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块神奇土地的最大奇迹，是在经历百余年暴风雨般的现代化运动之后，国人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的种种事物，观感似乎越来越差；而被冷落了百年的国粹，则声誉鹊起，在一些最激烈的复兴国粹者的强烈主张下，又部分地回归于现实。那么，它们将只是昙花一现，还是将长久陪伴我们？
“经济”一词，在我们历史上早已有之，只是其意义截然不同。贾宝玉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他才不在意什么“仕途经济”！此处的经济，实际上指功名利禄。至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在古代则分属几个词，如“货殖”、“治产”之类。
经济乃衣食住行所赖，于公于私都须臾不可离。只是，如现代人所系统地考虑的经济思想、经济制度、经济部门、经济政策、经济状况等等，古人何曾有过清晰的概念？而且，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充分原子化的农耕社会，难得有什么“社会经济”的意识；古代的经济生活几乎还停留在原始状态。
与这种原始状态相对照，现代经济复杂到什么程度，就不必说了。既然如此，国学家们又到哪个经典秘籍中去发掘经济灵感呢？
当今时代，尽管经济的高度繁荣超过以往任何人的想象，但依然不免问题成堆，主管人士忧心忡忡。如果哪位国学高人从古书中找出了治国秘方，岂非苍生之幸？国家发改委肯定要立即请其去当国事高参了！
国学家们真还不是等闲之辈，居然真有重大发现：医治现代经济之病，至少有两副古方可用，曰井田制；曰重农抑商。不谙国粹的现代人，不妨欣赏一番古方的妙处，顺便也可以揣摩一下国学家们的奇特思路。
井田制 井田制一词首出于《孟子》，据说指风行于远古时代的一种美妙无比的土地制度：一村社之内的土地等分为9份，中间一份为公田，其余为私田；各人自耕其私田，然后共同耕种公田。
如此公私兼顾，井然有序，岂不绝妙！
这种设想似乎简单合理，在纸上画出来尤其美妙无比。只是，今日之田野形态万千，不知如何去等分为9份？联产承包已近40年，农民们早已各安其业，也不知是否愿意听从国学家的建议，搬到井田上去？这些，恐怕无人能回答。这就不免让人生疑：所谓井田制，恐怕是孟老夫子在耍弄世人吧。
可别以为，受过现代教育的学人不至于当真。我就亲眼看到一位出身理科的老学者，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份研究被告，不知呈递到了哪个部门，非常认真地要求实行井田制，而且设计了种种实施细节，一点不像在开玩笑。至于有关部门是否首肯进行试验，则不得而知。
重农抑商 与井田制不同，重农抑商完全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远古理想，而是一项非常实际的经济政策，实实在在地实行了数千年，并没有什么理想化的成分。今天之所以被人重新拾起，无疑与对现代商业社会的愈来愈明显的不满、质疑与敌视有关。
商业社会当然毛病多多，市场不规范的商业社会尤其如此。今天商业中的种种不端行为：欺行霸市、弄虚作假、伪劣假冒等等，消费者愤懑久矣。对商人的恶评，则自古有之，可以“无商不奸”一词为证。
即使不存在上述商业弊端，一般人对商人似乎也深怀成见，以为这些人不创造财富，却得利甚多，穿金戴银，招摇过市，刺人耳目。普遍认为，当今社会贫富悬殊，商业的畸形发展实为首恶。既然对商业的负面看法几乎成了社会共识，那么，搬出历代遵行的重农抑商，岂不顺乎民意？
然而，恐怕不会有任何稍具现代理念的人，会认同这种毫无现实性的复古主张。商业恰恰是现代社会的灵魂，舍此不要谈什么现代化。今天所要做的是规范市场，而不是抑制商业。
至于农业，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下，它自然会有一个恰当的位置，不存在重与不重的问题。而且可以肯定，农业将成为一个占比越来越小、从业者越来越少的经济部门，无论国学家们对此如何义愤填膺。
可见，至少就上述两项建议而言，对国粹中的经济思想可真不敢恭维。
