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文明”显然不是一个好的表达；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一望而知其涵义所指。至少可赋予它三种很不同的解释：名人创建文明、文明铸就名人、名人与文明互动但无必然相关性。这些解释都有意义，且都有各自的热心信奉者。因此不妨认为，在涉及名人与文明这一话题上，上述三者的综合将提供较全面的视角。
“名人”这一话题真有重要性吗？这甚至无需成年人来回答，去问随便哪个儿童好了，他所熟悉的名人未必比你少呢。不过，对于“谁是名人”这一问题，恐怕包括名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见得容易给出中肯的回答。
帝王无疑该是名人了。但这样一来，一部《名人传》就被几百位帝王占满了，哪还容得他人安身？因此，不妨首先排除帝王，他们太特殊，而且大多数确实并不著名。类似地，也不妨排除绝大多数高官大吏，他们的名气并非来自其作为，而是来自其职务，因此多半随职务终止而消失。像李济这样的考古学者，在其行业内当然名气很大，但在行业之外则少有人知道，说明他缺少社会影响力，并非人所共知的名人，此处也不考虑。你会说，这样一来岂不排除了所有科学家？那倒不至于，例如像霍金、杨振宁、钱学森等就广为人知。也不应排除专业人士，否则就无人入选了，因为严格说来几乎所有人都是专业人士。例如，你能说方舟子不是专业人士吗？他兼有生物化学与科普两个专业。经过这些限定之后，选择的范围就大大縮小了。虽然仍然留下一个不小的圈子，但也不必继续逐类讨论了。
或许更重要的是，由谁来裁定名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的看法肯定相差悬殊，没办法达成共识。首先，官方与民间就不可能统一。官方肯定认为胡鞍钢应在茅于轼之上，民间却未必这样看。请不要惊奇，此处我持如下观点：民间应当是唯一的裁定者！否则就说不通了，因为所谓名气，无非是在民众中享有的名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名人完全属于民间，无关乎官方意志。
认可这一点极其重要，这确立了名人的独立价值，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官方封圣的正当性。既然名人由民间决定，就不应由某个人或者几个人来裁定名人，而应由全体民间人士来裁定。这岂不成了普选？那倒不必，具体操作方法不少。例如，可以考虑在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加权统计法：在不同圈子内进行抽样调查，依据影响的重要性确定权数，然后汇总调查结果，得出备选人士的知名度指数，取其排名靠前者不就得了！
仍然会有争议啊。那肯定！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没有争议的方法呢？
说“名人创建文明”，肯定有人反对。文明的创建者与历史的创造者应当大体重合，而大人物已经说过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因此创建文明的只能是人民，而不是名人。这种道理，似乎无法反对。但细想之下你会发现，说任何人创建文明，都成问题：文明是一种太复杂的东西，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完全概括所有创建文明的力量。因此，在完全严格的意义上，说谁创建了文明都是不合适的。当然，说“人类创建文明”肯定没错，但如此宽泛的说法不再有什么意义。
较合理的思路似乎是：在人类中划出一个较小的圈子，以作为文明的创建者。“名人”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小圈子；当然也可以考虑其他的小圈子：思想家、学者、工商业者、战士等等，每种选择都会有其道理，评论者至多只能说，哪种说法更有道理。
因此，目下的问题只是：说“名人创建文明”，有足以服人的理由吗？首先，不妨看看下面这些理由。
文明包含多种要素，例如技术文明、产业文明、精神文明等等。尽管产业文明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但此处不去就重要性排队，以免烦人的争议。无论在哪个领域，文明的成长都离不开积累与突破。积累相对平静，似乎不太关联名人；而突破则更加引人注目，更显得有赖于一些名人的划时代贡献，这些名人的重要性是很少有争议的。至于是否应当肯定：正是“他们创建了文明”，那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就不必去纠缠了。
例如，哥伦布、瓦特、亚当·斯密、哥白尼、牛顿、莎士比亚等大名人，对于创建近代文明的重要性，你能否认吗？如果认可这一点并能举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也就够了。至于“准确地圈定近代文明的创建者”，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那既不可能，也无意义，没有人有兴趣去纠缠这种事情。
“人民创建文明”与“名人创建文明”，当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各有其意义，都不必去否定，也没法否定。但强调前者似乎不太有意义，它太宽泛了。而强调后者就不能说没有意义，至少它更能提升杰出人物的历史地位，更能激励才智之士投身于科学文化事业，不甘愿碌碌无为、虚度一生。
在文明史上，对于名人的褒奖已不少。最高的褒奖就是以名人来命名时代了。如果说出达芬奇时代、路德时代、伏尔泰时代等等，未必人人认可，但熟悉文明史的人肯定不致全然反对。但如果有人说出“斯大林时代”呢？不能说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名词；但严格说来，那只是“朝代”而非“时代”；朝代的重要性就不无争议了。
“名人创建文明”固然有其道理，但我在说出这句话时，底气就不足。一个显然的理由是：文明的份量超过任何名人！仅就时间跨度来说，就看出问题：一个人生年几何？而一个文明的活跃期长至数百年、上千年是很平常的事情。一个生年不满百的人，怎么去创建持续数百年的文明呢？考虑到这一点，就不能不稍稍抑制名人——即使是最杰出的名人——的创造热情，不要动不动就筹划着创建什么文明。
更现实的是将注意力转向另一面：文明对于个人的作用。此处关注的问题是：文明如何铸就名人，这比“名人创建文明”的问题或许较少争议性。
