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走马观花，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并不能深入了解那里的社会结构与人们的政治、精神生活。但对于欧洲社会毕竟已有所听闻，在结合一些实地观察之后，就不免有若干有趣的启示。
奥地利总统府位于维也纳的一个幽静的院子中，但该院子并无完全封闭的外墙，实际上是自由开放的。我们进入参观时，看到里面搭建了很多帐篷。据说，这是供五一劳动节使用的；届时，将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这里集会，眼下尚属安静的院子将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所见的帐篷则是为集会者准备的临时商店。
上年纪的中国人应当记得由政府组织的五一节大型集会。五一节是工人阶级的节日，无产阶级的国家理所当然地拥有对五一节的专利权。
这些年，官方不再主办五一节群众集会与游行示威了，人们对五一节的记忆也就逐渐远去。除了每年享受的五一小长假之外，恐怕不再有人提起具有政治含义的劳动节，与年青人说这些更是匪夷所思。
而现在竟在一个西方国家——在我们意识中那是工人被压迫的地方——居然听说要大张旗鼓地庆祝五一节，不能不使许多人大感骇异：这不有些颠倒错位吗？
中国游客们更感骇异的是，主办如此大型活动的并非政府，而是具有独立权利的工会；至于政要们是否出席五一集会，则取决于工会是否愿意邀请他们，而不是他们是否愿意赏光。如此强势的工会，就更不是中国人所熟知与理解的了。
西方工会之强势，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逗留时间甚短的旅游者，也不能不有所感受。
特地来欧洲烧钱的土豪们，对于星期天不能购物大为光火。然而，禁止商店星期天开门的，不是政府而是工会！工会既不愿意延长工作时间，也不愿意那些每天开门的商店的“恶意竞争”损害工人的利益。
近年来，那些尚未接受西方观念、且永远不知疲倦的华人店主，包揽了星期天的生意，由此而引发的愤怒抗议已被广泛报道，即使在国内也曾有所闻。
还有一件小事也颇说明问题。在欧洲旅游大感头痛的问题是如厕不易，几乎所有的厕所都是收费的，致使在欧洲尿尿成了有点昂贵的消费：每次得花（折合）人民币5-6元，肾功能较差者就得每天扔50元到厕所了。开始人们大惑不解：如此富裕的欧洲竟舍不得开放厕所，让大家方便，未免太吝啬了。后来才知道，这并非政府所为，又是工会在强势干预。
工会坚持认为，厕所的清洁员应得到较高的工资，而这笔钱又不能由纳税人出（政府出资等同于纳税人出资），唯一该付费的就只能是厕所的顾客了。听了这一番解释，本来愤愤然的游客也无话可说。
工会并不满足于做几件可在媒体上风光的事情，它更注重扎扎实实地保护工人的日常权益。据说，工会甚至派出便衣到工人中去明察暗访，了解老板们是否有亏待工人的行为，如克扣工资、延长工时等等。
面对如此强势而又紧盯着的工会，老板哪里还有半点违规的胆量！要他们学东莞、深圳的老板是绝对不敢的。
我不知道，对欧洲工人的如此面面俱到的保护，是否也惠及来自中国的打工者。倒是有机会遇到一个深感受惠于欧洲法治的中国开业者。在一个意大利小镇的中餐馆，我和来自温州的老板攀谈，在得知他颇满意于此地的营生之后，我特意问他：可曾遇到当地管事者的刁难，送过礼吗？他断然否认有这等事！
前面已提到，建筑工人是不会在风雨天登上建筑工地脚手架的。这也是工会主导下形成的禁令，而并非所有建筑工人都如此娇弱、未经风雨。
总之，强势的工会为工人编织了密不透风的防护网，确保工人的种种权益不受侵犯。因此，说欧洲工人是人类中最具安全感的一部分，大概并不为过。但在种种严格限制之下，欧洲的企业还有竞争力吗？这可是一个难题啊。
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在我们这里早已成为喊烂了的口号，不再有人为之动心了。至于西方的官员，在我们的教义中，当然是统治者与压迫者。在旅游中，还是有一些观察机会来间接检验先前的看法。
奥地利是内阁制国家，总理执掌最高行政权，总理的办公之地自然受人瞩目。不过总理府仅在某些节日开放，我们并无参观它的机会，但在总理府附近溜达是不成问题的。
总理府是一幢典型的欧洲传统建筑，装潢精美，但并不庞大显赫，其大门尤为平凡。门口有一个老头在值班，据说依规定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能干这份差事，这样的老人显然不足以阻挡任何强势闯入者，至多可以防防小偷。该国的警惕性实在也太差了点，若与我们的政府比较，那简直有天壤之别。
总理府旁边的一块空地是专门留给高官的车位。所有官员都乘私车上班，根本就没有“公车”这一说，自然也不会有让中国朝野烦恼透顶的“三公消费”问题。就在我们眼前的那些官员私车，全都是廉价的低档车。
官员只用低档车的理由据说是：一、从税务上考虑，使用低档车比较合算；购买高档车而又不想向税务部门报告高收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二、一些在乎民望的官员不希望给人以奢华的印象。从我们务求高尚的教义看来，这些理由都不堂皇，但很实在且管用。
欧洲的历史与我们很不相同。我们经历了数千年的大一统王朝统治，压在民众头上的是巨大的权力金字塔，上层官员高踞于民众之上，所谓亲民，即使有意愿，现实中也难以实现。
欧洲自古小国林立，漫长的中世纪更是诸侯割据。统治者——无论是国王还是领主——所辖臣民不多，甚至与民众朝夕相见，即使不愿亲民，也难以在民众面前摆出神一般的威严。
我们在极端年代所经历的那种权力崇拜，欧洲人是断乎不能理解的。今天的欧洲官员强烈地倾向于取悦于民众，固然有民主制度的因素（民选官员更不待言），但亦有其深远的历史传统。即使是欧洲君王，也远不像中国帝王那样，高踞云端俯视百姓。
普鲁士那个开疆辟土、声威远播的弗里德里希大帝，还声称自己是国家的“第一公仆”呢。奥匈帝国的皇帝约瑟夫二世，则扮演着勤勉公务员的角色，在其执政的几十年间，每天早上四点半钟起床办公。就凭这一点，当我在美泉宫参观他的寝宫时，敬仰之心不免油然而生。
