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曾提出过（其实蔡元培在1918年也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劳工神圣！在中国，“劳工”大致与“人民”重合。这就不妨演绎出一个相近的口号：人民神圣！
被引用得最多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显然就包含了“人民神圣”的意思。于是产生一个问题：人民真的神圣吗？紧接着的另一个问题是：主张“人民神圣”将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才是本文兴趣之所在。
不过，一开始就碰到一个难题：谁是人民？“人民”这一概念从未被严格定义过，它却被最大量地使用，被各种倾向的人随心所欲地赋予各自理解的含义。例如，人民被理解为：底层民众；劳动者；除敌人以外的一切人。
最后一种理解最具中国特色，实际上在许多年中被奉为标准的官方说法。此处并不打算给出一个新的定义，只是指出：对于“人民”的各种理解包含一个很大的共同内核，它涵盖了底层居民中的绝大部分人。认可这一点，对于下面的分析也就足够了。无论什么人，总不至于不承认，打工者大众应在人民之内吧。
那么，人民神圣吗？或者，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吗？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一说，显然源于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有一个很直观的表述：
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及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
简单地说，历史唯物主义认定：世俗的社会生活是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无疑，生产与消费构成世俗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而人民大众正是生产与消费的主要承担者。因此，人民就是社会存在和演进的主要因素了。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当然是合理的。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特别深奥的道理，几乎就是一个常识。试想，倘若没有了人民，社会都将不复存在，还谈什么创造历史！
在现实生活中,“人民创造历史”也绝不是什么难得一见的奇迹，我们就刚刚经历了震惊世界的这样一幕。
请回顾一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穷乡僻壤的成千上万打工者，潮水般地涌入遍布沿海城市的工厂，他们以正统工人阶级根本无法付出也无法想象的勤劳，创造出真正的人间奇迹。没有人能够否定，今天的中国与毛时代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没有这些打工者，哪来这一历史的飞跃呢？
但是，你去问问这些打工者，他们想到过自己在创造历史吗？他们是为创造历史而离乡背井、奔向沿海吗？肯定不是这样。
他们心中只有现实，毫不考虑历史；他们只关心每年春节赶往老家时能带回多少钞票，并不十分关心他们为之效力的城市多了几座新楼。他们固然创造了历史，但那不过是“无心栽柳柳成荫”罢了。
岂止是打工者！你不妨再去问问其他人，包括在各个公司日夜奋战的白领员工、在学校或研究所尽责尽职的知识精英、在政府中服务的公务员，他们可曾自觉地创造过历史？
没有人怀疑，历史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但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自己在创造历史。人们（主要是人民）只是被动地、无意识地创造着历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接受这一事实，并没有什么可悲伤的，除非你患了“创造历史妄想症”。
然而，无意识地创造历史的人民能称得上神圣吗？这就要看你从哪个角度着眼了。
哲学家们尽可以讴歌人民，充分肯定他们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伦理学家们则未必赞成高估无意识行为的道德价值。其实，是否应赋予人民神圣的光环，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至少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学理问题。
况且，即使你赋予人民以神圣光环，他们也未必会觉得特别荣耀；近代以来直至今天，他们已被崇奉得够多了，多半已经麻木，并不在意增加新的荣耀，而更在乎自己的实际状况。
如果说，从人民方面看，神圣与否都没有多少实质意义；那么，从执政者的角度考虑，强调“人民神圣”似乎就颇有意义了。
没有哪一个现代国家的执政者不是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在执政者的想象中，他与人民已合为一体了；人民全向着他，他不只是代表人民，他简直就是人民！
