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贱者，当然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并非仅穷困潦倒而已，更失去任何人格尊严，任何人都可以得而辱之、虐之，不得有任何反抗。这就是所谓贱民，他们是人类中一个特殊群体，处于其他人——不妨称之为良民——之外。亚当夏娃的子孙，竟然泾渭分明地被区分为贱民与良民，实在是人类文明的最大耻辱！这完全违背了良心与理性，违背了人类的平等理想；在已不能公然否定平等原则的今天，更显得野蛮与荒唐。那么，贱民的历史与现实将激发哪些思考呢？
说到贱民，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庆幸自己终究属于良民、高于贱民吗？倘若这样，而且许多人都是这样，那就真的说明，我们处在一个潜在地接受贱民存在的社会中了。如果每个人都本能地崇尚平等，岂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就在你的左邻右舍中居然还有贱民在！
如果在古代，就用不着抒发这番平等感慨了。在那时，两个躯体没有什么大区别的人，身份可以截然不同，其中一个是有低级身份的贱民，是完全正常的现象，无人不觉得此属天经地义，即使贱民自己很可能也这样想。这样的时代离今天未必很远。你多半会设想，自己一定是良民的后代，你的先人有资格昂首挺胸地在贱民面前走过。如果是这样，你该为自己的高贵血统而自豪，还是为先人曾经歧视过贱民而蒙羞呢？
在古代，贱民主要有三类：奴隶；罪徒及其家属；低贱职业者。
奴隶——教科书上的标准说法是：文明之初，人类就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后者以社会分裂为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为标志。还在民国初期，不少中国学人就接受了这种社会学说，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国民党人陶希圣。不过，一直有学者质疑，古罗马社会的那种典型的奴隶制度，是否也曾存在于中国？此问题非同小可，不能轻易断言，此处不论。没有争论的是，古代确实存在具有奴隶身份的人；而且，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
奴隶具有贱民身份，是不言而喻的。在今人的印象中，奴隶的境况大概在其他贱民之下。且不说从殷墟考古中发掘出的殉葬奴隶，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被随意剥夺，其他方面就更不必说了。也不说历代被罚没为奴的人，这些人的悲惨是双重的：本人及受罚家人的厄运。只说那些由于种种困境而卖身为奴者：婢女、家仆等等，他们作为特殊成员生活在富裕家庭中，可能没有饥寒之苦，但供主人驱使的那种低贱身份，岂能有人类的基本人格尊严可言！
罪徒及其家属——其中的罚没为奴者就不必再说了。在古代，对罪犯的一种重要惩罚方式是流放，而且是举家迁徙至遥远荒僻的流放地；即使在刑期已满之后，这些人大多就定居于流放地。这种处置方法，对于朝廷的安全或许大有好处，但无疑铸下了大量的人间惨剧。今天的民俗学家，仍然可以在偏僻山区发现一些特殊村落，居住着古代流放犯人的后代。即使到了近代，这些人也未必能昂首挺胸地生活，很难彻底除去贱民的印记。无论他们的祖上曾经是什么高官显贵、人中翘楚，经岁月的磨蚀之后，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关于他们的任何凄婉动人的故事，都湮灭在穷山恶水之间了。
低贱职业者——任何时候都少不了低贱职业。但将那种职业人的身份固化，而且让其后代继承，就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特色。有些职业，如娼妓，就是在今天也没有人认为具有正当身份；但有些职业，例如理发、殡葬、演戏等等，当代人已经不再能理解，为什么要将其归入“贱业”；更不能理解，为什么贱业就一定要世袭，让其后代一直贱下去。像“演艺”这样的职业，今天已经成了“万人捧”，人们不能理解古人为什么要贱视它。这些都不是中华文明的荣耀。
