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有一些热心的中外人士，考证出还在上古时代，中国人就远渡重洋移民美洲；或者干脆说，中国人早就发现了新大陆！
没有人能够武断地认为，这绝无可能。能肯定的只是，这些或实或虚的古代中国文明使者，在数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何以成了完全无声的使者，或许是一个有趣的历史谜题。
想从中国古代文献中，找出任何有关去海外探险的一鳞半爪的信息，多半是一件无望的事。一个安土重迁的农耕社会，连任何迈出家门的工商业活动，都被视为“不守祖业”的卑贱行为；无端地浪迹海外，那就简直形同叛逆了。
近代人们居然能读到《镜花缘》，能跟随李汝珍（1763—1830）一起去浪迹天涯、游览无数海外仙山胜境，也算“一饱眼福”了。可惜那不过是虚构，其中的海外异域全无地理上的真实性。
一个生活于19世纪的作家，在“地理大发现”已过去四百年之后，都不能让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登上一块真实的海外土地，无论在亚美利加还是阿非利加，对于我们的先人的地理知识，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这样一来，寻找古代海外探险者的踪迹，就完全成了一个考古学的问题：这涉及文化考古学与实物考古学。
文化考古学当然不能提供探险者的故事，它只能提供古人海外活动的某些蛛丝马迹，那实际上只是古人留下的一些谜语，其谜底远不是今人一望而知的。
例如，古文献中或许详细记载了热带海岛上的风土人情，这可能是华人到达南洋某岛的间接证据，也可能是海外居民来到中土的证据。古文献中肯定包含了不少海外知识，其中真实的那一部分，多半是海外信息在各种人士中辗转相传的结果，直接来自海外探险者报告的部分，大概少之又少。因此，文化考古学的发掘，不太可能显著增加古代中国人在海外的探险成就。
就目前所知而言，我宁愿相信，对古代中国人——包括其中的最博学者——而言，今天所知的世界大部分地方是不存在的；特别，西半球的任何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古代先人全然不知的。
实物考古学已积累不少有趣的材料；可以想象，这类材料还会与日俱增。对于国人来说，凡涉及中国文化的海外考古发现，都是激动人心的新闻。
媒体热心于这一类的报道，尤其是关于美洲出现中国古代文物的报道，当然毫不奇怪。从科学上来说，至少涉及三个问题：其一，事实鉴定，即确定发现中国古代文物这件事并非虚言。其二，来源鉴定，即确定所发现的文物的来源地确是中国。其三，来源途径推定，即确定那些文物是由中国人从本土带来的。如果这三者都被肯定，那么结论当然是：古代中国人在某个时候到过海外某地。
只是，依据科学标准完全证实如上三点，希望极其渺茫。因此，由之得出人们所希望的结论的机会，恐怕少之又少。至少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这方面的确定无疑的肯定报道。至于那些自娱自乐的小报新闻，对于严谨的学术鉴定来说毫无价值。
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相信，传闻的事情或许是真的：确实发现了某个古代中国人带到美洲的中国文物，不管它是一块陶片，还是一片竹简，或别的什么。我宁愿相信，某个古代中国人，在比哥伦布早数千年的洪荒年代，就奇迹般地远涉重洋来到了美洲。
如果事情确乎如此，“发现新大陆”这一桂冠，是否应从哥伦布头上转移到某个中国无名氏头上呢？这不恰恰是许多国人所希望的事情吗？可惜的是，这种可能性近乎为零。
首先，你无从证明，那个中国人直接来自中国本土；恰恰相反，由多达几十代人辗转传递一件文物到万里之外，在古代是更可信的事。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那个“真的到达美洲”的中国人，可曾有一个字的信息捎回故土？即使这个人有这种意愿，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今天能肯定的事实是：在迄19世纪为止的数千年间，中国朝野对于美洲都是一无所知。这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光彩的，根本不值得凭借想象来弥补这一点。
如果如实地承认这些，那么就只能说，在古代根本就没有中美沟通这件事。既然如此，是否有古代中国人到过美洲，就没有太大的重要性。即使有人到过，他也不过是一个“无声的使者”，对于文明的沟通，未曾起任何作用。
“使者”而“无声”，在历史的长河中就不会留下一个最小的涟漪，因而其存在性得不到任何文字证明。我宁愿相信，这种无声的使者确实存在，而且不会太少。历史如此漫长，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即使如此，他们真正能起到使者的作用吗？
到哥伦布时代，中国海疆就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了：从沿海流向海外谋生的中国人，从原来完全不引人注意的涓涓细流，迅速变成了真正的滚滚洪流。
其所以造成这种局面，至少有如下三个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是愈来愈大的人口压力。
要知道清代人口增长有多快，举两个数据就够了：康熙末1.6亿；1796年近3亿。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农业技术并无明显进步，这种“人口爆炸”的可怕程度就更加触目。有一点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沿海地区多为丘陵所覆盖，少量的耕地远不足以养活迅速增加的人口，外出谋生几乎成为唯一出路。
其次，自从16世纪以来，欧洲人在东亚的商业与殖民活动日益活跃，这大大激发了欧洲与亚洲本土商人到中国沿海的商业活动。
这一方面增进了沿海居民的海外知识，同时也激发了其中最活跃的那部分人去海外谋生的兴趣。可以想象，随外国商船去海外谋生者，绝不会是稀罕例外。在这些铤而走险的外出谋生者身上，中国人素有的那种保守性，似乎已不见踪影。
最后，华人至少在“南洋”一带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相对东南亚的本土人而言，华人不仅更加能干，也更有进取心，更能吃苦。这就是你经常听到海外华侨的成功故事、那样多华侨圆了财富梦的主要原因。如果那些年代久远的故事还不足以让你动心，那么，最近几十年内温州商人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财富故事，就足以说明问题。
既然有那样多的人，几乎一文不名地远走海外，几年之后腰缠万贯地衣锦还乡，故土的乡亲还有几个人能毫不动心？这还不激发出愈来愈凶猛的出国潮？
