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穆斯林来说，到麦加朝圣是其一生中不可或缺的大事。在另一些人心中，革命圣地是比宗教圣地更有意义的地方；去革命圣地朝圣就更非比寻常了。在上世纪，莫斯科就是这样的圣地。那么，从圣地归来的善男信女，带回的是福音还是凶兆呢？
在曾去莫斯科朝圣的千千万万人中，有三个著名人物特别引人注意，他们是瞿秋白、罗曼·罗兰与纪德。此三人都是苏联事业的热诚支持者与信仰者，分别写下了堪称历史文献的纪闻：《赤都心史》、《莫斯科日记》、《访苏归来》。除了那普照天下的耀眼光辉之外，他们在圣地还看到些什么呢？
十月革命之后，中国最敏感的一批知识分子立即感觉到，一种全新的福音正在远处召唤。从圣地射来的红色光芒耀眼而诱人，很快就吸引了第一批信徒，其中就有后来一度成为中共领袖的瞿秋白（1899—1935）。从圣地传来的福音雅俗混杂、真假难辨，何妨去一探究竟？于是就有了瞿秋白的朝圣之旅，《赤都心史》则是其纪行之作。
朝圣之路“漫漫而修远”，即使有了近代交通工具，行程亦不轻松，颇有玄奘西天取经的滋味。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他的身份是北京《晨报》的通信记者。其时，俄国远东地区内战战火未熄，道路不通，瞿秋白在哈尔滨竟滞留了50多天，他将此当作了“游俄的绪言”。
12月16日终于出了满洲里，进入俄境。那时的俄罗斯，到处都是战争余烬，让人困苦不堪，自不待言，瞿秋白直呼其为“饿乡”，那篇有名的《饿乡纪程》，就是他留下的记录。1921年1月25日，结束了40天的火车行程，到达“赤都”莫斯科；他在那里逗留约两年，于1923年1月回国。
瞿秋白在“赤都”看到或听到了些什么呢？
瞿秋白住在俄国外交部的大楼，凭发给的“膳票”进餐，得到了对赤都的第一印象：“饭菜恶劣，在现时的俄国还算上上等。”俄国官员叮嘱他：可不要写我们的坏处呀！同时低声问他：有鸦片吗？显然已欠得久了。
瞿秋白从他人处听到，“全国集权行得很厉害。譬如莫斯科公社——市政工会之类，每月为莫斯科居民运取食粮，消费者凭劳动劵领取……；贫苦农民分得土地，生活还像私有者。”
瞿秋白的书中继续透露：“大概不得志的小商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1920年以来，都不满意于劳农政府……。收取农民出产物之全量，为近时西伯利亚以及其余各处农民反抗的真因。”
俄国教育部一女职员送来书报杂志，一起喝茶时吃了一个瞿秋白所吃的白面包，说“我们两三年没有吃过这样的面包了，我想带一个回去给我母亲。”竟给了瞿秋白一次当恩主的机会。
俄国人苦难之深重，他算是略有所知了。他进而直接引用苏维埃报纸的报道：“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那时的报纸似乎还少有忌讳。
瞿秋白对贵族似乎有好感：“俄国贵族的智识阶级向来最恨资产阶级文化，赫尔岑说西欧文明不外一市侩制度而已。现在却都要成可怜的资产阶级中的落伍者呢……那忏悔的贵族……为劳动人民造福不浅。共产党领袖中磊落的人才也不少过去时代的贵族……一英国共产党说，俄国文化中资产阶级一分都没创造，历来文学家社会思想家差不多个个都是贵族。”
他又从一俄国历史学家那里听到：“一切艺术科学文学的文化不是西欧输入的吗？未欧化的大俄罗斯人污秽迟钝，劣性很可见，至于贵族青年有志的，那又是一回事。”其贵族情结竟一至如此，不免让人联想到瞿秋白后来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也有面见革命圣人列宁的机会，他当然不会忘记记叙日后足以自炫的那一幕：“（列宁）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列宁）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瞿秋白显然有足够多的接触各色人士的机会，记述这些人评论革命的那些文字颇有趣味。下面引述其中一部分。
一个托尔斯泰派老者：“俄国人根性就是无政府的。二月革命之后，农民间无政府党非常之盛，反对克伦斯基政府激进得不得了。比如北部诸省，就是十月革命后延长好多时候才平定的……（知识阶级）谈什么宪法、国会，人民看得他们与皇上一样的高高在上。等到事情急了，他们又都抛弃了人民逃到外国去了。”
