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似乎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金科玉律。在这种气氛下，一个人竟唱保守调子，似乎不合时宜。那么，保守与创新，真的势如水火吗？
创新，意味着革故鼎新，或者破旧立新；总之，要破除旧设施、旧格局、旧方法、旧习惯，确立新设施、新格局、新方法、新习惯。要创新，就得破除，就得否定，就得动！
与之相反，保守意味着保持成法，坚守传统，维持平衡，运行有常，中规中矩，不逾祖训。保守就得坚持，就得肯定，就得戒浮戒躁，就得静！
两者一破除一坚守，一动一静，不是正好互相对立吗？当然如此！而且，这种对立还不仅是文字上的，而真正是实实在在的，在现实生活中甚至可能要兵戎相见。
是的，保守与创新确实处于对立之中。我一点也不打算否定这种对立，仅仅想将这一对立依某种诠释寓于一体之中。这意味着，无论创新与保守，我们都要，只是适度调和二者，让其各得其所。这似乎是一种二元论的处世策略，但它更具现实性，因为它更符合事物的本性。须知，任何事物都是亦动亦静、动静结合的。你何曾见过绝对不稳定的东西，又何曾见过永远不动的东西？你熟悉的那些事物，不正是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在适当的关节点上又可能急剧变化吗？既然事物的本性就是如此，那么，除了顺应它之外，别无选择。
我的根本主张就是：保守与创新应兼而有之。在实际生活中，常出现两种迥然有别的情况。其一是，保守与创新集于一身，在这种情况下，不妨让我称之为“保守的创新者”。其二是，一些人倾向于创新，而另一些人倾向于保守，且两者处于对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通常并不缺少共存与互补的关系，其相互作用的社会合力决定着事物的演化进程。此时不妨认为，对立着的双方一起承担着“保守创新者”的角色。因此，上述两种看来很不同的情况共享同一个概念：保守的创新者。这是本文的关注点。
在自然科学领域，“保守的创新者”是一种很自然的定位。
爱因斯坦无疑是自然科学家中迄今最大的创新者。为实现他的相对论创新，他当然要破除一些东西，如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坐标。除此之外，对于牛顿力学的经典理论，他是完全肯定与继承的。就这一点而言，爱因斯坦可以说是保守的。他真正的创新看起来不多：只增加了两条公理，但正是这一创新带来了牛顿力学的根本改造。
达尔文是自然科学中的另一个大创新者。他真正实质性的创新，是提出了新物种形成的自然选择原理。他虽然破除了物种不变的传统看法，但并未放弃原有的动植物分类法。除了对于林耐分类理论的继承之外，即使在他本人擅长的自然选择领域，也多少继承了毕丰、拉马克等人的已有成果。这正表明，达尔文恰如其分地融合了保守与创新，二者的界线划在哪儿，他把握得似乎恰到好处。因此，达尔文也是一个“保守的创新者”。
在社会科学领域，真正成功的创新者也只能是“保守的创新者”。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此处不去谈它。我要强调的是，与自然科学不同，对于社会科学更突出的问题是，创新与保守常常体现在互相对立的不同人身上。下面这个经济学的故事，流传得如此广泛，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人类近代科学史上的英雄传说。
故事来自18世纪的英国乡间，那里住着一位勤勉、执着而又恬适的绅士，他就是后来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1723—1790）。亚当·斯密写过不少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今天它已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圣经。
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是：市场中的个人为着自己的利益，无意识地参与竞争，在经济规律——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市场自动地达到均衡。因此，一个由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无需政府的干预，就能实现经济的繁荣与稳定。
于是，在亚当·斯密看来，没有中央权力管控的自由经济，是最好的经济。除了几次战争的中断之外，此后两百多年的世界史，似乎证明了亚当·斯密的结论。
但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不断来袭，逐渐溶蚀了人们对自由经济的信心；对于亚当·斯密那原来几近宗教教义的理论，陆续出现了一批挑战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他所处时代近乎全能式的天才人物；他的代表性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很快成为全世界经济学家手中的经典，也成为亚当·斯密学说的克星。
凯恩斯思想的要点是：纯粹基于个体决策的经济并不能自动实现均衡；一旦均衡被破坏，某种集中权力的适当干预是必要且有效的。凯恩斯的理论成功地应对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后的近半个世纪，无疑是凯恩斯主义的黄金时代。
然而，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在上世纪70年代到来的世界经济衰退面前，凯恩斯主义失灵了。这就轮到凯恩斯遭受亚当·斯密的命运：面对一大批挑战者。凯恩斯主义的对手主要是所谓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领袖就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弗里德曼及其支持者重申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观点，只是将其置于更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基础上，这种论证即使以现代数理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也是近乎完美的。