有这样一个真实故事：晚清年间京剧名角杨月楼，艺貌俱佳，被人热捧，一女观众执意嫁他。但那时戏子是贱民，倘娶良民女子，就是犯法！于是官方干预，酿成一个大案，乃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这种事情在今天听来，岂不是天外奇谈？这个故事的结尾是：杨月楼后来因给慈禧演戏而身价倍增，算是吐了一口恶气！
在观察古代贱民时，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贱民之“贱”，是举国一致的看法，并非是什么统治阶级的偏见。只要是良民，无论有多穷愁潦倒，都有资格看低贱民，而且以未沦为贱民为荣。贱民的屈辱与悲剧，不在于受到官方的打压，而在于受到所有人的贱视甚至欺凌，这恰恰是贱民最不堪忍受的苦处。他们不可能从任何人——包括清苦良民——那里得到同情、理解与援助，他们是介于人与牲口之间的一个特殊“物种”！其境况之绝望已经无以复加。
这一人间奇景，或许不被常人注意，却恰逢其时地提示了当代大人物：对于对手以及任何不可信任之人，最有效的处置方法，难道不正是将其驱赶入贱民队伍吗？于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奇观出现了：在现代化之风劲吹的20世纪，竟然完全人为地制造出一个贱民群体！
现代贱民的设置颇具创意，它包括戴帽之人，即被官方授予各种“帽子”——右派帽子就是其中之一——的人；也包括候补戴帽之人，即被认定已够戴帽，但宽大处置暂不戴帽的人。领袖专门说明了这一办法的创意：将帽子拿在手里，随时可以警告对象：倘不听话就给戴上！这就如同将棍子举在受害者头上，一不听话就打下来！这种威胁力有多大，可想而知。贱民还包括上述两类人的家属子女，红卫兵给这些子女取了一个极具创意的名称：黑五类。在1966年的那个恐怖之夏，有一顶黑五类的帽子可不是好玩的，不少黑五类就活生生地死在红卫兵的棍棒之下；在北京大兴县与湖南道县，更有不少黑五类死在“革命群众”的大刀之下！
总之，现代贱民都与帽子有关：戴了帽，或者临近戴帽，或者亲人戴了帽。因此，不妨概称为帽子贱民。帽子的威胁力有多大，帽子贱民肯定三生难忘。为了躲避或者摘去那顶帽子，人们能够无所不为，包括甘为牲口、抹去良心！甘肃夹边沟是最著名的右派集中营，最多的时候关押了三千右派，三年之后只有600人活着出来。一个有良心的“管教干部”，冒险采用一些变通办法改善右派的境遇，指望更多一点人活着出去。但就是有右派为了争取早点摘帽，居然告发那位有救命之恩的干部，差点让这位干部也成了贱民！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社会学分析，来说明贱民的境地有多糟糕。
一个社会的居民的境况可以呈现出很大的差别，因而区分出不同的等级，最下的等级自然成为社会的弱势者。但依据不同衡量标准选出的弱势者，可能并不一致；只有那种从任何标准看来都是弱势者的人，才是这个社会的最大倒霉蛋！而贱民就恰恰是这样的倒霉蛋。
为了进行对比，选择最下等的职业（贱业）、最下等的阶级与贱民进行比较。然后，选取社会要素的一个系列：法律、制度、习俗，这些关联着下等职业、下等阶级与贱民的相对地位。
下等职业——首先考察下等职业与法律、制度、习俗的关系。显然，法律不可能规定职业的贵贱，因而下等职业与法律无关。其次，职业的贵贱之分也不可能成为制度。在一个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职业的社会中，职业的优势决定于它给从业者带来的利益，所谓贱业是变动不居的；职业的流动性也与日俱增，转行当管道工的剑桥教授的故事，成了流传全球的美谈！如果说下等职业不决定于法律与制度，那么，它肯定无法摆脱习俗的影响；如果习俗高度厌弃性工作者，那么娼妓即使日进斗金，也不能不是一个贱业！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古代，某些职业是法定的贱业。这种情况无论如何太特殊了，没有什么理由要纳入此处的分析。
