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落幕之后，希拉里不忘立即给其“死敌”特朗普发出贺电。这种做态，在国人看来不过是一种俗套，根本不值得注意。但若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绝不与对手有任何礼尚往来，又当如何置评？可见，待对手之道，并非一个不值得考虑的问题。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谋略大国，对付对手的奇谋异策，何止百种！但这并不等于一遇见对手就咬断对方的脖子。对手们打交道其实挺有讲究，古风之侠义，唯有让现代人羞愧。
读过旧小说的人一定记得，好汉交手之前，少不了一套文绉绉的礼仪，如“久闻足下大名”、“如有冒犯，务请包涵”之类。这个叫作先礼后兵，无论贵族平民，都懂得谨遵不渝，以免被天下人讥为粗鲁无文。“先礼后兵”这四字看似简单，却构成古人行事的一整套文明
规则，广泛应用于宫廷、战场、论辩、盟会、外交等场合。
别看鸿门宴上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刘邦、项羽这一对不共戴天的对手，还是酒酣耳热、相谈甚欢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各自的紧张算计。刘邦居然能虎穴脱身，实属奇迹。刘备与曹操这一对也是争天下的冤家，各人的意图彼此都心知肚明。但在酒桌上四目对视之际，礼数却一点不少。只是曹操一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差点将刘备吓个半死。可见，礼敬之勤，依然不抵杀心之重。至于在刘备与孙权之间、诸葛亮与周瑜之间、关羽与鲁肃之间，那一套敌国英雄相惜的戏路，几乎成了几千年来人们奉为圭臬的经典。对古人行事风格的欣赏，甚至让人从中体味到某种美学价值，以致忽略了相伴而来的腥风血雨。
旧戏舞台上的另外一幕也是很典型的：败军之将被刀斧手绑入主帅帐中，一方是大义凛然：“要杀便杀，岂不痛快！”；另一方是百般恭敬：“久闻大名，不意冒犯，幸勿见罪！”对一个有贵族风度的将帅来说，对失败的对手的这一番礼敬，是绝对不能少的。当然，这一番表演也包含着对对方服软、归顺的殷切期待；在不少情况下，胜者的愿望就是通过这种礼敬实现的。这种手法，就是所谓礼遇败将。这不过是一种平凡的智慧，其有利效果几乎妇幼皆知，在中国已流传了几千年，只是到今天却完全失传了。
礼遇败将这样一种平凡的智慧，在古代收到了可观的效果，其运用的极致，甚至可以说足以兴邦。一些众所周知的事例是：曹操之于关羽；刘备之于黄忠；李世民之于魏征，等等。尤其要提到的是，满清之所以能取大明的天下，主要有赖于一人，他就是汉人败将洪承畴。洪氏的本事可非同寻常，不是什么行军布阵之才，而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伟大战略家。试想，满清那样一个起于山林的落后民族，到哪里去找一个战略家做军师？
或许会说，礼遇败将无非是招降的奸计，哪有什么真情实义？在那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年代，你到哪里去寻真情实义？对这种功利主义的待对手之道，就不必苛求了。
如果一定要树一个更高标准的参照，倒可举一个现代的例子以资对照。美国内战结束时，双方主帅演出了流传青史的一幕：衣衫褴褛的胜方主帅格兰特将军，见到了军装笔挺且佩剑如仪的败军之将李将军，互致问候之后，格兰特询问李将军有什么要求。李将军表示：他的士兵回家后还是要种地的，而且一路回家也得自卫，不能没有自己的马与枪，让他们带这些东西回去！格兰特当场首肯，这是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同胞。显然，“礼遇败将”这四个字，远不足以完全表达这种水平的文明！
由此自然联系到另一个问题：我们的先人能平等看待对手的人格吗？幸而有值得称道的古风可赞。古戏中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与足下各为其主”。这意味着，双方互相尊重对方的平等身份：他们不过是各为其主的对手，而不是君子对罪徒，或者善类对丑类。
