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列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商人,所获社会评价不高;在一些道貌岸然的士人眼中,尤其格调低下,甚至被视为至贱。但恰恰是这些至贱之人,有更多的机会显身扬名,成为至荣之人。这只是一个非开放社会的病态,还是或者应当是社会的常态?
只要天气出了点问题:水灾、旱灾、风灾、雪灾等等,没有人骂老天爷,大家只是一股劲地骂卖菜小贩:就是这些人没良心,又乘机涨价啦!岂止是这时候挨骂,商人挨骂的时候多了,反正这些人就是出气筒,老百姓不顺心时,第一个挨骂的就是商人。商人或许不无可骂之处,更主要的是他们能骂;你还能骂官员、骂政府?
其实,老百姓根本不需要骂商人,商人后面有官员们狠狠地盯着。这种局面已经有三千年了,文人们给它取了一个文绉绉的名字:抑商!为了与奖农相对照,也叫做重农抑商。数千年来,朝廷时有更迭,衙门时有刷新,重农抑商这块牌子是总不会更换的,这是中国人最持久的共识,是真正的立国之本!古人当然不知道“经济政策”这个词;而实际上,最根本的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对于许多具体的政策,朝堂上经常争论不断,秩序远不如今天的大会堂一片肃然;但绝不可能争论重农抑商!就是到了晚清,外国商船都已开到了天津港,脑袋特别活的官员都开始自己经商了,帝国也快亡了,朝廷大佬与嗜学硕儒们还在照样高唱重农抑商!清室为了挽救朝廷,也没少花银子,一批又一批的大臣被派往国外考察,考察报告上“振兴商业”的建议也不知提了多少遍,帝国精英们就是充耳不闻!
如果仅仅怪朝臣们顽固守旧,也未免有些冤枉。你不妨回家问问:你的祖父、祖父的祖父……干什么来着?种地!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耕社会,不重农重什么?人类的任何生活方式,只要相沿成习,就会浸透到人们的血液,归化成一种基因,再难移除了。你不妨大略检视一下,与“吃”有关的词有多少:吃亏、吃紧、吃劲、吃惊、吃苦、吃力、吃透……。当然最基本的还是吃饭;饭从何来?还不是农业!民以食为天,要古人不重农,简直是违背天理!况且,数千年中,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仅够活命而已,除了吃,还能够活出什么别的花样来?如果撂下自家一亩三分地去经商的人多了,人们吃什么?这样,重农抑商岂不成了天理,这并不需要孔夫子来教导。
因此,无论你如何抬高重农抑商:立国之本、国家哲学、根本国策、天理所在、圣贤遗训……,都不为过。
但这样一来,岂不坑了商人?在社会的等级阶梯中,商人就只能垫底了:士农工商,商人成了老四!不过,似乎还是比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强:在毛治下知识分子屈居老九呢。
那么,老四有一些什么待遇呢?
