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强势的政府，因为它手中的权力几乎没有办不到的事；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弱势的政府，因为它对无法无天的官员毫无办法。那么，政府到底是强势还是弱势？这似乎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谜。
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强势的政府，这是举世公认的。要举几件事情来说明中国政府的强势，那是太容易了。
移民 列在第一位的，要算频繁而又大规模的迁移居民。
世界上如果有哪个民族最不爱搬家，那就是中国人了。中国人的安土重迁，是历代史家都要特别强调的。
中国自古以来维持着强大的家族传统，通常聚家族而居，其集中住地有家族兴办的种种公益事业，如学校、祠堂、宗庙、历代祖先的墓地等等。任何人都不会愿意离开家族而独自迁移；而全家族的整体迁移殊难想象，如果不是无法抗拒的原因，这种事情是不会出现的。
然而，所有这些难处都不在中国政府的考虑之内。几次最大的移民起因于巨型水库的修建：新安江、三门峡、三峡、丹江口等等，每次移民多达数百万。三峡库区的移民远至江苏、浙江各省，留下了无数“出埃及记”般的故事，也许是日后史诗的头等题材。至于较小工程引致的移民，就不提了。
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业与城镇建设，建设用地内民居的拆迁，成为现代中国长久不衰的一个热门话题。拆迁行动遍地开花，直至处处揭瓦，户户拆墙。
不过，每处单独来看，倒没有三峡移民那样的规模效应。但轰动全国的新闻也不少见，其中包含的血和泪，或许更让国人揪心。拆迁这种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似乎不留后患，大概除了斯大林政府之外，就再没有人干得来了。
节育 与大规模移民比较，节育工作远没有那么大张旗鼓，几乎不进入媒体的关注范围，似乎是一件影响不大的事情。
其实，节育在全世界引起的反响之大，远超国内民众的想象。主要的是，超乎常规的节育举措，与人类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伦理观念相悖，推行起来更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与魄力。
当今世界，认可计划生育的人士与国家并不少见，但以中国方式进行节育者，则似乎闻所未闻。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创下的世界记录，肯定将不会被任何人打破。
节育政策及于所有人，但问题主要发生在农村。中国农民的热衷于生育、看重多子多福，已有数千年传统，乃为全世界所知。
自古以来的家训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庭没有男嗣，致使断子绝孙，那简直是滔天罪行！加之，中国农民极其传统保守，对于床帏之事，绝不容外人拉上台面。如今竟有人将某个闻所未闻的器械，深入到其眷属的最隐蔽部位，农民的尴尬、愤怒与怨恨，可想而知。
尽管不同于移民、拆迁一类的事情，没有什么涉及节育的故事进入公众视野，但就事情本身而言，或许节育行动是更加石破天惊的举措。至于它遗留的影响是否将存于好几代中国农民的记忆中，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整肃 至少在原则上，移民与节育都不依赖于暴力，尽管在具体实施中未必十分温和。
至于整肃，则是完全基于暴力的。鉴于人类历史早已暴力不断，希特勒、斯大林等人创立的施暴记录已足够骇人听闻，很难想象能被打破，中国政府在整肃这件事上，似乎创造不了新的记录。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整肃的最大特色是，其中融合了数千年的古代智慧，以致每次整肃运动，看起来倒像是一种庄严的救世壮举：在中国，每个挨整者都被告知，政府全力所作的，不过是为了挽救他而已！
就算是挽救，动作也太大了点。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严打……，每次都涉及几十万人，甚至千百万人，鲜血与生命的丧失也不在少数。没有足够的气魄与排除一切顾忌的胆略，是根本干不成这种事的。