下等阶级——法律不仅不能规定什么是下等阶级，实际上根本就管不了阶级。法律规定不了谁当工人、谁当资本家！法律也不可能禁止发了财的工人上升为资本家、破了产的资本家掉入工人队伍。在现代观念中，法律语言根本就不能进入阶级划分！另一方面，却不可否认，阶级的区分决定于制度，尤其是财产制度、继承制度等。只有制度的改变，才能带来阶级地位的显著改变；因此，下等阶级这种身份不能不依赖于制度。习俗固然不足以改变阶级划分，但肯定影响到对“何谓下等阶级”的看法。如果习俗高估贵族阶级，那么即使穷贵族也不会成为下等阶级！
可见，下等阶级与法律无关，却被钉死在制度、习俗的十字架上！
贱民——中国古代的贱民身份被法律所认可，这是没有疑问的。现代的帽子贱民虽然未经法院判决，但实际上具有法定意义；那时的“政策”等同于法律！无论古代贱民还是现代的帽子贱民，都涉及一种系统的、凝固的、无人能够撼动的制度、一项政治制度，而且它与其他政治制度密不可分。至于贱民身份之密切关联着习俗，更是显而易见的：贱民的最大苦难，是在大众中所受到的歧视与凌辱，而不是官方的直接压迫。贱民即使摆脱了法律与制度的桎梏，也未必能摆脱源于习俗的歧视。在这一点上，印度贱民提供了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印度已有较长的法治的历史，历史上曾经加于贱民之上的法律与制度约束，早已被消除。贱民中的精英早已进入各种优势行业甚至政界。于1997年当选为印度总统的，就是贱民出身的纳拉亚南！但大众的习俗却还远远谈不上完全放过贱民。对贱民的歧视，不容易被法律、制度的力量来消除。
此处不妨顺便提到，中国也出了一位贱民政要，他就是前总理朱镕基。他固然不会忘记身为帽子贱民的岁月；而少数丢不下反右情结的人，也忘不了朱的贱民身份。我就亲耳听到有人愤愤地说：朱搞什么国企改革，还是右派本性！
综上所述可见，贱民的身份同时被法律、制度、习俗三者确认。这样，在下等职业、下等阶级、贱民三者之中，贱民就处于最悲惨的境地。它同时受到法律、制度、习俗这三重力量的固化，三者交织在一起，成为紧紧缚住贱民的三层铁甲紧身衣，成为最难解脱的一种身份。除非受到特别赦免，这些铁甲紧身衣是永远不能脱去的。
了解了这些，就不能不认可：贱民实在是“下等人”之最！
认识到“贱民的存在是人类的耻辱”，是较容易的事情，并不需要多高等级的文明。
那么废除贱民呢？上面提到了印度对贱民看法的顽固性。真值得庆幸，我们不是印度！中国固然有独树一帜的帽子贱民，但为时并不长；此外没有印度那种由来已久的贱民制度。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决然地解放了最后的贱民。不过，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
1979年前后，主要由于大无畏的胡耀邦的全力以赴，清理了多年积案，解放了无数蒙冤负屈的人。许多刚从狱中走出的大佬，是否同时意识到：“他们曾亲手助力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帽子贱民，也该出头见日了”，至今恐怕也无从知晓。大概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有人提出解决这个最微妙的问题，大佬们大概还不至于坚决阻挡——仅仅这一点，就该感谢文革了；如果不是文革使几乎所有人都受够苦，绝不会有人敢清理历史旧账！
于是，几乎出于所有人的意外，更出于当事人的意外，帽子贱民被一次性地全部解放了。从此，在这块已有近四千年贱民历史的土地上，第一次没了成群的贱民！当然，在许多年之后，贱民仍然将作为个案而出现；但不妨乐观地估计，具有规模的贱民群体，是真正进入历史了！此刻，除了因此而对解放贱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胡耀邦表示敬意之外，难道不也要让世人知道：曾经长期漠然地面对贱民，甚而至于欺压贱民、歧视贱民，容忍这种罪恶达数千年之久的，是整个民族；难道不是每个人都难脱道义上的责任吗？难道不应彻底解决贱民问题，使每个人所负的良心债有所减轻吗？
如果希望有一个永远不产生贱民的社会，那么就要使那些已经成为人类共识的文明观念，真正在每个人心中扎下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