在华容道上曹操遭遇关羽的那惊险一幕，已经永远刻在国人的记忆里。无论人们记忆中的那个场面是历史真实还是文人虚构，都传递着一个古代信息：古人在作生死斗时，没有忘记对手具有平等人格这样一种朴素观念。曹操与关羽的关系特殊了点，也不妨看一些其他事例。三国时蜀吴两国或敌或友，但毕竟没有完全的相互信任。分居两国的诸葛亮与诸葛瑾兄弟，那是真正的各为其主。这种特殊关系得到两者官方的完全理解与尊重，没有引起现代社会中常有的那些麻烦。这一事实不应归因于个人的开明，而应归因于古人普遍具有的理性观念，那时的人还没有学会，将敌对阵营的人按意识形态彻底分开。
理性地看待对手的那种古风，早已成为模糊的远古传说，现代社会所流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简单说来，新风尚的核心准则就是：阶级阵线，敌我分明。
内战结束后，如何处置大量国民党军败将，成了观察中国事务的一个绝佳窗口。盯住这个窗口的，首先是数以百万计的旧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子女，同时也有全世界的政界与媒体，还有一个隐身在外的最不可忽略的观察者，那就是永远睁着眼睛的历史！这理应是展示政治家的智慧与气度、展示新社会文明的一个绝佳机会。这些败军之将，本来是四年前的抗日战友，后来是内战中的对手。这些人全被关入了牢房，而且刑期不短。按领袖的说法，没有杀头，已算很优待了。在这些人身上，中国古代文明中的“礼遇败将”用不上，“各为其主”的逻辑更用不上，在全世界已成为典范的美国内战之后的那种处置方法，就更不要说了。
关键之点当然是：国民党是阶级敌人，而不是平等对手。这个分野，是绝不可通融的。就是今天呼吁“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也不会宣布从前那个阶级分野作废，只不过是暂且冷藏或者模糊过去罢了。阶级阵线的观念，尽管今天不被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认同，但当时被斯大林认同，而这就足以使许多人认作信条了。
这样的智慧与气度，为中华文明争光了吗？
国共内战的对手还不是最惨的；自己人内斗的对手，才真正是砧板上的肉团。
问题是，在内部有对手吗？关键恰好在这里。主流意识形态从不承认对手一说：如果你在队伍内部，那就是同志而非对手；如果你出队了，那就是敌人，也非对手。但是，如今天已经公开表明的，曾经被领袖视为死敌的高岗、饶漱石、彭德怀、习仲勋、刘少奇、陶铸、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等，已不再被看作敌人；但未必能够否认，这些人曾一度持有很不同于领袖的理念，至少一部分人（如彭德怀、刘少奇）与最高有过激烈争论或者斗争。按照当今世界公认的标准看来，这些人不是对手又是什么呢？
这些对手后来怎么了？这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这些人，曾经亲手处置过那样多国民党对手。例如，曾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肯定有机会，细心观察国民党败将在牢中的情况。罗瑞卿必定比谁都清楚，他以及他的许多同僚，在文革中的遭遇远不及国民党的败将。有了这番经历之后，他对于自己的高贵血液，还有那么坚信吗？至少他的儿女罗宇、罗点点已不那么坚信不疑了。意识到自己并非比他人高贵，意识到其实人都是平等的，应当是可贵的进步；但跨过这一步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对手这个词如此普通，或许古已有之。令人奇怪的是，有一段时间竟然不太用它了。在1960年代，如果你冒出一句：“美帝、苏修是我们的对手”，大家一定会用怪异的眼光盯着你，好像你说了句大逆不道的话。好心的人会纠正你：美帝、苏修是敌人，而不是对手。当然，那时也不能说刘少奇是谁谁的对手，那样麻烦可就更大了。
可见，涉及对手一词，还有一些并非显而易见的话要说。
对于人群有很多分类法。人们很早就发明了阶级的分类法，它确实能解释很多现象，社会学家尤其喜欢它。但经某些人滥用、误用达一个世纪之久以后，已经名誉扫地，没有人再愿意沾边了。完全不必否认，在理论研究中阶级论能起某些作用；但它对于引导实际的人际交往不仅无益，实在害莫大焉。你总不能说：“我们交个朋友吧，但得知道你是什么阶级！”
