建了文明都是不合适的。当然,说“人类创建文明”肯定没错,但如此宽泛的说法不再有什么意义。
较合理的思路似乎是:在人类中划出一个较小的圈子,以作为文明的创建者。“名人”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小圈子;当然也可以考虑其他的小圈子:思想家、学者、工商业者、战士等等,每种选择都会有其道理,评论者至多只能说,哪种说法更有道理。
因此,目下的问题只是:说“名人创建文明”,有足以服人的理由吗?首先,不妨看看下面这些理由。
文明包含多种要素,例如技术文明、产业文明、精神文明等等。尽管产业文明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但此处不去就重要性排队,以免烦人的争议。无论在哪个领域,文明的成长都离不开积累与突破。积累相对平静,似乎不太关联名人;而突破则更加引人注目,更显得有赖于一些名人的划时代贡献,这些名人的重要性是很少有争议的。至于是否应当肯定:正是“他们创建了文明”,那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就不必去纠缠了。
例如,哥伦布、瓦特、亚当·斯密、哥白尼、牛顿、莎士比亚等大名人,对于创建近代文明的重要性,你能否认吗?如果认可这一点并能举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也就够了。至于“准确地圈定近代文明的创建者”,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那既不可能,也无意义,没有人有兴趣去纠缠这种事情。
“人民创建文明”与“名人创建文明”,当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各有其意义,都不必去否定,也没法否定。但强调前者似乎不太有意义,它太宽泛了。而强调后者就不能说没有意义,至少它更能提升杰出人物的历史地位,更能激励才智之士投身于科学文化事业,不甘愿碌碌无为、虚度一生。
在文明史上,对于名人的褒奖已不少。最高的褒奖就是以名人来命名时代了。如果说出达芬奇时代、路德时代、伏尔泰时代等等,未必人人认可,但熟悉文明史的人肯定不致全然反对。但如果有人说出“斯大林时代”呢?不能说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名词;但严格说来,那只是“朝代”而非“时代”;朝代的重要性就不无争议了。
“名人创建文明”固然有其道理,但我在说出这句话时,底气就不足。一个显然的理由是:文明的份量超过任何名人!仅就时间跨度来说,就看出问题:一个人生年几何?而一个文明的活跃期长至数百年、上千年是很平常的事情。一个生年不满百的人,怎么去创建持续数百年的文明呢?考虑到这一点,就不能不稍稍抑制名人——即使是最杰出的名人——的创造热情,不要动不动就筹划着创建什么文明。
更现实的是将注意力转向另一面:文明对于个人的作用。此处关注的问题是:文明如何铸就名人,这比“名人创建文明”的问题或许较少争议性。
文明给其所有归化者打上该文明的印记,将文明的基因内化到他们的潜意识中,让他们在文明圈就的范围内思考、行动与生活;这对于名人当然也不例外。这恰恰说明了:
文明远比个人更强大、更起决定作用!
名人可能参与创建文明,但更重要的是文明培育了包括名人在内的所有人,是文明决定了名人所属的类型。近代宗教改革家、新教创教者、近代人文主义者等等,都属于基督教文明,并非偶然,其他文明不具有孕育这类人士的土壤。另一方面,崇尚三纲五常的圣贤、忠臣烈女、“灭人欲”的道德完人等等,都属于儒教文明,他们不可能出现在其他文明中。只有战争英雄这类名人,才出现在所有文明中。
首先是文明铸就名人,其次才是名人创建文明。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分清主次,知所进退,在历史与文明之前保持应有的谦卑,不致忘乎所以,妄称掌握了什么“宇宙真理”,动不动就是“指点江山”,那不是个人应有的妄念。
无论是名人创建文明,还是文明铸就名人,都表达了文明与名人之间的某种确定关系。在文明与名人之间的多种关系中,还有其他一些关系并不具有如此明显的确定性,但亦不失重要性,常常用来阐释文明的特性。
一个名人,对于文明的创建或许不具有什么重要性,但可能对于文明的识别起重要作用。不妨考察一下司马光。此人无疑是中国中古时代的大名人,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史学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不会有任何人认为他参与创建了儒教文明。不过,如果有谁想了解儒教文明的特色,那么看看司马光这个人,大体上也就够了。司马光彻底地忠于儒家道统,将历代王朝的正统性看得重于一切;恪守自孔夫子时代以来谨遵不渝的所有儒家教义,尤其是包括君臣大义在内的严格等级秩序。所有这一切,都不折不扣地体现在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一书中,几乎到了精选每个字的程度。儒教文明的特色,难道不在司马光这面镜子中照出来了吗?
