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乡里人，真没见识！”——在当今中国，受到的奚落再没有比这更刺痛人的了；而刺痛人的快感，也没有比这更酣畅的了。确实，有一千万条理由数落乡里人的愚顽。只是，人们不幸疏忽了：我们都是乡里人，包括你我他！你肯奚落自己吗？
乡里人一点也不陌生，他们就在你身边。谁没有个乡里的三亲六眷，而且你自己就多半曾经为乡里人！你的客厅里不免经常坐着乡里客，你们一起品尝着来自乡下的土产，共享着那些带有泥土气息的乡间故事。无论你是否在乡下生活过，对于乡下事与乡里人，你总能说出个子丑寅卯。
无论你是多么厚道的人，有时也不禁要数落乡里人几句。不幸而生为乡里人，岂能没有几条缺点，多着呢！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愚字，说好听点叫乡土气，说刺耳点就是愚昧、甚至愚顽了。怎能不呢，长居乡间，哪有你城里人见识多？
你看，那位乡里客言必称“俺们村”如何如何，对于城里事却所知甚少。他不知道当今最红火的电影是什么，也不知道影视界出了些什么当红明星，更不知道什么国际体育赛事正在举行。他早已脱去了公社社员的外壳，一身西装无懈可击，却不知道如今城里人已不时兴这一套了。他也紧跟时代，手机不离身，但一看就知道是土得掉牙的款式。他多半不会用电脑，但泡电视的功夫却一点也不逊于城里人。
这位乡里客搞不清城市智慧的那些花里胡哨。他想在城里找份差事，但不知该如何自我介绍，更不知如何包装与推销自己。他想帮自己刚出学校的儿子找个工作，但不知道管事官儿的门如何进。他偶尔需要去医院或银行，在那一片自动机面前只能瞎瞪眼。城里的一切，当然远没有他熟知的农具、家什那么好使。
以为乡里人都是文盲，那也太小看人了。
他好歹也读过中学，识字未必比你少，看过的古典小说说不定比你还多。但他的思维可能不如你现代化。你别和他谈什么权利与公平正义，还不如多聊点行侠仗义、关羽包公。你可别去开导他上网开微博，往他头脑中的那片净土塞进许多奇谈怪论；他所秉持的传统美德就是谨言慎行，绝不惹是生非。你别开导他，说什么“乡里人也真可怜，大跃进、大饥荒吃尽了苦头，今天还是低人一等，什么好事都轮不上”，他压根儿就认定自己幸福无比，每年都不忘在领袖像前焚香磕头。
对于乡里人的数落，主要者不过就这些罢了。其实，你也并不底气十足，不很明白自己到底比乡里人强多少。乡里人不懂的东西，你多半也是一知半解，甚至稀里糊涂。乡里人的一些长处，你还真不能不服。
就说眼前这个乡里客吧。他能将自己的孩子调教得淳厚质朴、勤奋向上，考入了清华，还准备出国留学呢。而你的孩子却还沉湎于电脑游戏，一无所成。他也谈不出什么大道理，只知道“伢们不能怕吃苦，还是要努力上进才有出息”。
这种观念已经流传几千年了，幸而还被一些乡里人继承着；否则，我们就只能有坐享其成的下一代了。
他住在乡下，明白山水林泉如何养人；他懂得哪些瓜果菜蔬于人有益，该如何加工、品尝；他可能立即教你一手绝活，用很简单的方法弄出美味佳肴；他还会推荐一些单方秘诀，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不时之需……。这些东西，专家们未必看得上眼，但让你感到新鲜有趣，开阔了你的视野，让你熟悉了另一种智慧。
你可能有机会遇到一位崛起于乡里的企业家。他完全西装革履，高档公文包、手提电脑、智能手机一应俱全，似乎已脱任何乡土气息。但他的成功离不开乡村智慧。无论他的事业在养殖、制造、矿业、建筑、经商，他都全力运用数千年传统教给他的全部智慧去经营。他精打细算，不舍毫厘；他广结善缘，游刃于官商两界，左右逢源；他不忘乡里，三亲六眷中的有用之才，在他的事业中各得其所。这一切在他心中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并不需要哈佛、牛津商学经典的启迪，也不需要盖茨、乔布斯之类的行家开导。他的智慧全来自数千年本土文化传统，实际上不过是农民智慧——当然，那是农民可能有的最高智慧的结晶。
乡里人中并没有成长出牛顿与爱迪生，但不缺少欧冶子、卓王孙一类的杰出人物，当然也不缺少包玉刚、李嘉诚、任正非者流的超级商才。
没有人去系统总结，最成功的那部分乡里人，究竟汇集了哪些智慧元素。但可以肯定，若论发家致富、开源节流，中国农民不失为全世界最精明的人，大概唯有犹太人足以当之。
