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列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商人，所获社会评价不高；在一些道貌岸然的士人眼中，尤其格调低下，甚至被视为至贱。但恰恰是这些至贱之人，有更多的机会显身扬名，成为至荣之人。这只是一个非开放社会的病态，还是或者应当是社会的常态？
只要天气出了点问题：水灾、旱灾、风灾、雪灾等等，没有人骂老天爷，大家只是一股劲地骂卖菜小贩：就是这些人没良心，又乘机涨价啦！岂止是这时候挨骂，商人挨骂的时候多了，反正这些人就是出气筒，老百姓不顺心时，第一个挨骂的就是商人。商人或许不无可骂之处，更主要的是他们能骂；你还能骂官员、骂政府？
其实，老百姓根本不需要骂商人，商人后面有官员们狠狠地盯着。这种局面已经有三千年了，文人们给它取了一个文绉绉的名字：抑商！为了与奖农相对照，也叫做重农抑商。数千年来，朝廷时有更迭，衙门时有刷新，重农抑商这块牌子是总不会更换的，这是中国人最持久的共识，是真正的立国之本！古人当然不知道“经济政策”这个词；而实际上，最根本的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对于许多具体的政策，朝堂上经常争论不断，秩序远不如今天的大会堂一片肃然；但绝不可能争论重农抑商！就是到了晚清，外国商船都已开到了天津港，脑袋特别活的官员都开始自己经商了，帝国也快亡了，朝廷大佬与嗜学硕儒们还在照样高唱重农抑商！清室为了挽救朝廷，也没少花银子，一批又一批的大臣被派往国外考察，考察报告上“振兴商业”的建议也不知提了多少遍，帝国精英们就是充耳不闻！
如果仅仅怪朝臣们顽固守旧，也未免有些冤枉。你不妨回家问问：你的祖父、祖父的祖父……干什么来着？种地！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耕社会，不重农重什么？人类的任何生活方式，只要相沿成习，就会浸透到人们的血液，归化成一种基因，再难移除了。你不妨大略检视一下，与“吃”有关的词有多少：吃亏、吃紧、吃劲、吃惊、吃苦、吃力、吃透……。当然最基本的还是吃饭；饭从何来？还不是农业！民以食为天，要古人不重农，简直是违背天理！况且，数千年中，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仅够活命而已，除了吃，还能够活出什么别的花样来？如果撂下自家一亩三分地去经商的人多了，人们吃什么？这样，重农抑商岂不成了天理，这并不需要孔夫子来教导。
因此，无论你如何抬高重农抑商：立国之本、国家哲学、根本国策、天理所在、圣贤遗训……，都不为过。
但这样一来，岂不坑了商人？在社会的等级阶梯中，商人就只能垫底了：士农工商，商人成了老四！不过，似乎还是比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强：在毛治下知识分子屈居老九呢。
那么，老四有一些什么待遇呢？
首先，在生活待遇上商人不能超过等级更高的人。在古代，这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具体的规定。例如，商人不能穿绸缎或者其他贵重服饰，不能建违制的房子，不能乘坐上等人用的车马……。
其次看政治待遇——古人也讲政治待遇，可见这是一个传家宝！商人为官肯定是首要禁忌，否则，岂不是让老四成了老大？也不能让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这是当然之事：参加科举岂不意味着可能当官？似乎没听说禁止商人务农务工，农工并没有什么可羡慕之处。但一旦国家觉得有必要重分田地，商人就未必能分到土地。
不过，对于上述规定也不要太当真。你知道，中国自古迄今的传统就是：任何规则，即使是皇帝的金口玉言，也是可以变通的。实际上，商人远没有那么惨。古书上就不断有记载：“商贾衣绸衣、策骏马”，招摇过市，神采飞扬。商人虽然是老四，但有一样东西使他们可能成为事实上的老大，这就是钱！金钱万能这种道理，古人早就明白了，并不需要受什么“资产阶级影响”。商人们也不满足于生活享受，他们还要自己争得较高的政治待遇：进入官场！曾经当过秦始皇的丞相的吕不韦，就是邯郸的大商人。有了这个例子，就无需举其他人了。可见，至贱与至荣相通，是自古已然的事情。