执政者的利益，也就是人民的利益；执政者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意志。如果认可人民是神圣的，那么，执政者岂不更是神圣的吗？
姑且不论，上面的看法究竟只是执政者头脑中的幻象，还是一种言之有据的朝野共识。我们只是指出：在承平年代，执政者以人民的名义所施行的一切，不仅得到高度认可，而且，执政者很可能真正产生一种幻象，似乎他已得到人民的完全授权，真正“权为民所赋”了。
此时，官民“共有、共治、共享”，其乐何如哉！问题是，社会并非永远是放马平川，有时不免波涛汹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人民的名义”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必须小心运用的珍贵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意志可能具有某种实在的意义；至少，“民意”可能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然而，在“人民神圣”哲学的支配下，这种能动的民意很可能包含巨大的潜在风险，这一点已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
从逻辑上说，“人民神圣”意味着：人民永远是对的！人民全智全能，人民就是上帝！说人民会犯错误，那简直就是一种亵渎。
人民的首创精神，更是世间第一宝贵资源，只可鼓而不可泄。人民“要在小姐少奶奶的床上躺一躺”吗，那是无可非议的，只能说好得很，绝不可说糟得很。人民要给“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剃阴阳头吗，那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只可支持，绝不可制止。人民要成立“贫下中农法庭”、处死牛鬼蛇神及其子女吗，就站在旁边好了，至多待事情干得差不多之后去收拾一下残局。人民的首创精神可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我们在现代史中已看得够多了。
如果还嫌不足，不妨再将目光朝向历史深处，看看那些烽火连天的年代，被彻底激怒的神圣的人民，爆发出一些什么惊世之举。火烧阿房宫绵延三月，可能只是一个传说，姑且不论。明末张献忠的义军，应该都是受苦兄弟，竟然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几乎将四川一省的生齿人丁，像牲口一般活生生地宰杀光了，致使几代湖广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填四川”，其中就包括邓小平的先祖。
被洪秀全灌输了一些不伦不类的天父概念的太平军，表现也不见得比张献忠的队伍好一些，在扫荡南中国的14年中，消灭了差不多一亿人口，其中就包括胡适外祖父的所有家人，而他家只是一个地道的下层农户。
面对如此浩劫，真不知要如何来评价那揭竿而起的劳苦大众，是应怜悯，还是不屑。至于用咒语、鸡血、月经带去对抗洋枪洋炮，对三百年的民族世仇懵然无知，却一心要扶清灭洋的义和拳民，且看其在列强与满清联合剿灭下的悲惨下场，真不忍心再去讥刺他们的愚昧无知了。
总之,无论古今，人民纵然神圣，但其非理性的鲁莽行为所造成的灾难，一点也不下于“人民的敌人”！肆虐中的那部分人民，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因其劣行昭著，博得一个雅名：暴民，以便与暴君相对照。
只要社会略有失衡，往往就有人惊呼：暴民要作乱了！虽不免反应过度，但也足见人们对于暴民的恐惧之深。如果社会竟不幸走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人民神圣”就不啻是一种悲怆的讽刺了。
现在该抛却那虚幻的想入非非，回到理性的实地了。完全不必崇拜人民，人民也从来未曾要求得到崇拜。人民并非深居宫阙，人民就是你我他，平凡至极，惶恐至极，躲避自天而降的种种危害尚且唯恐不及，哪里顾得上受人崇拜！
格外夸奖人民如何如何，原是法国大革命传下的恶习，也是启蒙年代那些浪漫思想家的一时激情，原不过是欲成大事者招兵买马时绝不可少的说辞，岂能信以为真！
事情本来很简单：人民无非就是芸芸众生，贩夫走卒、市井细民、村夫野老，无所不包。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必定良莠不齐，绝不可能人人理性，事事正确。实际上，人民中不乏游手好闲之徒，粗鄙刁滑之辈，这类人常常是社会动乱中的“誓作前驱”者。
一味赞扬人民，与其说是敬民如神，不如说是言不由衷，以伪善代替真诚。现代国家，主权在民，当然是国体使然。但人民是否以及如何实际参与国家政务，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与国家政体有关，也与人民的成熟程度、受教育水平有关。笼统地说“相信群众”、“依靠人民的首创精神”，并无意义，而且很可能成为借人民名义我行我素的托词，这在大跃进与文革年代已经见得太多了。殷鉴不远，岂可忘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