谁都知道，夺人之命乃非常行为，即使至高无上的古代帝王，也知道什么时候得收手。暴虐如秦始皇，也不过“坑460个儒”而已，而毛却说：“秦始皇算什么？……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超强势的整肃，确实收到了惊人的效果，至今为一些人所赞叹不置。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那时候”没有强盗、没有小偷、没有妓女、没有赌棍……。
人们就是不在乎，那时也没有正常的思想讨论、基本人权的保障、无辜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确实，如果我抓了十个人，唯一的一个歹徒也在其内，那么，肯定能收到安定社会的效果，但9个无辜者付出的代价就没有人在意了。强势整肃的秘诀就在于：
为不放过一个，宁可错整三千！
中国政府在如上三方面所表现出的超级强势，是否为各国政府所羡慕，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有谁羡慕被强制拆迁者、被强制节育者与被整肃者。
要说中国政府弱势，肯定会有不少国人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而事实上，中国政府岂止弱势，简直弱到令全世界震惊。只是，表现弱势的机会与强势完全不同。
养奸 谁都知道，今日吏治之坏，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至于其原因，众说纷纭，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这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姑息养奸的结果。
一个怀抱着有史以来最崇高理想的政府，怎么会养奸遗患呢？当然，倒不至于是政府有意纵容奸徒。况且，没有人生来就是坏胚；官吏队伍中也不会有人贴上坏蛋标签。
官员的腐败是逐渐趋于严重的，在其萌生之初，却没有一个铁腕整治的包公。在整人方面从来都是毫不手软的政府，对于“自己人”的超越常理的心慈手软，到了让局外人看不明白的地步。
说到这一点，左派人士最喜欢拿1950年代的刘青山、张子善说事。且不说毛处置刘、张二人自有其当时的考虑，以一个孤例来遮盖千千万万个相反例证，实在毫不可取。严惩了刘、张的毛就认为：水至清则无鱼嘛！这意味着，“小节”不应在考虑之中。
林彪也完全抱同一想法，在文革中就专门谈过不以小节掩大节的问题。高官的丑行无论从外界看来如何污秽不堪，但在庙堂看来不过是小节而已，无人认真追究。
一位大区司令奸污了服务员，仅由一位元帅找他谈一次话了事。康生这位大理论家，别看他平时道貌岸然，其实败絮其中，声色犬马无所不为；公然将故宫国宝搬回家去，则更无人在意。
从公开发布的新闻中容易注意到，对于贪腐案件的处置之宽松，与对犯事小民的严厉整治恰成对照。其实，实际情况更不可思议。
首先，大多数贪腐问题根本进不了司法程序，甚至进不了纪委的视野。倒不是这些问题完全没有蛛丝马迹，而是司法与纪检部门根本就不打算散太大的网，他们只考虑少数精心选择的案子。
此中固然有多方面的考虑，例如人力不够、复杂官场关系牵扯、典型性与影响力的考虑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法不责众，可能的案犯实在太多，一张法网如何盖得住？况且，将这许多臭事掀出来，叫政府的面子往哪里搁？这样一来，在那违法的“官众”面前，政府就无能为力了，这不是政府的弱势又是什么呢？
养冗 中国官员之多，可以说举世皆知，人们已经失去评论它的兴趣。只是，恐怕没有人真正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官场竟泛滥到如此地步。
简而言之，是政府长期养冗——即豢养冗员——的结果。当然，政府也未必一开始就情愿养冗，至少它还有财政负担的考虑。但依据官场演变的内在逻辑，政府无法抗拒增加冗员的巨大动力，其主要者是：
A 安排亲信故旧、笼络各界人士的需要。
B 权力边界外移政务增多，引致扩大公务机构的需要。
C 为解决政府人员自身的福利而增设附属机构的需要。
且不说如上需要是否有道理，至少它们不能说明，上级主管部门何以不能阻止下级部门的自我膨胀。表面的理由是，目前没有一部严格有效的编制法。
但这就引出新的问题：历60年之久，都不能制定出一部编制法，这方面的立法意愿与立法能力就太成问题了。不管是属于哪种情况，都只能说明，在对付养冗这一点上，政府确实是太弱势了。
养庸 近年来武汉市在全国政治舞台上颇有一些声响，其中一项值得注意的举措就是，大张旗鼓地推行所谓治庸的行动，不惜调动各种媒体大造声势。对这一做法，北京方面也作出了肯定回应。这件事表明，中国高层对于官场的庸态还算有所认识。