首先,在生活待遇上商人不能超过等级更高的人。在古代,这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具体的规定。例如,商人不能穿绸缎或者其他贵重服饰,不能建违制的房子,不能乘坐上等人用的车马……。
其次看政治待遇——古人也讲政治待遇,可见这是一个传家宝!商人为官肯定是首要禁忌,否则,岂不是让老四成了老大?也不能让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这是当然之事:参加科举岂不意味着可能当官?似乎没听说禁止商人务农务工,农工并没有什么可羡慕之处。但一旦国家觉得有必要重分田地,商人就未必能分到土地。
不过,对于上述规定也不要太当真。你知道,中国自古迄今的传统就是:任何规则,即使是皇帝的金口玉言,也是可以变通的。实际上,商人远没有那么惨。古书上就不断有记载:“商贾衣绸衣、策骏马”,招摇过市,神采飞扬。商人虽然是老四,但有一样东西使他们可能成为事实上的老大,这就是钱!金钱万能这种道理,古人早就明白了,并不需要受什么“资产阶级影响”。商人们也不满足于生活享受,他们还要自己争得较高的政治待遇:进入官场!曾经当过秦始皇的丞相的吕不韦,就是邯郸的大商人。有了这个例子,就无需举其他人了。可见,至贱与至荣相通,是自古已然的事情。
通过“钱大哥”,商人曾经争得了较好的地位。钱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社会离不开商人。与古希腊、迦太基这类商业社会比较,商业在一个农耕社会中的重要性,当然远没有那么明显。但对于“商人不可缺少”的认知,即使在上古时代也不缺乏,而且愈到社会上层愈明白。
对此,先秦典籍中不乏直接记述。至于间接记述,就更多了。
四川三星堆考古出土文物中,有一些物品明显来自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这不应当是三星堆人自己搬运去的。殷墟出土的大量龟甲,多半出自遥远之地。包括良渚文化遗址在内的多处古文化遗址,距今已有五千年之久,其中出现的大量玉器,玉料多半来自西北,特别是最著名的昆仑玉。在所有上述事例中,是谁将物品从遥远产地搬运到了古文化中心呢?最合理的解释应当是:这正是商人所为!
钱币的出现,无疑是商业存在的最直接的证据。商业的存在应当比发明钱币更早,商业应当是从物物交换开始的。纯粹的物物交换终止于什么年代,今天恐怕难以确知了。
谁需要商人呢?消费者!这种经济学的常识,应当是古今所同。不同的只是消费者的构成。排开那些自给自足的农人之外,最大的消费者群就是宫廷与贵族,其消费品包括食物、酒类、服装、兵器、祭品、礼品、装饰品等等。其中一部分直接来自臣民的贡品,这可能无关乎商人。但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依赖于商人,尤其是那些远离产地、需要经复杂加工的物品,无论是贵族与平民,都难以直接得到这些物品。在一个使用钱币的时代,就更加如此。这样一来,至少是宫廷与贵族,都离不开商人了。
其次,商品在达到消费者之手以前,多半还要经过加工。因此,生产者——士农工商都可能成为生产经营者——亦是商品的重要需求者,因而离不开商人。汉代时在成都附近经营冶铁业的卓氏,富可敌国,他的产业中需要多少原材料,他需要多少供应商,不言自明。类似的供需关系,肯定出现在各行各业。中国固然轻视商业,但在一个庞大的国家中,不能不有规模巨大的市场,因而商业亦不可能不规模巨大。社会之不能离开数量可观的商人,是不言而喻的,这决定于经济现实,无关乎统治者的理念与雅好。
那么,这种经济现实的后果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商人的未可轻视的地位。前面已经说到商人之遭贬抑,现在又要强调商人的显赫,这当然矛盾之至。或许,这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矛盾之一;这种矛盾有时显得十分荒谬。
让我们简要提及一些商人显贵的故事,有些是上了正史的。
最成功的古代商人大概要算春秋年代的范蠡。他与文种一起并列为越王勾践的两大夫,是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的主要谋臣。霸业成功之后,文种继续留在勾践身边,下场十分悲惨。范蠡则选择携西施云游天下,同时经商致巨富。有些后世商人尊范蠡为商人之祖,看来于史有据。范蠡活得十分潇洒,其境界远在许多现代商人之上:晚年散尽家财,赤条条离世了无牵挂!