在古人的观念中，政治实际上等同于牧民——一个颇为刺人的字眼。其实，大可不必介意，不要以为受了多大侮辱；即使在今天，你我也不过是“被牧之民”而已；况且，羊群从牧人那里能得到的那种由衷的眷顾，你曾体验过吗？
一个自孔夫子时代以来就将“治国安邦”看得无比重要的国家，政治之发达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历代读书人所读、所思、所写，无不多少涉及政治。“诗圣”杜甫的作品，也是三句不离政治，什么《三吏》、《三别》，哪首不与政治有关？
尽管如此，现代人所理解的政治制度、政治议题、政治哲学、政治运作等等，古人是没有的，甚至毫不沾边。那么，国学家们又如何到国粹中去发掘政治智慧，以贡献于当代呢？
国学家可谓独具慧眼，居然有所进呈，或许胜似贾谊的《治安策》之类；其所主张，曰以德治国；曰三纲五常。这些东西，人们都耳熟能详，但究竟如何能用于现代政治，倒是新鲜问题，是国学之外的人亦愿闻其详的。
以德治国 这是历代君王与士人的共同主张；如果某人持相反的主张，那倒会骇人听闻。实际上，现代领袖也是如此主张的，江泽民更直言应如是。“以德治国”包含了很可贵的智慧：如果任何事情一断于法，未必真能牧民；而且民也会要求以法治上，岂不使社会更加失序？唯有让民有礼义廉耻之心，才能自然海晏河清。
原则上，以德治国包含两个要素：教化与垂范。前者意味着官员教导小民进德向善、中规中矩；后者意味着官员自己养德养廉，以身作则。
历代士人，十载寒窗，求取功名，几个不图富贵？要洁身自好，何其难哉！因此，以身作则者自然不多，以德治国就成了单行道：仅教化小民而已。
如果将以德治国移用于今天，自然面对同样的问题：重在教化还是垂范？结果多半也和古代一样：教化有之，垂范多半就谈不上了。而且，由于现代资讯手段空前发达，反差更加强烈。人们听得最多的故事就是：官员在讲台上慷慨激昂，谆谆教导下面廉洁奉公，报告还没完，报告人就被纪委的人带去双规了。
排斥现代法治而鼓吹以德治国，至少目前看不出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
三纲五常 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及“仁义礼智信”这类东西，奉行了几千年，今天听来实在很不对味。为何还有人拿出来推荐给当代，并不难为情，我实在难以想象。
但如果我不是生活在21世纪，而是生活在200年之前，多半会觉得这一套东西很好。试想，如果在人与人之间规定了严格的主从关系，人人谨遵不逾，社会秩序井然，岂不天下太平，其乐融融！那些强烈主张以三纲五常规范社会、以致太平的人，大概就是这样想的。
当然，今天的纲不再是君、父、夫，或许应换成领袖、党、国家。这一想法确实不错，只是有一个小小的疏忽：被“纲”管着的那一方未必愉快。
在古代，人们也许还能以服从为乐；但在今天，就再别指望这种事情了。为“纲”是可以的，以他人为“纲”就有问题。这样一来，试图在21世纪推行这一套的人，可能会十分失望。
看来，国粹中的政治智慧，在现代社会很难派上用场。
与经济、政治比较，文化更具有连续性，更不容易发生跳崖式的断裂。这不能不使人们对于在文化上继承国粹具有更大的信心。国粹或者国学，不就是一种文化吗？既然古人能用，难道今人就不能用？这种逻辑，简单而有力，似乎很难辩驳。
但究竟哪些能用，怎么用法，具体说来也不容易。当然，国学家们自有高见，他们主张最力者，曰经学；曰词赋。这些东西，无论你修养如何、喜欢与否，大概知道它们是历代文人的至爱，而且也是古人用以证明自己学识、才具的必备之物。只是，对于今人来说实在是久违了，还能为人们所接纳吗？这就要看国学家们如何推销了。
经学 对于何谓经学，古人当然自有其理解。至于今天的国学家如何界定经学，我实在未闻其详，不敢妄断。此处姑且依我自己的理解解释如下：经学乃是儒家经典及其诠释。
今天热衷于普及经学的国学家，在大力推动尊孔读经时，做得很多的一项工作，就是教少儿读《三字经》，似乎将《三字经》也算入经学了。虽然不敢苟同，但也无意品评，这毕竟无伤大雅。
但还是有些事情终究绕不过去，最主要的是，你如何将经学的思想与现代文明价值观协调起来呢？如果两者大同小异，则无大碍；问题是，在很多方面两者恰恰互相对立。例如，经学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现代的自由价值观则主张，人们可以做任何于他人无害的事情；经学宣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肯定不合符现代的平等价值观。如此等等。
