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鸽之争 | Ecency

今天，边界上出现烽火的任何预兆，都会在民间激起狂热的情绪。即使在社会精英中，所谓鹰派的声音也远远超过不受欢迎的鸽派。为鹰为鸽，真的是一种无需任何智慧的简单选择吗？

古代智慧

在今日之中国，像“边关告急”这一类的事情，早已成为遥远的故事。然而，在现代技术时代，实际上边界离我们更近了；人们更容易想象，似乎敌人随时将出现在眼前。因此，像罗援、吴建民等人各执一词的争辩，同样容易激发人们的兴趣。富于联想的人，立即引进了鹰派与鸽派这两个西方词汇。最接近于它们的中国词汇就是主战派与主和派。

出现“鹰鸽之争”的前提，当然是“战”与“和”同时成为可以考虑的选项。我相信，这样的局面自古有之。在最低的层次上，可以说，处理这种局面不过基于本能：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和。而在较高的层次上，和与战的决策须顾及复杂的因素，是需要高智慧的博弈。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鹰鸽之争有两次，它们分别关涉西汉的和亲于匈奴、南宋的求和于金国。

匈奴是一个生活于今内外蒙古一带的游牧民族，在秦汉之际逐渐强大，致使刚刚脱离战乱的汉王朝难以抗衡。起初，刘邦挟内战中大胜之威势，试图一举克平匈奴。曾出使匈奴的刘敬，颇了解匈奴的实力与谋略，知道难以取胜，竭力劝阻，激怒刘邦，被其囚禁。刘邦亲自率兵32万出征匈奴，但在白登陷入重围，只是用了陈平的计谋才得以脱险。事后，刘邦颇能反省，释放了刘敬并封他为关内侯。其后仍然边患不绝，刘敬给刘邦提出和亲之计，建议将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指望“生子，必为太子……单于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如此算计，可说是鸽派初用智慧了。于是，刘邦遂采纳了和亲政策。

刘邦死后，吕后当权，汉朝的国势仍然不足以言战，和亲还是唯一选择。但匈奴单于也太张狂：竟想和亲到吕后头上，直接致书吕后向其求婚。汉廷自然觉得辱莫大焉。即便如此，吕后仍然不敢诉诸武力，只是婉言谢绝而已。于此足见当时匈奴的强势，朝廷竟一时没了鹰派声音。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汉武帝时代的公元前133年，那时汉朝国力已经足够强大，不必再依靠和亲来安抚匈奴了。

南宋的求和于金国，包含着著名抗金英雄岳飞的千古冤案，因而更有故事。

北宋亡于金国后，赵构于1127年南渡临安建立了南宋。其后十多年，宋与金和战相间，宋维持了一个苟安的小朝廷。到1140年前后，南宋国力有所恢复，由“三大将”韩世忠、岳飞、张俊率领的宋军主力，在北部对金国形成强大压力。1141年，金军大举南侵，宋军全线御敌，岳飞乘势北伐，取得突破，占领郑州、洛阳，然后直抵开封。不愿意战事扩大的宋高宗赵构，急诏岳飞退兵。1142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而在此之前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了岳飞。

与西汉和亲于匈奴不同，南宋内部鹰鸽两派阵势分明：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将领主导鹰派；鸽派则以高宗、丞相秦桧为首，包括部分将领及大多数文官。由于苛刻的和议条款让南宋士大夫深感屈辱，且岳飞的冤狱激起普遍愤慨，和议在当时及其后都受到广泛批评，在舆论上鸽派处于明显地受谴责的地位。后世的史评更是一边倒地谴责“绍兴和议”，而协助高宗完成和议的秦桧，则成了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千古罪人。这样一来，南宋的鹰鸽之争就成了一件延续千年的历史公案。即使从现代的观点看来，这一公案亦未必容易断案。

但不妨指出，任何理性的评判都不能回避以下几点：

鹰派主张恢复中原，鸽派主张南北分治，这两种前景究竟何者更具有现实性呢？被鹰派舆论刻意放大了的“岳家军”的胜利，其实只是局部的，并不足以扭转全局。以宋金双方实力而论，在当时恢复中原、一统江山，很少有现实性。

然而，南宋当权者完全有责任争得与自身实力相当的和约。一味退让以致蒙受屈辱，就不能不承担历史罪责，赵构、秦桧等人都是历史罪人，赵构更是首恶；放过赵构只罪秦桧一人，完全是一种传统偏见。赵构罪在接受不合理的和约，而不在和谈本身。

岳飞受诛肯定是千古冤案。即使按当时的法律断案岳飞并非完全无辜，但也罪不至死。

在历史评价中，个人动机不是主要因素，但亦不应完全忽略。赵构为什么对求和急如星火？因为他担心，金国放回钦宗势将使他的帝位难保。这一解释似乎可信。赵构的这一担心合符情理，其本身并不卑鄙；但因此而在和谈中丧权辱国，那就卑鄙之至！

除了就事论事地厘清责任之外，要对鹰鸽双方作一整体的功罪评断，今天似乎仍难定论。

末世清流

秦桧作为汉奸被后世唾骂已近一千年。古代知名的汉奸不多；晚清的汉奸就不可胜数了：琦善、耆英、奕（严格地说此三人至多是清奸）、李鸿章……。

与“汉奸”相对立，晚清出现了一群以“清流”著称的鹰派文臣，其中最著名者是翁同龢、潘祖蔭、梁鼎芬等人。这些人有志于匡扶光绪振作朝纲，颇为愤世嫉俗，不满于清廷在列强面前步步退让，主张推行强势的对外交涉，抵制任何媚外妥协行为。