汉代民间人士剧孟,到了司马迁为他专门写传记的地步,其名气可想而知。剧孟算是商人兼侠士,既聚敛巨富,又仗义疏财,最终家财散尽。这种形象,正是中国传统中最被称道的标准偶像。至于剧孟如何经商致富,恐怕司马迁也未必知其详。
西门庆是一个文学人物,但我相信他能够代表许多真实的人士。《金瓶梅》的读者未必关注西门庆的经商活动,其实那正是有价值的内容,历史学者一定会甚感兴趣。这个现世宝贝,可以说是经商、谋官、谋色三不误,这正是明清年间“成功人士”的典型形象。这个角色的经历至少告诉我们:在明清年代,经商致富已经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正途,无论在名义上它如何违背儒家正统。
由于相关电视剧的广泛传播,商人胡雪岩赢得了可观的名声。他的时代,商人所要求的,不再仅仅是正常的合法身份,而是更进一步的声誉:广受推崇的爱国者!这种声誉胡雪岩得到了,尽管他因此而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与盛宣怀比起来,胡雪岩又不算什么。盛宣怀岂止是“爱国商人”,实际上已经是双栖于政商两界的巨头了。盛的影响力竟然如此之大,死后出殡之日,上海的送葬队伍竟长至数里,简直创哀荣之最。历史上商人的至贱形象,在盛宣怀身上终于扫地以尽。
商人从至贱升到至荣的过程,恰好是中国从一个古老原始的封闭社会进化到一个近代社会的过程。那么,商人的进化之路到头了吗?就个人的安富尊荣而言,商人似乎很难指望更多了。但就整个商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分量而言,则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至少还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还无关乎商业,因而商业文化还不能占据当然的统治地位。其二是,还不像大多数现代西方国家一样,工商业真正融为一体,因而在人们的观感上,商人还不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而仅仅是流通者。走完这一段路有赖于国家的高度工业化,这正是改革开放所要实现的目标。
然而,改革开放有一个不那么受欢迎的副产品:全民经商!
你会立即戳破:什么全民经商,我就没有经商!对,我及我周边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商。我敢说,大多数中国人也没有经商!所谓全民经商,不过是一种夸张,一种激愤之词,是反感于商业大潮者的一种过激反应。在中国有这种反应,实在自然不过,我们昨天还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呢。
尽管如此,也不可否认,在“全民经商”浪潮中,商业的超常扩张确有一股疯劲。主要的还不是经商者的数量,而在于那些怎么也与商业不沾边的人,也做起生意来了,这才真正惊动了社会。奔向商海者有:工人、农民、家庭主妇、青少年、学生、教师、教授、学者、作家、官员、军人……。当然,许多人只是偶然为之,但有一些则一去不复返了。有人想出了一个极富有形象性的词:下海!我至今都不清楚,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作了这一发明,真值得名留青史!想知道谁下海了吗?我就举出几个名人:莫应丰、张贤亮、陈小鲁、铁流、沈志华、张首晟、野夫……。
仅仅这些还太少了。我还要告诉你:下海的历史至少要上溯至王朝时代!范蠡、盛宣怀这些人下海就不说了。在明清年间高官顺便做点生意,根本不算稀奇事。就是万历皇帝,也曾利用其私产收取租金呢。能怪皇帝贪婪吗?商业的诱惑实在难抵抗啊。
知道了这些,还能说商人至贱吗?
一个最厌弃商业的社会,会以最大的狂热拥抱商业,可谓世界奇观。这似乎说明了,人心贪利,中外无别。但说中国已经汇入西方式的商业社会,则又并非事实。东西方的商业,仍然有两点重要区别:
其一,表面上社会已高度接受商业,甚至人人乐意一试;但骨子里头贱視商业、认定商业毕竟并非正途的心理,依然根深蒂固。上述两种因素纠合在一起的后果是:许多人依然在适当时候习惯性地喊出那句国骂:无商不奸!
其二,在西方商业社会早已形成的商业伦理,在我们这里不仅仍付阙如,而且在民间意识中依然高度不认同经商。商业伦理的核心就是诚信;但在我们的社会,要人们相信成功的商业有赖于诚信,显然还为时尚早。在中国,对人的训戒不是:你不能毫无根据地怀疑商人骗你了,凭什么断定商家说的是假话?而是如下严厉警告:你绝对不能轻易相信商家的宣传,凭什么相信他们说的全是实话?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如果商业气氛还是互相“防贼”,能够说,我们已经进入某种商业文明吗?
只要这种局面不根本改观,只要人们宁可相信无商不奸,那么曾经至贱的商人,就不可能奇迹般地一个早上变得“至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