宗教新村派宣传：“共产党现在在乡间往往遇着极端冷淡的态度，或竟厌恶极甚。农村的经济建设，大可赖非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宗教新村派，他们虽非马克思主义者，而信念深切，否认私有制，已非资产阶级心理者。”
一个德国外交代表在与瞿秋白闲聊时说：“资本家是可以推翻的，资本却不可以毁。无产阶级胜利后，那资本就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库藏，俄国革命中或许有这一误点……。德国社会情况不同，如果共产主义革命突现，其过程一定不同于俄国。”
历此种种之后，瞿秋白作了如下评论：“西方评论家笑骂共产党的主义，是马哈依主义、新军国主义、巴枯宁主义、拿破仑主义，诚然不错，布尔什维克是如此之派调，在那一定的时期中，不在于拘守主义……而在于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无论此评是否确切，至少还没有后来盛行的那种八股调。至于对苏维埃事业前景的展望，瞿秋白不可能不信心满满，否则他就不会坚持自己选择的信仰了。
罗曼·罗南（1866—1944）这个名字，在原苏联阵营中简直成了“进步人士”的象征。这个法国的知名左派作家，是1915年诺奖得主，以真正的巨著《约翰·克里斯多夫》为其代表作。他真诚信仰社会主义，热情支持十月革命与苏联的事业；在斯大林时期的黑暗愈来愈多地传到外界时，他仍然坚信“革命力量自身能克服其缺点”。
1935年6月，他以70岁的高龄，应高尔基之邀去莫斯科访问一个月。尽管这次访问并未完全动摇他对苏联的信仰，但他不能不对他所看到的情况深感困惑与忧虑，为维护苏联的利益，他没有公开自己的看法，仅将访问所见记录在长期不公开的《莫斯科日记》中。
那么，罗曼·罗兰在莫斯科看到了些什么呢？当然，以苏维埃国家的强大效能，在大多数时间里，让他看到的是鲜花、笑脸、真诚的革命热情、热烈的劳动场面……，只有在少数特殊场合，他那作家天生的敏锐，才发现事情不太対劲。
6月30日：“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一个是前天在克里姆林宫与我交谈的斯大林，另一个是像罗马皇帝一样花6个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画像在人们的头顶浮动……而斯大林呢，他要是真的感到局促不安，就应当回避，但他却在显示自己。”
7曰3日：“我们在路上还碰到许多农夫和工人，他们向我们投来忧郁的目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竟然向我们挥起了拳头。”
7月5日：“一个商人的儿子，由于他的家庭出身，各个大学及工厂都将他拒之门外。一种不宽容的社会制度迫使一大批无辜者陷入绝望，甚至将他们逼向死亡……根据家长的地位来评判孩子们，这种方式多么虚伪、多么荒谬……一些共产党人的孩子，他们享受着出身带给他们的种种特权……而实际上，高尔基也是这样想的，但他下不了决心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或采取行动。”
7月7日：“当局把他们（嫌疑犯）往荒山野地里一轰，任凭风吹雨打，他们根本就没法生存下去。在亚洲地区的沙暴中，成百上千的孩子死掉了，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几个月后被披露出来，但结果已造成几千人死于非命。”
7月13日：“年轻人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感。集中营关押的并不仅仅是刑事犯；那些持独特见解又不善于谨慎地保持缄默的人士则失踪了，官方将其思想意识强加给老百姓。”
7月21日：他的在上大学的继子——他娶了一个苏联人，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但对斯大林体制充满愤懑——告诉他，大学中必须花大量时间接受死板生硬的政治灌输，“掌握答案是通过依样画葫芦，不容许任何讨论。”
罗曼·罗兰返回法国之后，尽管苏联状况继续恶化，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在公开场合继续维护苏联。只是到后来，斯大林的大镇压发展到完全不可理喻的地步，他访苏时结识的许多熟人，尤其是高尔基周围的人都消失之后，他才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从此再不信任斯大林，明显地与之拉开距离，只是不将自己的愤怒公之于众而已。他要求在其去世50年之后出版其遗著，这种谨慎或许太过分了。