通过“钱大哥”，商人曾经争得了较好的地位。钱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社会离不开商人。与古希腊、迦太基这类商业社会比较，商业在一个农耕社会中的重要性，当然远没有那么明显。但对于“商人不可缺少”的认知，即使在上古时代也不缺乏，而且愈到社会上层愈明白。
对此，先秦典籍中不乏直接记述。至于间接记述，就更多了。
四川三星堆考古出土文物中，有一些物品明显来自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这不应当是三星堆人自己搬运去的。殷墟出土的大量龟甲，多半出自遥远之地。包括良渚文化遗址在内的多处古文化遗址，距今已有五千年之久，其中出现的大量玉器，玉料多半来自西北，特别是最著名的昆仑玉。在所有上述事例中，是谁将物品从遥远产地搬运到了古文化中心呢？最合理的解释应当是：这正是商人所为！
钱币的出现，无疑是商业存在的最直接的证据。商业的存在应当比发明钱币更早，商业应当是从物物交换开始的。纯粹的物物交换终止于什么年代，今天恐怕难以确知了。
谁需要商人呢？消费者！这种经济学的常识，应当是古今所同。不同的只是消费者的构成。排开那些自给自足的农人之外，最大的消费者群就是宫廷与贵族，其消费品包括食物、酒类、服装、兵器、祭品、礼品、装饰品等等。其中一部分直接来自臣民的贡品，这可能无关乎商人。但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依赖于商人，尤其是那些远离产地、需要经复杂加工的物品，无论是贵族与平民，都难以直接得到这些物品。在一个使用钱币的时代，就更加如此。这样一来，至少是宫廷与贵族，都离不开商人了。
其次，商品在达到消费者之手以前，多半还要经过加工。因此，生产者——士农工商都可能成为生产经营者——亦是商品的重要需求者，因而离不开商人。汉代时在成都附近经营冶铁业的卓氏，富可敌国，他的产业中需要多少原材料，他需要多少供应商，不言自明。类似的供需关系，肯定出现在各行各业。中国固然轻视商业，但在一个庞大的国家中，不能不有规模巨大的市场，因而商业亦不可能不规模巨大。社会之不能离开数量可观的商人，是不言而喻的，这决定于经济现实，无关乎统治者的理念与雅好。
那么，这种经济现实的后果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商人的未可轻视的地位。前面已经说到商人之遭贬抑，现在又要强调商人的显赫，这当然矛盾之至。或许，这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矛盾之一；这种矛盾有时显得十分荒谬。
让我们简要提及一些商人显贵的故事，有些是上了正史的。
最成功的古代商人大概要算春秋年代的范蠡。他与文种一起并列为越王勾践的两大夫，是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的主要谋臣。霸业成功之后，文种继续留在勾践身边，下场十分悲惨。范蠡则选择携西施云游天下，同时经商致巨富。有些后世商人尊范蠡为商人之祖，看来于史有据。范蠡活得十分潇洒，其境界远在许多现代商人之上：晚年散尽家财，赤条条离世了无牵挂！
汉代民间人士剧孟，到了司马迁为他专门写传记的地步，其名气可想而知。剧孟算是商人兼侠士，既聚敛巨富，又仗义疏财，最终家财散尽。这种形象，正是中国传统中最被称道的标准偶像。至于剧孟如何经商致富，恐怕司马迁也未必知其详。
西门庆是一个文学人物，但我相信他能够代表许多真实的人士。《金瓶梅》的读者未必关注西门庆的经商活动，其实那正是有价值的内容，历史学者一定会甚感兴趣。这个现世宝贝，可以说是经商、谋官、谋色三不误，这正是明清年间“成功人士”的典型形象。这个角色的经历至少告诉我们：在明清年代，经商致富已经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正途，无论在名义上它如何违背儒家正统。