庸者，平庸、庸碌也，对任何雄心勃勃、自视甚高的当政者来说，都是极难承受的恶评，甚至比“专横”、“粗暴”之类的评语更难入耳，后者多少暗示了被评者的能力，而平庸之徒就只有被蔑视的份了。其实，中国官员的庸，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顾忌到官场的形象，没有人愿意直接捅破这一点罢了。
官员的庸可区分为内外两个层面。内在的庸指其本身素质平庸，那是官员的德性、才识、智能平庸决定了的，他们本来就不该被提升到其无法胜任的岗位上，是没长眼睛的组织部门造的孽，这岂能在短期内治得了？外在的庸指官员尸位素餐、庸碌无为。
无论其根由如何，这种庸当然要治；治庸是否有效，则是另一个问题。
此处关注的是，官场的庸何以如此严重，以致需要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来治理？简而言之，这也是政府自己养出来的。
政府何以会养庸？当然涉及诸多复杂因素，但主要在于政府治吏过宽。
毛时代所铸就的政治传统，主要特点之一就是，除了雷厉风行地推行阶级斗争之外，在政府施政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取一种满不在乎的懒散态度；否则主官很可能要冒“反对突出政治”“业务冲击政治”的风险。
在举国唯读小红书是务的年代，罗瑞卿及其同道雷厉风行，在军中掀起“大比武”运动，方法或许简单粗暴，却与庸态绝缘。因此而触犯“业务冲击政治”的禁忌，肯定是罗万万没想到的。自恃劳苦功高的罗瑞卿如此下场，谁不看在心里？自此之后，就不再有人恪守职责了。空谈政治之风愈演愈烈，直至官僚集团整体退化到无可用之人。
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都很难认为有多少官员是及格的。而不及格的官员并无被淘汰之虞，官场生态呈什么气象就可想而知了。
历60年之久，也未能制定出什么官员问责制，还谈什么治吏！在官场流行多年、至今还在流行的套话是：“没有功劳有苦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既是养庸的理据，也是养庸的结果。
眼睁睁地看着庸官遍地而无可奈何，那个肩负治吏之责的政府，还不是个弱势政府吗？
对于那个要人们尊之如父母的政府——“父母官”一词可不是老百姓献上的啊——既强之如彼，又弱之如此，它到底强弱如何，似乎就微妙了。而且，如此势如水火的两个不同评语，怎么能集于政府一身呢，其中没有矛盾吗？
不妨说，这个政府总是强势的，它想要干的事，从来都要坚持干下去，直至达到它的目标，或者被阻于某堵时势所造之墙。
政府的强势，源于制度的力量；它所凭借的制度，就是威权主义制度，或者如官方人士比较喜欢的，叫举国体制。这种体制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几乎不受什么制约，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力量的博弈中，它独占鳌头，髙踞于社会之上，因而获得了近乎绝对的自由。
唯因有这种自由，它才敢于用推土机荡平民房，敢于将育龄女子强行拉上手术台，敢于将学界泰斗叶企孙、陈寅恪等押送批斗会，丝毫不担心谁会诉之于法律以示抗议，也不在乎有人援用宪法进行质疑，更不在意域外势力说三道四。
如此强势的政府，怎么又可能显得柔弱不堪、步履蹒跚呢？那是因为，让它显得弱势的那些事情，并不是它真正想要做，或者虽有意做，但一旦遭遇险阻之后，并不真正想下大决心勇往直前去做的事情。
这些事情，如果有失，并不损害它的根本利益；如果不顾一切务求做成，反而可能危及根本。正是这种精明的权衡，使它适可而止，绝不强求，这样岂不显得弱势？
唯因如此，它才眼睁睁放过许多违法乱纪之徒，听任官府衙门膨胀到失去常态，任凭一群庸官养尊处优、无所事事。即使在心血来潮时，对太不像话的官场陋习作点纠正，但也绝不做过头。
在压根儿不打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上，所呈现的软弱或者放任，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弱势；恰恰相反，那实际上是一种强势。世界上只有一种最顽固的强大，那就是：
强大到敢于不在乎清议民意，敢于怠慢天下。
近年来，要求官员公示个人财产的呼声日益高涨，以致天下汹汹。但是，当道就是不为所动，相关立法，冻结不行。如此畏首畏尾，很软弱吧？非也！强势得很呢。那些奋起抗议，打出标语强烈要求官员申报财产的人，被送进了班房。这还不算地地道道的强势？
由此看来，“弱势的”强势者，终究是地道的强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