欧洲君王经常在王宫的阳台上面见民众，在近代成为一种风气。当然，从在阳台上接受民众欢呼，发展到泰然面对民众的质询批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与中国帝王或高官的虎虎威严相比，不能不说欧洲统治者是高度平民化的。
捷克原是我们的“兄弟国家”，参观它的总统府自然有特殊的兴趣。从外观上看，捷克总统府与奥地利总统府几无区别，两者都是老建筑，都只有象征性的警卫。离捷克总统府大门不到50米处，三个街头艺术家（或许不过是街头卖艺者）趁大批游客涌来的机会，毫无顾忌地演奏起来，接受游客们自愿投下的钱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有维稳人员冲出总统府出面制止。
我不禁想起，不过二十余年前，住在眼前这幢楼里的书记爷是何等威严，他能容忍一介平民在其近处喧哗吗？他能没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吗？
今天的总统府当然也不可能处处开放，但毕竟有一些地方是让游客进去的。记得我的一个游伴从总统府的厕所出来时，竟然乐得连声大呼：我在总统府尿尿啦！似乎要借此一扫无缘进入中国官厅深宫大院的愤懑与遗憾。
欧洲城市的首要特色，是其高耸入云的尖顶教堂无处不在。在欧洲旅游，说有一半观光时间是在教堂中徜徉，大概并不为过。哥特式教堂的标志性的巍峨尖顶，在中国游客眼中无疑是最具异域色调的景观；而在欧洲人看来，自然极为平常。
在中世纪，教堂是城市中最高大最雄伟的建筑，它既提示人们意识到上帝——毋宁说是教会——的至高无上，也表达了基督徒们企望升入高空尽可能接近上帝的强烈意愿。
城市中教堂之多，不免让人担心，欧洲人能够承受修建这些教堂的巨额资费负担吗？布拉格并不是特别大的城市，而其教堂之多，使它具有“百塔之城、千塔之都”的美誉。其实，维也纳、佛罗伦萨这些城市的教堂也未必少些。即使完全立于水上的威尼斯，也少不了宏大的教堂。
遍布各处的教堂，只不过是无处不在的上帝统治的物质表现。这种统治已持续两千年了，它已融入西方人的生命，是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接受的现实。
熟读历史的人不会盲目地称颂基督教，以为它圣洁无暇。基督教的历史，就如同西方社会的历史一样充满曲折，在文献记载中毁誉参半。不过，在今天不能不看到，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宗教毕竟起了巨大的正面作用。
简单地说，在西方，对于人们精神生活的关怀、抚慰与引导，是教会的职责，而非政府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拥有政治权力者无权干预人们的精神生活，而负责管理灵魂的教会，则不具有政治权力。
这是一种微妙精致的社会安排，是习惯于君师合一的我们既不熟悉、也不理解的一种二元化，正是这种二元化造成了今天西方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且健康的局面。政教分离与君师合一，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形态，对其巨大区别的认知，今天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
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宗教力量的存在，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巨大的稳定器。即使在战争频仍的中世纪，西方社会亦未陷于崩溃，且最终走向复兴，无疑有赖于宗教的维系。
在旅途中看到的巴黎圣母院、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等的修建时间，都延续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从12世纪开始修建的巴黎圣母院就直至13世纪晚期才完工），几乎不受王朝更替的影响，这是生活于“举国体制”之下的人很难理解的。
在我们看来十分自然的疑问是：在政府更替的混乱时期，由谁来主持大教堂的建设呢？在我们的习惯意识中，离开了政府是干不成任何事的。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有独立的教会在啊。
没有哪个欧洲官员会自命有资格教训民众应如何做人，倒是民众有权利品评官员的德行，指斥失德官员的秽行。在这种普遍“犯上”的情况下，西方社会依然保持了较高的道德水准，不能不归功于宗教的巨大作用，不能不归功于上帝对于人们灵魂的有效约束。
与此相反，我们的社会恰好缺少这种灵魂约束，我们将主要希望寄托于官员的教导，而容易陷入腐败的官员，教导自己尚且来不及，教导民众哪还有效果！说来可悲的是，历数千年之久，我们的官员都没有想明白这一道理，今天仍然不能完成这一智慧上的突破。
西方当然不是圣洁之地，同样污秽多多。但确与我们先前的想象相反，欧洲人的道德面貌维持在某种可接受的范围内。
西方确实经历过正派人所不齿的“性解放”，但那不过是年青人的婚前放荡，今天似乎已经退潮了。婚后对于家庭的忠诚依然被普遍遵守，欧洲的离婚率未必高于我们。大多数欧洲人在下班之后都早早回家，陪伴家人，远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习惯于泡在夜总会等娱乐场所打发时光。
欧洲城市的夜晚，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喧闹，没有多少人无所顾忌、淫乐无度；更没有人公然包养二奶、嫖宿幼女。在那里，人们既惮于社会舆论，更受制于无处不在的上帝的管束。今天的西方，仍不失为可称道的良性社会，其所以如此，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无处不在的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