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的新装》这一故事中，“皇帝穿了衣服”是真是假，当然明白至极，只是大臣们不敢明说罢了。但在这个世界上，你所面对的问题多半复杂得多，在很多时候，未必容易辨别真假。这就使得本来应黑白分明的真假之辨，常常陷入迷雾之中。
今天，一个似乎沉寂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口号“全球化”，又热乎起来。在逻辑上看来很显然，全球化有赖于越来越多的全球共识。但实际上，谁都知道东西方至今各行其道，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差异甚大，甚至完全对立。最严重的对立表现在文明价值的取舍上。
世界近代史开始于对中世纪黑暗的全面颠覆，由此而出现的一系列属于制度文化的事物，逐渐被确认为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并成为现代文明的范式与人类的共同信仰。文明价值源出于西方，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在当时的中国士人看来，是完全陌生、新奇的东西。
随辛亥革命而来的急剧社会变化，新的文明价值很快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信仰，它们出现在各种文化作品中，并进入各级学校的教材之内。这样，民国年代的一个普通学生，都能够毫不费力地开出一个文明价值的清单，例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道、和平、宪政、共和、公民、人权等等。
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以及蓬勃兴起于19世纪的欧美社会运动的强势推动，这些文明价值已经如此深入文明人类的意识，以致具有某种公理的权威，公然否定这些价值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十足的野蛮、是未开化状态的表现。试想，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如果有某个人当众宣布：我反对自由，或者我反对平等，人们除了惊愕不已之外，只能认为，此人想必来自某个未开化的野蛮部落，要么就是患了精神疾病。大概没有人有兴趣，平心静气地与这种人开展辩论。
这就意味着，文明价值已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它已将自己置于不容置疑的人类规范的地位。文明世界有了一条不言而喻的底线：
任何对话都必须以承认文明价值为前提。
对于不承认这个前提的人，虽然并不意味着派出十字军，但多半会被视为异类，至少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会如此认为。
那么，这种态势的后果是什么呢？其主要后果之一就是，几乎没有人公然否认文明价值，即使身处对立阵营中的人也罢。问题在于，并非所有人都真正信仰文明价值。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缺少一部分人，他们基于自己的地位、利益、行为习惯与思维定式，从心底里拒绝文明价值，却又不愿意公然反对它。那么这些人会有意或无意地奉行一种典型的策略：以自己的真实信仰取而代之，但并不想放弃某种文明外观，只是宣称，唯有他们的信仰才是真正的文明价值。这样一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岂不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价值，例如两种不同的自由，两种不同的平等，等等；而且都宣称唯有属于自己的那种才是“真的”！由谁去裁判其中的真假呢？
这就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诡异的一幕。
在常识中，自由意味着解放；争取自由的斗争往往与某个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从文学与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为自由而奋斗的最动人的故事。当人们高呼着“不自由，毋宁死”，大义凛然，慷慨赴死之际，其心中的自由信仰，似乎不可能存在真与假的问题。
在求解放的斗争中出生入死的自由战士，从什么时候开始，才面对需要考虑真假自由的问题呢？
西方社会，向来被称为自由世界，尽管有些人说出这个词时，充满轻蔑与嘲弄。那里是否有真自由？且不说教科书上的结论如何，开放年代越来越多的去过西方的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各式各样的。至少有一部分人感到：西方原来一点都不自由，什么事情都被管得死死的：丢垃圾可能受罚；在自己的房间内高声说笑可能遭邻居报警；很平常地接近异性可能被控以性侵；对黑人的某个不恰当表示，可能被指为种族歧视……。
另一方面，在西方人看来，东方（主要指中国与前苏联）之不自由，似乎已板上钉钉。凡从中苏等国叛逃西方的人，都被称为“投奔自由”。不过，来到东方的西方人的观感，也是各式各样的。至少有一部分西方人，认为在中国很自由，甚至比在西方更自由：中国人可以自由求职、自由交友、自由婚外恋、自由离婚、自由选择规避管治的方法……。
这样一来，那些从未去过对方的人就糊涂了：究竟谁的自由是真的呢？
专家可能会这样告诉你：自由意味着选择的权利。每个人总有作某些选择的权利；因此，总不乏一定的自由，区别只在于自由权利的多寡与所属的领域而已。历代思想家可能主张，选择精神信仰与政治从属关系的自由权利是最宝贵的，因而更偏爱思想自由与政治自由；而草民或许更欣赏在生活上无拘无束，这就更看重迁徙自由、婚姻自由、性自由、艺术自由等等。
但专家还是没有告诉你：究竟谁有真自由。
众所公认的标准答案肯定是没有的。但专家毕竟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能依据基本人权作自由选择，那么你就拥有真正的自由；而基本人权载于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非联合国有什么不可抗拒的特别权威，而是这些公约的条款毕竟凝聚了人类的共同经验，体现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逐渐形成的那些文明共识。
这样一来，真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似乎应当是：人们的基本人权得到切实保护。如果认可这一点，那么，对那些“不能自由思考、不能自由閲读、不能自由信仰、不能自由赞美、不能自由批评等等”的自由，你还能说是真正的自由吗？