另一种类似阶级论的分类法是：敌、友、我。“我”当然指可称同志的人；“敌”就是我们的敌人；“友”则是不属敌人但还算不上同志的人。这种分类法曾经通用，现在也未取消，但其逻辑缺陷与不便应用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法治社会通行的分类法最简单：除依法剥夺公民权的极少数人、尚未取得公民权的移民之外，一概称为公民，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作任何划分。这种分类法争议最少，也最符合普遍平等的现代价值。
但是“对手”呢？它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也没有任何独立的意义。对手只能是两个实体（个人、群体、国家、机构等等）之间的互称，它反映两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对于“对手”关系的如下要求是理所当然的：
对手是对等的。对等当然包含人格、法律上的平等，但还要求某种意义上的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你可以说与特朗普平等：他骂你一句，你完全可以还骂他一句，丝毫不必担心他能怎么报复你。但在政治上、生意上或其他一些事情上，你多半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你可能远远谈不上与他对等。在生意上你也不可能与李小琳对等。至于在法律上你是否能和她平起平坐，这件事恐怕没有人能够担保。
一对对手在当下处于竞争状态。注意此处确指当下。如果是曾竞争过，那只能说是过去的对手；如果是将发生竞争，那只能说是潜在的对手。在当今世界的大国角逐中，美国无疑是中国的对手。此外，中国有一个过去的对手，即俄罗斯；或许还有一个潜在的对手印度。
谈到对手时，一定要设定竞争的领域，不存在什么全面竞争的绝对的对手。例如，虽然在生意上你不是特朗普的对手，但在健美方面或许你是特朗普的对手；在人生事业的大多数方面，他人都不是普京的对手，但在谦逊人格的修养上，或许普京不是你的对手。
概括起来可以说：
对手关系，就是旗鼓相当的双方在某个领域的平等竞争关系。
注意，此处的第一关键词是平等竞争。但立即出现一个问题：在排斥平等的等级制社会中，岂不连对手都没有了？消解此问题的方法有二：其一是，即使在等级制条件下，同一等级的人，例如两个贵族岂不能互为对手？其二是，即使是地位不平等的两个人，例如某平民与威廉王子，亦可在某领域互为对手，只要在该领域双方完全忽视彼此的地位差距，都将对方视为平等的同类。在平常环境下，贵族项羽哪里看得起乡间无赖刘邦？但在逐鹿中原的战场上，项羽哪里还能轻视刘邦，早就视刘邦为平等的强劲对手了。
“平等竞争关系”这一界定，也就完全决定了应有的待对手之道。
首先，你得完全认可对手的平等身份，尊重对手的平等人格，不要以贬斥对手为匪类来提高自己的身份，这不能为你赢来什么。在客观公正的观察者看来，你恰好因为这样傲视对方而输了一层——你的器量、风度与文明教养都未必高于对手。你就得像格兰特对待失败的李将军一样，给予对方完全的尊重，认识到对手即使落败人格却在。如果斥李将军为“匪类”，那么格兰特就将自己降格为仅仅能战胜匪类的将军，自己岂不也成了匪类，何光彩之有？
你绝不能亏待——更别说虐待——失败的对手。如果这样，首先就谈不上对对手的尊重，从而输了器量、风度，输了文明教养。即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考虑，那样也十分不智。试想，一旦亏待对手，你就以行动制定或者修改了游戏规则，而这样的规则他人岂不能照用？你哪里能保证自己永操胜劵？说不定下次就轮到你尝尝失败的滋味了。例如，如果你开创了处决敌方俘虏的先例，你怎能保证对方不处决你方的俘虏？如果你不以整死对手为满足，还要肆意诛连，你就不担心有朝一日别人会如法炮制，抓了你的老婆？在老一代人中，陈云还算一个智者，他坚决反对处死“四人帮”，尤其是江青。他岂能不恨四人帮？只是担心此例一开，以后不好收拾局面。
智者留下的教训就是：善待对手吧！既为了公平道义，也为了彼此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