纪德（1869—1951）是又一个热爱苏联的法国左翼作家。这个满怀人道主义精神与正义感的作家，参加由法国殖民部组织的北非之游后，就著文揭露了法国的殖民罪恶。这番经历使他转向支持苏联。1936年6月，他受苏联作协之邀参加高尔基葬礼，随后访问了两个月。
纪德一到苏联，就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盛赞苏联的伟大成就，猛烈批判西方的腐朽。但他并没有失去作家的敏锐，很快就发现了苏联的问题，而像他这种风格的人，不可能不说出来。他的苏联经历，几乎都是一个作家难得一遇的精彩故事，只是精彩之中带着难言的苦涩罢了。
纪德最先看到的是，到处货架空空，人们告诉他已长期如此了。他感到这就是体制性问题。但出人意外的是，苏联工人却充满了幸福感，只认为欧美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意识到，“他们的幸福感是由希望、信赖与无知构成的。”俄国穷人之多、等级之森严、贫富差距之大、对穷人的歧视鄙视冷漠，使原以为苏联人人平等的他大感意外。
对斯大林的无处不在的个人崇拜，使纪德大为震惊。斯大林画像之多，不放过任何地方，甚至包括最贫苦简陋的小饭馆。他注意到，挂斯大林像的地方，恰恰是从前挂神像之处，这就不清楚是出于崇拜还是恐惧。在斯大林家乡访问时，他决定给斯大林发一个电报以表谢意，其中写上“向您致敬”。但翻译与邮局人员坚持要在前面加上“劳动者领袖”、“人民导师”之类，无论他如何解释、争辩都没用。
他发现：“在苏联，所有事务不管什么问题，只能有一种观点。”“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好像同所有人交谈了似的……这种思想塑造，从幼儿就开始了。”他认为，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连思想不自由的感觉也消失了。他深感忧虑的是，对文化的危害莫过于此：“在一个国家消除反对派，甚至只是阻止反对派表达见解、形成力量，也是极为严重的事情：这要走向恐怖主义……面对这种思想贫困化，谁还敢谈论文化？”
一次在旅店大堂，纪德对奉命陪同他的画家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而画家则高声反驳：“我们的艺术家，首先必须路线正确……”纪德仍然坚持己见：“这是迫使艺术家随大溜……将来肯定要成为文化的耻辱。”那位画家再次大声地反驳他，批评他是资产阶级思维方式。而且，画家的声音越来越大，简直就像在背诵课文。纪德考虑到大庭广众之中不便谈下去，就回到了房间。但过了一会儿，那位画家就走来低声对他说：“我当然明白……可刚才有人在听我们谈话，而我的画展很快就要开幕了。”这一切，竟使纪德不免想：“我怀疑哪怕是在希特勒德国，思想还会比这里更不自由。”
但纪德毕竟曾经热爱苏联，而且此后并未改变其左翼立场，对于是否要公开写出自己的见闻，他不能不犹豫不决、踌躇再三。
如同所有其他类似的左派知识分子一样，他深深地为一种无法解开的矛盾所折磨：一方面，他真诚地期待着苏维埃事业的成功，不愿意轻率地伤害它；另一方面，亲眼目睹苏维埃制度中的黑暗，他的良知不能容许自己置身事外。
在这一点上，纪德与罗曼·罗兰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差别只在于纪德更直率一些罢了。正因为如此，纪德选择了不同于罗曼·罗兰的处理方式：他断然公开出版了自己的《访苏归来》。为了表白这一做法并不违背自己一贯热爱苏联的善意，他在其前言中不厌其烦地解释了自己的一片赤诚，可谓煞费苦心。当然，如同在许多其他类似情况下一样，这种解释根本无济于事。
纪德的那种天真，完全不足以理解：现代乌托邦制度是一种根本不容任何触碰的新神学，任何冒犯者都将遭受现代“宗教裁判”的处置。
《访苏归来》刚一发表，立即激起苏联及其全世界的信徒的强烈谴责与谩骂。纪德也真的是纪德，他岂是容易屈服于谩骂的人？反而更起劲地搜集资料，真正研究起苏联问题来，其成果就是9篇论战文章，汇集成《答客难》一书，其中彻底否定了苏联模式：“苏联并不是我们当初希望它的那样，并不是它当初保证要成为的那样，也不是它还竭力装出的样子，它背叛了我们的所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