为了表达上述事实,不妨使用“投射”一词。司马光其人,通过他的代表作《资治通鉴》,投射到了他身处其中的文明,由此可以判断该文明所具有的主要特征:纲常伦理、等级制精神、万古不变的道统价值等等。依此就可以判定:该文明正是自孔夫子以来一以贯之的儒教文明。如此通过分析名人来洞察文明,可以说是“一叶知秋”。
类似地可作如下判断:盛产战争英雄的文明,必定是尚武的或者军国主义的文明;盛产探险家与成功商人的文明,多半是近代工商业文明,如此等等。
从名人到文明的另一种投射方式,是将整整一群名人投射在文明上,然后通过这些名人的特质判断出文明的类型或者等级。例如,不妨比较一下康乾时代的中国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两个时代在年代上是相近的。在康乾时代,主要的名人是戴震、章学诚、颜元等等,他们全都属于经典儒家人物,而且主要是不涉现实的史学家。于此足见,清代的儒教文明仍然毫无生气,几乎没有任何突破中世纪桎梏的迹象,只能说它是一种完全过时的、沉闷的文明。在路易十四时代前后,大名人是笛卡尔、斯宾诺莎、孟德斯鸠等等,他们主要是人文主义的思想家,几乎脱掉了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宗教守旧习气,发散着浓厚的启蒙时代气息,这正好说明了近代文明正在取代中世纪的封闭落后的文明。
大体上,要判定文明如何,不妨首先扫视那个时代名人的面貌。
对于中国人来说,晚清可以说是初露新文明曙光的黎明期。那时,向往文明进步的人们,每天都欣喜于所看到的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新文明的要素包括:新器具、新技术、新书籍、新思想等等,最先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什么呢?
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首先关注的东西不是什么器物与书籍,而是人,西方的名人!只有名人才有故事。自古以来,故事是提供启蒙的最普遍最有效的工具。在我们的传统中,少有什么技术崇拜、知识崇拜、传奇崇拜,却有经久不息的英雄崇拜,而这正和英雄故事联系在一起。只是到晚清时,来自《三国》、《水浒》等等的历代本土英雄已经陈旧,新传入的西方英雄正好成了替代品;人们崇拜的不再是诸葛亮、岳武穆,而是彼得大帝、华盛顿、拿破仑、牛顿、达尔文!那时的中国人,如果不能随口说出几个西方名人,那就显得很落伍、很不够文明。
近代文明的曙光最初洒落于中国时,竟然取这样一种方式,今天听来不免令人啼笑皆非。
这就是文明与名人的纠缠。有时甚至不清楚,文明与名人究竟何者更重要。
如果说,西方文明向中国传播时,西方名人成了最具吸引力的角色,那么,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文明,中华文化的名人恰好起了类似的作用。在世界的主要文明中,中华文明并不以强势、新颖、务实取胜,但其浓郁的古圣先贤遗训的色彩,则独占首席。而能以此优势征服一部分西方知识界人士的,主要有赖于一位中华名人——今天已经是世界名人——他就是孔圣人。一个西方人,可能没到过中国,不识方块字,没听说过秦始皇、诸葛亮,不会行三跪九拜,但很可能知道孔夫子,而且乐意尊称他为圣人。倘能如此,中国人所要求于孔夫子的,还能更多吗?
当然,中华文化名人并非仅孔夫子一人而已。至少还有老子、孟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些人名气固然不及孔子,但或多或少为一些外域人所知,且成为某些西方人的偶像。这些西方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这些偶像,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粗暴地扫入了毛的著名垃圾箱!
中华名人的上述名单还是太短;如果必要,要增加多少有多少!但不宜占用此处的篇幅了。
不过,即使你想增添一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添上成吉思汗!他不是中国人且不说,最主要的是他与中国文化毫不相关,更别说为中国文化争光了。如果将他与孔夫子等人并列,作为让西方人了解中华文明的名人,那就效果适得其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