前后对立的经济理论交替否定的过程确实有趣，不妨略作分析。在否定“看不见的手”的全能作用这一点上，凯恩斯确实推翻了亚当·斯密的教条；他关于政府适度干预有效性的理论，是对于传统的亚当·斯密学说的重大创新。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曾被认为是伟大创新的凯恩斯主义，竟被新的创新者弗里德曼推翻，至少是部分地被推翻了。在新自由主义者面前，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立即缴械投降，而是依然坚持原来的观点，至多作某些修改。于是，曾经的创新者就成了保守主义者。那么，凯恩斯主义者到底是创新者还是保守主义者？至于弗里德曼，就他跨越了凯恩斯主义而言，他当然是一个创新者；但就他坚定地捍卫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观点而言，他似乎更像一个保守主义者。况且，弗里德曼未必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某个“新凯恩斯主义者”所否定。如果是这样，那么，弗里德曼到底是创新者还是保守主义者？
我们似乎已陷入一个悖论之中。走出悖论的方法看来是：干脆承认，凯恩斯与弗里德曼都是“保守的创新者”！我们推出的“保守的创新者”这一名称，看来还真管用呢。
在社会科学领域，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许多，不必一一列举。
至此，我们发现：无论是历史进程中还是思维过程中，创新和保守的交织与交替是一种常态，或者说是一种规律。何以如此？这一事实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精微的机理？这并不容易回答，它必定引发出一系列深入的思考，我并不着意于此。更有趣的问题或许是：对于现代人，尤其是学者，创新与保守互相交织这一事实有何启示？主要的启示至少有如下三点：
首先，不要将任何理论定位为永远的创新理论，也不要将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定位为永远的创新者。我们已经目睹，黑格尔主义、达尔文主义、新康德主义、凯恩斯主义都经历了从被誉为创新到被责为保守的过程，它们的命运，也将是任何今天尚如日中天的辉煌理论的宿命。你大可不必为此而忧伤，这不过是服从事物本身固有的逻辑罢了，那应是一件令人气定神闲的事情。
其次，你永远不要过分迷恋创新，不要唯创新是尚。人类固然永远需要创新，但并不需要时时创新、处处创新、事事创新。人生的大部分经历毕竟由不那么显赫的日常事务构成，它们谈不上是什么创新，但不能说，这种平常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秒都是值得珍惜的生命的一部分，而且都在为不期而至的创新活动积蓄着能量。身处创新的时代，倘不能进入时代潮流的主流，固然是一种难以释怀的遗憾；但应明白：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的人安于守成守常，兢兢业业地做好分内的每件日常工作。那种唯尚创新、不屑于细务的做法，适足以导致一无所为。
在今天的学校中，要不每天鼓吹点创新，实在是跟不上潮流了。倘若使学生荒废必不可少的日常学习，让其盲目地醉心于创新梦，那就真正误人子弟了。实际上，正是那些最热心的鼓吹创新者——其中许多是行政官员——多半一辈子也没有作过什么创新，根本就不知道创新是怎么回事儿。
正是这种盲目鼓动创新的狂热，在催生着今天学界的浮躁。它甚至给全社会造成普遍的误导：似乎创新是天下最容易不过的事情，是无论什么人都会鼓捣几下的！即使是不乏创新成果的职业研究者，也会明白：在完成一次创新之后，一定得有一段不那么惊心动魄的平静工作，用以消化、巩固与传播已得的创新成果，而不是盲目服从于不间断的创新冲动，以致将现有创新成果抛诸脑后，任其湮没。就社会而言，对创新的不断需要，也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的；就某个特定历史阶段而言，需要创新的紧迫程度则可能很不一样，某些时期对于创新仅有低度的依赖，在这种时候过分强调创新，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最后，你务必不要抱负过大，以为在个人涉足的每个领域都能作出创新。个人精力毕竟有限，更不必说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无论哪个领域都积累了海量的信息。如果不去熟悉且掌握必要的材料，你如何能有所创新！在今天的学校中，没有哪一门课的教师不在要求学生创新。先生们大概根本没有想过：如果一个学生选了10门课程，他将如何在每一门课作出创新，以不使各门课的教师失望？学生还是走路不稳的孩子呢，却被要求事事创新！正是这种貌似先进的教育理念，每天都在误导着我们的学生，使其无所适从。
在我所在学校博士生学生会组织的一次讲座上，我曾大声疾呼：请不要将太多的时间花在我的课程上！任何教师都特别看重自己的专业，我自然也不例外。但正因为我看重自己的专业，就不能不更深切地意识到，学生对各自的专业也有特殊的关切。你们急于要作出创新的，首先是你们自己的专业。如果我竟然要求你们更关注我的课程，在学习我的课程时一定要作出创新，那就是我的错位了。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今天回想起来，我丝毫也不为当时颇为保守的呼吁而懊悔，倒是为对学生取负责任的态度而倍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