清流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主持和议而又屡屡输给外人的“洋务派”，例如奕、李鸿章等人，他们是清廷中的鸽派。鸽派至今还在被现代爱国者辱骂，被认为是丧权辱国的卖国贼，是晚清一连串外交失败的罪魁祸首。这当然也是一桩公案；比涉及岳飞、秦桧的公案更难定论。有关的争论，越来越集中于对两派人士的道德评价，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混乱不堪、毫无头绪。

清流都是忧国忧民的正派人士啊，况且他们还拥戴着一个饱受同情的悲剧人物光绪帝。洋务派多半权势显赫、灸手可热、公私兼顾、名利双收，是一群口碑不佳的人。在道德形象上的这种区分，更掩盖了鹰鸽之争的问题实质。

在今天看来，需要厘清的是如下关键之点：

局势首要的问题是：清朝能够不败吗？这就要看晚清年代的局势走向。李鸿章的那句名言：中国正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人们重复了无数遍，但就是没人去想：大变局的结果，能够使古老帝国免除“洪水漫顶”吗？只是到很晚的时候，包括清流在内的人士才认识到，除非如同日本一样彻底维新，否则天朝根本无力抗拒列强。

既然旧党完全扼杀了维新的希望，那么就只剩下一条路：让这个古老帝国彻底淹没于历史的波涛中。如果结局不免如此，那么鹰派的任何豪言壮语乃至英勇举动，不过是为后代留下几个感人的故事罢了。

和约从南京条约开始，晚清年间与外邦签约无数，他们都是鹰鸽之争的焦点，尤其是清流发泄愤慨之所在，被认为是李鸿章之流卖国的现成证据。

至于现代人，则更要求回答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形势下，你能否争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如果你愿意承认现实，这种希望多半很渺茫。例如，你能改订一个不“割地、赔款、通商”的南京条约吗？如果做不到而又不认输，那就只有打下去了，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更坏的和约。在这一点上的鹰鸽之争，与列宁、托洛茨基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争执并无不同。

除奸让清朝失败不断的，不就是那些卖国的鸽派吗——当时与今天的鹰派都是这样想的。例如，至今都有一种几乎无法移易的看法：倘若没有流放林则徐，或者清除像琦善这样的鸽派，鸦片战争哪能失败？同样，如果能及时清除李鸿章等人，甲午战争岂不会是另一番局面？对于这一类的结论，没有人能举出充分的理由，却促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即以“忠”与“奸”的划分来区别鹰鸽两派。可惜史实并不利于鹰派。有史家认为，林则徐的幸运恰在于，他在鸦片战争尚未真正打响之前就离开了广州；否则，他将逃不脱兵败名裂的命运。我实在看不出，面对一种他完全陌生的新型武装力量，林则徐凭什么神力去取胜。只是这一层，清流们是从不去想、也不可能想透的。

###鹰比鸽好？

像我们这样悠久的文明，不可能不留下一批历史罪人。或许，文明的进步将逐渐增进人们的理性与宽容，能够重新审视那些已经钉上耻辱柱的人，给予更客观的评价。

但有一种恰恰相反的潮流，就是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历史罪人，其中最大的一群，就是在历代鹰鸽之争中的鸽派。一个一贯古今的倾向是：鹰比鸽好！此刻，我不能不联想到已在中国盛行了近一百年的倾向：左比右好！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务必排除一个可能的混淆：对一个判断的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所谓主观评价，就是许多人主观上认为如何如何；而所谓客观评价，就是已经充分证明，事实上确实如此。两者在逻辑上的区别，应当是毫无问题的。主观评价源于对社会舆情的认同；而客观评价则源于对历史事实的认定与研判。

首先在主观评价的意义上考虑“鹰比鸽好”这一结论。

为什么多数人倾向于认为鹰比鸽好呢？大体上有如下理由：

道德上的理由 鹰派倾向于不畏强暴、敢作敢为，具有高尚的道德形象，因而更被一般人所欣赏。与此相反，鸽派似乎显得畏首畏尾、苟且偷安，具有猥琐的道德形象，被大众所鄙视。在甲午战争期间，不愿战事扩大的李鸿章，就被包括皇帝在内的许多人指责为“贪生怕死”；他是否真的贪生怕死，还是心系苍生，没有人愿去细察。

趋利的理由 不排除一些人选择做鹰派有利益上的考虑：鹰派有更好的名声、更少风险，更能取悦于强势的当权者，等等。

心理上的理由 人们本能地倾向于希望看到国朝战胜异族，在群情汹汹的气氛中，很难不将愿望当成现实。因此，大多数人几乎是天然的鹰派，岂能不认为“鹰比鸽好”？

如果认可上述理由，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在那些不谋而合地聚集起来的人群中，往往容易爆发出鼓动激烈行为的高亢呼声。由此也能理解，“鹰比鸽好”的意见通常总占上风。

至于客观评价，就远没有如此简单，它需要基于时间、地区、历史环境等等的精细考虑，并无一以贯之的结论。例如，对于西汉初年针对匈奴的和战决策，今天恐怕没有人认为“鹰比鸽好”。如果将目光移至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日本人就是铁定要征服中国，中日之间不再有任何回旋余地，你如何去选择当鸽派？那时的鸽派都追随汪精卫到南京去了！在那种情况下，就不只是“鹰比鸽好”，实际上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成了当然的鹰派！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如果着眼于主观评价，则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鹰比鸽好”。这种看法有其道德、利益、心理上的依据，因而不无道理。但它终究不是一种理性判断，并无不容争辩的价值；只是因为它反映了某种大众心理，仍然不应被研究者所忽略。如果基于客观评价，那么结论只能依事实而定，不可拘守某个一成不变的结论，当然不应一味为鹰派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