其实，同时接触两种异质的思想，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在现代社会中几乎不可避免。但问题是，经学是一种完全排他性的思想体系，不容许人们在它与其他思想之间自由选择，这就让学习经学的人为难了。国学家们愿意调整自己的观点吗？
词赋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这方面的训练，我常常深以为憾。词赋一类的东西给人以特殊的美感，我想乃其固有的美学价值所致，而并非人们的偏爱。尽管如此，对于国粹主义者大力推动学习词赋的热情，我还是持强烈的怀疑。这不是对词赋本身价值的怀疑，而是对学习效果的怀疑。
我似乎觉得，对一种并非实用的艺术，唯有具有某种特质的人，才可能以可承受的代价完成必要的训练，达到能独立欣赏的程度。不具备这种特质的人，希望完成同样的训练，绝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而且多半没有什么效果。
因此，在随意拼合起来的某个国学班上，介绍词赋一类的东西，是不太容易见效的事情，除非仅仅满足于营利的目的。
任何人都有权利珍视某种文化，且不妨致力于传播该文化。但以为维护某一特定文化是每个人的责任，即使最不爱这种文化的人也不例外，那就未免太过了。
希望人类文化的每个样式都能与世长存，是一种可理解的愿望，但并无现实性，就像要保存所有现存物种一样不现实。如果哪一天最后一个热爱京剧者辞世，那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未必就是人类文化的浩劫或者末日；人类实在无力保护所有的东西。当然，我并不贸然断言，词赋之类的古文化珍品，一定面临同样危机。
生活——当然指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文化都有距离，更接近于习俗，是否应成为国粹发挥影响力的更适当领域呢？国粹主义者最希望保存一些什么习俗、情调与风尚呢？
那么你不妨关注一下21世纪的人间奇迹：古代生活的某些场景竟然突然复活了！促成这件事的，正是古道热肠的国粹主义者，他们主导恢复的古代生活，曰着古装；曰行古礼。
如果在一个古装片中看到这些东西，当然十分自然，而且多少会激发点思古之幽情。但如果这些出现在舞台之外的现实生活中，例如在聚会上、在学校中、在公众场合，人们的反应将会如何，我真还没有这种想象力。
古装 无疑，着装是纯粹私人的事情，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不会受到任何干预。但如果将某一样式的装束误判为某一时代的古装，并且牵强附会地赋予它某种意识形态的含义，他人固然无权干涉，但并非没有评论的权利。
例如，以中山装冒充中国传统服装，以旗袍冒充汉族传统服装，以不知什么人瞎想象的服装冒充唐装，以随便弄来的戏服冒充汉服……，而且宣称意在爱国、抵制西方影响，那么，与其听任这些无知之徒胡闹，还不如干脆大家都穿起旗袍大褂、蓄起辫子回到清朝算了。我宁愿相信，在这件事上，国学家们或许有更理性的取向，不至于徒然贻笑大方。
古礼 与着装不同，礼节不纯粹是个人的事情，施礼必有其对象，因而至少发生在两人之间。你对他人施以拥抱一类的西洋礼，显然应以对方接受为前提。恢复古礼亦有同样的问题：对方愿意吗？如果哪个学生见了我倒地便拜，我不仅诧异，也会反感。
因此，现在就是万分狂热的国粹主义者，恐怕也没有大胆到在大庭广众之中公然施行古礼，至多在祭黄帝陵、祭孔、拜师、收徒一类的典礼上，一享古礼之快意而已。至于他心目中的古礼是否真为古礼，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我离纯粹的国粹主义者的距离颇为遥远，此生也无缘更近些。在任何地方出现一个着古装、行古礼、读经书的人，你都可以肯定：那绝不会是我。不过，看到别人如此，我没有理由不高兴，这毕竟只有一个宽容的、多元化的社会才可能容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