文明给其所有归化者打上该文明的印记，将文明的基因内化到他们的潜意识中，让他们在文明圈就的范围内思考、行动与生活；这对于名人当然也不例外。这恰恰说明了：
文明远比个人更强大、更起决定作用！
名人可能参与创建文明，但更重要的是文明培育了包括名人在内的所有人，是文明决定了名人所属的类型。近代宗教改革家、新教创教者、近代人文主义者等等，都属于基督教文明，并非偶然，其他文明不具有孕育这类人士的土壤。另一方面，崇尚三纲五常的圣贤、忠臣烈女、“灭人欲”的道德完人等等，都属于儒教文明，他们不可能出现在其他文明中。只有战争英雄这类名人，才出现在所有文明中。
首先是文明铸就名人，其次才是名人创建文明。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分清主次，知所进退，在历史与文明之前保持应有的谦卑，不致忘乎所以，妄称掌握了什么“宇宙真理”，动不动就是“指点江山”，那不是个人应有的妄念。
无论是名人创建文明，还是文明铸就名人，都表达了文明与名人之间的某种确定关系。在文明与名人之间的多种关系中，还有其他一些关系并不具有如此明显的确定性，但亦不失重要性，常常用来阐释文明的特性。
一个名人，对于文明的创建或许不具有什么重要性，但可能对于文明的识别起重要作用。不妨考察一下司马光。此人无疑是中国中古时代的大名人，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史学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不会有任何人认为他参与创建了儒教文明。不过，如果有谁想了解儒教文明的特色，那么看看司马光这个人，大体上也就够了。司马光彻底地忠于儒家道统，将历代王朝的正统性看得重于一切；恪守自孔夫子时代以来谨遵不渝的所有儒家教义，尤其是包括君臣大义在内的严格等级秩序。所有这一切，都不折不扣地体现在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一书中，几乎到了精选每个字的程度。儒教文明的特色，难道不在司马光这面镜子中照出来了吗？
为了表达上述事实，不妨使用“投射”一词。司马光其人，通过他的代表作《资治通鉴》，投射到了他身处其中的文明，由此可以判断该文明所具有的主要特征：纲常伦理、等级制精神、万古不变的道统价值等等。依此就可以判定：该文明正是自孔夫子以来一以贯之的儒教文明。如此通过分析名人来洞察文明，可以说是“一叶知秋”。
类似地可作如下判断：盛产战争英雄的文明，必定是尚武的或者军国主义的文明；盛产探险家与成功商人的文明，多半是近代工商业文明，如此等等。
从名人到文明的另一种投射方式，是将整整一群名人投射在文明上，然后通过这些名人的特质判断出文明的类型或者等级。例如，不妨比较一下康乾时代的中国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两个时代在年代上是相近的。在康乾时代，主要的名人是戴震、章学诚、颜元等等，他们全都属于经典儒家人物，而且主要是不涉现实的史学家。于此足见，清代的儒教文明仍然毫无生气，几乎没有任何突破中世纪桎梏的迹象，只能说它是一种完全过时的、沉闷的文明。在路易十四时代前后，大名人是笛卡尔、斯宾诺莎、孟德斯鸠等等，他们主要是人文主义的思想家，几乎脱掉了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宗教守旧习气，发散着浓厚的启蒙时代气息，这正好说明了近代文明正在取代中世纪的封闭落后的文明。
大体上，要判定文明如何，不妨首先扫视那个时代名人的面貌。
对于中国人来说，晚清可以说是初露新文明曙光的黎明期。那时，向往文明进步的人们，每天都欣喜于所看到的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新文明的要素包括：新器具、新技术、新书籍、新思想等等，最先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什么呢？
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首先关注的东西不是什么器物与书籍，而是人，西方的名人！只有名人才有故事。自古以来，故事是提供启蒙的最普遍最有效的工具。在我们的传统中，少有什么技术崇拜、知识崇拜、传奇崇拜，却有经久不息的英雄崇拜，而这正和英雄故事联系在一起。只是到晚清时，来自《三国》、《水浒》等等的历代本土英雄已经陈旧，新传入的西方英雄正好成了替代品；人们崇拜的不再是诸葛亮、岳武穆，而是彼得大帝、华盛顿、拿破仑、牛顿、达尔文！那时的中国人，如果不能随口说出几个西方名人，那就显得很落伍、很不够文明。
近代文明的曙光最初洒落于中国时，竟然取这样一种方式，今天听来不免令人啼笑皆非。
这就是文明与名人的纠缠。有时甚至不清楚，文明与名人究竟何者更重要。
如果说，西方文明向中国传播时，西方名人成了最具吸引力的角色，那么，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文明，中华文化的名人恰好起了类似的作用。在世界的主要文明中，中华文明并不以强势、新颖、务实取胜，但其浓郁的古圣先贤遗训的色彩，则独占首席。而能以此优势征服一部分西方知识界人士的，主要有赖于一位中华名人——今天已经是世界名人——他就是孔圣人。一个西方人，可能没到过中国，不识方块字，没听说过秦始皇、诸葛亮，不会行三跪九拜，但很可能知道孔夫子，而且乐意尊称他为圣人。倘能如此，中国人所要求于孔夫子的，还能更多吗？
当然，中华文化名人并非仅孔夫子一人而已。至少还有老子、孟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些人名气固然不及孔子，但或多或少为一些外域人所知，且成为某些西方人的偶像。这些西方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这些偶像，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粗暴地扫入了毛的著名垃圾箱！
中华名人的上述名单还是太短；如果必要，要增加多少有多少！但不宜占用此处的篇幅了。
不过，即使你想增添一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添上成吉思汗！他不是中国人且不说，最主要的是他与中国文化毫不相关，更别说为中国文化争光了。如果将他与孔夫子等人并列，作为让西方人了解中华文明的名人，那就效果适得其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