毛时代与前苏联，尽管物质匮乏，但毕竟有普遍平等的好处——在一些人看来，这几乎已经成了无需证明的定论，甚至许多西方人都持此看法，而且将此看法也用之于金氏王朝的朝鲜。看看今日之朝鲜，就知道此处所说的平等有多么美妙。
高度肯定东方式平等的这些人，同时也猛烈抨击西方的平等的虚假，其理据似乎十分充足：百万富翁怎么能够与穷小子谈平等呢？
这就如同自由一样，东西方的平等也显得真假莫辨了。
不过，作为概念而言，理解平等比理解自由似乎要容易一些。首先，在任何情况下，平等都不意味着实际结果平等：如果你得到一公斤面包，那么我一定也得到两斤面包！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岂止今天无处可寻，今后也无望实现。因此，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法权意义上理解平等，这意味着拥有同样的法律权利；简单地说，就是在法律面前平等。由此又引申出一个稍不同的表达：平等意味着依法拥有同样的选择机会；或者简言之，平等就是机会平等。几乎无需解释，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远不是一回事；歧见恰好由此产生。
如果认定机会平等才是真正重要的、本质的东西，那么它就是真平等；而那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仅存在于想象中的“结果平等”，则不过是一种假平等。如果认定结果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而机会平等不过是一种假平等，则真平等就不存在，除非将想象中的、或者臆造的结果平等当作真平等。
在毛时代，农民没有平等机会进城居住、就业；工人没有平等机会择业、创业；出身成问题者没有平等机会进入大学；普通百姓没有平等机会发表政见；草民甚至没有机会自费乘坐飞机……。而今天却有人说，那是一个真正平等的时代！或许，真正的平等仅在于能够互称同志；但是，草民未必胆敢直呼首长为同志。
另一方面，在任何现代法治国家中，普通公民有竞选公职的平等机会，并不需要你是什么红二代；如果不是这样，那个毫无背景的华裔骆家辉，怎么可能当上华盛顿州州长？通往元帅的大门真正向每个士兵打开；否则，那个从普通士兵干起的贫苦黑人鲍威尔，怎么可能升任美军最高职务？普通人有与国家元首对簿公堂的平等权利；如果不是这样，克林顿就不致因前女友的控告而一度官司缠身。那样的平等，你不觉得很真实吗？尽管它不为我们的官员所喜欢，甚至被讥为假平等！你不会有一种想体验一番那种假平等的愿望吗？
前苏联时期广为流传的一个政治笑话是：在一架从莫斯科开往美国的飞机上，坐着一个美国人与一个要叛逃去美国的苏联人。中途飞机发生故障，苏联人祈祷上帝：“保佑我去美国享受假民主。”发现飞机返航后，美国人祈祷：“保佑我去苏联享受真民主。”苏联人一听大惊，哭丧着说：“天哪，我现在只得跳下去了！”那个使人害怕到宁可跳飞机的真民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确实，在许多年中，东方阵营都坚称自己的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是真民主，而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则是假民主。持此说法最力者不是别人，正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开创者列宁本人。列宁以其一贯的彻底风格，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批评者：
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高一百万倍！
话已穿破了天花板，对手自然再无话可说，于是争论结束。
可惜，列宁的后继者不太争气，尤其是斯大林，将一个高一百万倍的好端端的无产阶级民主，败坏到连一件外装都不剩的地步，让它变成不折不扣的屠杀机器，在1937年前后的“大审判”中，让莫斯科一带血流成河。如果列宁活到那时，大概也会无话可说。不过，这一事实仍然不能证明，列宁老先生的经典说法就错了；因为，列宁早就预见到，斯大林是不合适的接班人。倘接受了列宁的意见选择更好的接班人，那个“高一百万倍”也许真能实现。但一种民主竟然依赖于领袖选择接班人，其优越性就不能不令人存疑了。
恰恰在这一点上，“低一百万倍”的民主的做法完全不同：它根本不需要有权指定接班人的领袖，而是让权力交接制度化；而且，赋予权力的唯一途径，是不受单一党派控制的自由选举。这样，民主的核心内容——并非唯一内容——就是选举制度。倘若离开了不受操控的自由选举，无论包装得如何堂皇的民主——例如当下被刻意颂扬的协商民主——，其优越性就只能用GDP来证明了。
今天，GDP确实是一尊威力无限的神，它被用来证明一切。
严峻的经济形势不能不改变各国政要的思考重点，且不说真假民主，就连民主本身，也整个儿被甩到后面去了。面对这种情势，即使对民主抱有最坚定信念的人，也不免心犯嘀咕：或许眼下民主确实不是最重要的，倘能实现经济繁荣，暂时接受某种威权政治——给“高一百万倍的民主”所取的雅号——或许不无可取。
不过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暂时”将有多久。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要指出：当代已成为主流价值的那种民主，无论称之为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其价值都远远被人们低估，它并非仅仅服务于经济的工具而已。东西方两种民主的较量，十年时间或许尚不足以得出结论，长时间的对比就肯定会看出问题。
首先，谁实现了长治久安，至少自二战之后政局稳定，使得旧时代的宫廷阴谋、政变魔影、倾轧祸害，从此绝迹；而谁只能依靠不断粉碎“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击退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揭露种种“颠覆阴谋”的进攻，才维持某种代价高昂的稳定？
其次，谁实现了吏治清廉，将那个为害了千百年的贪腐恶魔，基本上逐出官场，使贪腐官员成为全社会所不容的稀罕异类；而谁却至今贪腐遍地，舞弊横行，致使史上空前的肃贪运动，成为对付无论真贪还是假贪的各级官员的绞肉机？
还有，谁拥有马克思所期待的那种廉价政府，使纳税人供养的公仆数降至最低限度；而谁拥有在全世界创记录、且继续膨胀的官吏队伍，让理想中的廉价政府变成真正的高价政府，每年吞噬公帑无数？
任何不怀偏见、睁眼看世界的人，对以上问题不是洞若观火吗？既然如此，关于真假民主的争论就该落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