由于相关电视剧的广泛传播，商人胡雪岩赢得了可观的名声。他的时代，商人所要求的，不再仅仅是正常的合法身份，而是更进一步的声誉：广受推崇的爱国者！这种声誉胡雪岩得到了，尽管他因此而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与盛宣怀比起来，胡雪岩又不算什么。盛宣怀岂止是“爱国商人”，实际上已经是双栖于政商两界的巨头了。盛的影响力竟然如此之大，死后出殡之日，上海的送葬队伍竟长至数里，简直创哀荣之最。历史上商人的至贱形象，在盛宣怀身上终于扫地以尽。
商人从至贱升到至荣的过程，恰好是中国从一个古老原始的封闭社会进化到一个近代社会的过程。那么，商人的进化之路到头了吗？就个人的安富尊荣而言，商人似乎很难指望更多了。但就整个商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分量而言，则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至少还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还无关乎商业，因而商业文化还不能占据当然的统治地位。其二是，还不像大多数现代西方国家一样，工商业真正融为一体，因而在人们的观感上，商人还不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而仅仅是流通者。走完这一段路有赖于国家的高度工业化，这正是改革开放所要实现的目标。
然而，改革开放有一个不那么受欢迎的副产品：全民经商！
你会立即戳破：什么全民经商，我就没有经商！对，我及我周边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商。我敢说，大多数中国人也没有经商！所谓全民经商，不过是一种夸张，一种激愤之词，是反感于商业大潮者的一种过激反应。在中国有这种反应，实在自然不过，我们昨天还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呢。
尽管如此，也不可否认，在“全民经商”浪潮中，商业的超常扩张确有一股疯劲。主要的还不是经商者的数量，而在于那些怎么也与商业不沾边的人，也做起生意来了，这才真正惊动了社会。奔向商海者有：工人、农民、家庭主妇、青少年、学生、教师、教授、学者、作家、官员、军人……。当然，许多人只是偶然为之，但有一些则一去不复返了。有人想出了一个极富有形象性的词：下海！我至今都不清楚，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作了这一发明，真值得名留青史！想知道谁下海了吗？我就举出几个名人：莫应丰、张贤亮、陈小鲁、铁流、沈志华、张首晟、野夫……。
仅仅这些还太少了。我还要告诉你：下海的历史至少要上溯至王朝时代！范蠡、盛宣怀这些人下海就不说了。在明清年间高官顺便做点生意，根本不算稀奇事。就是万历皇帝，也曾利用其私产收取租金呢。能怪皇帝贪婪吗？商业的诱惑实在难抵抗啊。
知道了这些，还能说商人至贱吗？
一个最厌弃商业的社会，会以最大的狂热拥抱商业，可谓世界奇观。这似乎说明了，人心贪利，中外无别。但说中国已经汇入西方式的商业社会，则又并非事实。东西方的商业，仍然有两点重要区别：
其一，表面上社会已高度接受商业，甚至人人乐意一试；但骨子里头贱視商业、认定商业毕竟并非正途的心理，依然根深蒂固。上述两种因素纠合在一起的后果是：许多人依然在适当时候习惯性地喊出那句国骂：无商不奸！
其二，在西方商业社会早已形成的商业伦理，在我们这里不仅仍付阙如，而且在民间意识中依然高度不认同经商。商业伦理的核心就是诚信；但在我们的社会，要人们相信成功的商业有赖于诚信，显然还为时尚早。在中国，对人的训戒不是：你不能毫无根据地怀疑商人骗你了，凭什么断定商家说的是假话？而是如下严厉警告：你绝对不能轻易相信商家的宣传，凭什么相信他们说的全是实话？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如果商业气氛还是互相“防贼”，能够说，我们已经进入某种商业文明吗？
只要这种局面不根本改观，只要人们宁可相信无商不奸，那么曾经至贱的商人，就不可能奇迹般地一个早上变得“至荣”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