这些“盲流”海外的谋生者，对推进中外关系是否有所贡献？
首先注意到，民间的出国潮与官方的关系甚微。中国官方自古以来都不鼓励私人出境，而在明清两代则演变成严厉的海禁。
所有去海外的人，无论在事业上取得多大成功，原则上都是天朝的叛民，一旦回国是要治罪或受罚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官方对于民间出境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听其自生自灭而已。要像西方国家通常所做的那样，鼓励其国民移居殖民地，以实现母国的政治或经济扩张意图，这种思维还进不了天朝君臣的头脑。在海外的华人一旦逢灾遇难，那就只有完全靠自己了；“尽保护子民之义务”这种观念，在天朝的传统中，从来都是闻所未闻的。
其次，中国官方也不指望从海外华人那里得到外交上的好处。这看来非常合理：不尽义务同时也放弃权利！中国自古以来最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是：官方与民间在任何方面都是严格区分的，官方从来都排斥民间介入由朝廷垄断的事务。这种传统实际上完全延续到今天。
后果只能是，海外华人不太可能真正充当祖国的使者！
如果说海外华人终究还算得上“无声的使者”，那么也是不被官方承认的。在这种情况下，“无声的使者”仍然可能依其自然的潜能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海外华人建立了一条完全的民间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利益、信息、文化等等的交流。这种交流既然完全不被官方认可，通常完全被忽略，它的作用也就十分有限，而且多半呈现出扭曲的形态。
你不妨想想，一个在印尼艰难经营的华商，他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首先，他被作为“离宗叛祖”者列入了另册，未必还存一份知恩图报之心。其次，他带回故乡的每一条信息，或许能为有意外出谋生的同乡所用，对其他人则很少有什么用处。高高在上的士大夫，必定透过其儒家眼镜来看待域外的一切，不可能认真思索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东西；至于朝廷，则多半不可能听到某个海外华商的声音。
古代中国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民间在国家权力系统中毫无地位。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现代中国别无二致，因此可以想见，今天要海外华人发挥民间使者的作用，同样是极困难的。
如果说，明清时代的海防实际上主要用来防止人民外流，只是那不过是一堵千疮百孔的墙，并不能真正阻挡决心外出谋生的民众，那么，1950年代之后的海防，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它将海内与海外隔离成完全分割的两个世界。这种隔离如此彻底，以致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竟达三十年之久。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早已居留海外的华人之外，并不存在侨迁海外这种问题。在那个时代，不可能有人胆敢提出通过合法手续移居海外的要求；仅仅存在这种想法，就足以构成该受惩办的罪行了。如果仍然还有极罕见的漏网之鱼，那就只能是不顾一切的亡命者，他们构成流落海外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些人即使幸运地获得赦免，有机会回归故土，也难免成为被监控的“特嫌”。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并无明确法令允许居民私自移居海外，但原来那种严厉的禁令，事实上逐渐消解于无形，炎黄子孙浪迹天涯，已不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最近三十余年间，海外华人数量成倍增长，其中大多数人都不过是去圆自己的财富梦。因此，新的海外华人多半是淘金者；无论淘金之地在商场、在工地、甚至污秽不堪之处，追求财富的目标总归一致。
禁锢与开放，亡命者与淘金者，其中的界线就是改革开放。
无论探险者、谋生者、亡命者还是淘金者，都不是祖国的宠儿，毋宁说是祖国的弃儿。他们能够在他乡安身立命，已属奇迹；倘有所建树，就更非等闲。
他们之远走他乡，或被迫或情愿，各有原因，但肯定都是为一己之私利所驱动，并未衔任何官方使命。他们促成了财富、技艺、知识、信息、观念等文明要素的流动，因而不愧为文明使者。称之为使者，当然只是从其活动的客观效果而言。正因为他们多半是在无意中、静悄悄地执行着这种使命，才成了“无声的使者”。
文明要素的流动当然是双向的。每个海外华人都在传播着中华文明，无论他有意与否，也无论他自身文明素养的高低。今天，海外有那样多强势、独特的华人文化区，仅仅澳大利亚悉尼一地就有40万华人，这种状况都远远超出中外人士的意料之外。
然而，中国官方并不满足于这种出乎自然的文明传播，而加之以政府的强势介入，以俾海外华人遵循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这无论如何都抱负太大了。而在这个世界上，大凡抱负过大的事情往往会适得其反。或许这还不是最坏的后果；真正不幸的是，官方的不当介入，恰恰破坏了“文明自然传播者”的非官方性质。
在当今世界上，凡涉及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精神领域的东西，政府的介入恰恰起相反的作用，几乎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因此，明智的政府总是离得远远的，以保持自己国家的软实力不受损失。要使这样一些常识也成为中国官员的常识，或许还有待时日。
至于另一个方向的文明传播，在不同的时代有很不同的效果。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当然是海外华人要有回国的机会，才谈得上带回某些域外的文明要素。因此可以说，大多数海外华人根本起不了这种作用。
如前所述，古代“探险者”对祖国来说等于不存在。其他人则很可能有意无意地传播了海外黄金遍地的某种神话，但这种神话只在锁国年代才起作用。今天，境外旅游的规模已达每年数亿人次，再加上无孔不入的互联网，已经没有任何人愿意听人讲述海外故事了。任何明智的海外归国者，都知趣地保持缄默。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声的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