想必你已注意到，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上升最快的富豪群体，就数华人富商；他们未必都直接来自乡下，但其骨子里的乡村传统，其商业智慧与经营哲学的精髓，本质上源于几千年农村家族智慧的积累，是没有疑问的。
如果认可这一点，你还能否认乡里人的智慧吗？
说到乡里人的愚昧，你会羞于认同乡里人；但若说到乡里人的智慧，你又愿意从乡里人那里沾点光了。不过，无论你取向如何，最主要的是，你没法摆脱自己的乡里人基因。我们无法否认，其实自己就是乡里人！
年轻一点的人肯定大惑不解，这就需要了解一点历史了。
谁都知道，传统中国就是一个农业社会，或如社会学大师费孝通所主张的，唤作“乡土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活模式与精神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传说为华夏族始祖的神农氏，因开创了最原始的农业而被历代所纪念。今天，并无可靠的证据表明，传说时代的人物都非虚构。但考古发掘大致证明了，与神农氏相当的时代，一个初具规模的农业社会已经形成。
在上古时代，诸侯所居的国不过是些军事堡垒，并不具有后世城市的结构与功能。古代居民无论居于都邑，还是居于鄙野，都密切关联着一定的农业活动，因而实际上同样地具有农业生活模式。
存在于商业社会中的那种城邦，在古代中国是不存在的。因此不妨说，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居民都是乡里人。居住于城堡中的人口——君主及其扈从——不仅极少，而且并未脱离乡村生活模式。即使是皇帝老爷，也要装模作样每年亲操一回农具，即所谓籍田，以树立榜样。
这种象征性的做法，给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须知，我们的文明无论如何辉煌，它终究是一个农业文明。
如果说，断定上述的社会形态一直维持到近代，不免有点言过其实；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与生活形态，都没有本质的变化。
最基本的事实是，社会生活与王朝施政的主要内容，始终与农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上古时代即已形成的“重农抑商”传统维持数千年之久，都没有一点松动。
唐宋时代的空前经济繁荣，固然带来了城市的扩展，但城市直接服务于王朝政治的功能并无改变，除了政治城市之外，几乎没有纯粹服务于商业目的的城市。因此，城市居民主要就是王族、官吏及其扈从；中世纪欧洲占有重要地位的“市民”，在古代中国即使存在，也是无足轻重的。
在中国古代，几乎不存在稳定且体面的城市居民。王族人数很少，且髙踞于社会之上，不宜与普通居民相提并论；服务于城市的手工业者与商人——他们居“士农工商”之末，即使居住在城市，也社会地位低下，无体面可言；官吏在城市的居住有临时性，一旦退休，通常宁愿回归乡下故里，耻于与城市商民比邻而居。
在历代王朝，出将入相者解甲归田，是理所当然且极显荣耀的美事，绝无今天被屈辱地“遣送原籍”的半点影子。在全国各地的偏僻荒野中，今天依然留有古代高宅大院的遗迹，它们曾经是退休高官们的颐养天年之所。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城市的发展始终受到抑制。在号称繁华至极的宋朝，就是著名的大城市（例如杭州），其大多数民宅还是茅屋！这一景象，从今天的影视剧中你是看不到的。城市极度不发达的局面，一直延续到近代文明的前夜。
就是在晚清年间，从现存的旧照片看出，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原始简陋景象简直惨不忍睹。那时，城市中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可言。像统一供水系统、公共厕所一类的西方玩意，在中国古代城市完全闻所未闻；直到19世纪末，北京城中还是大小便遍地。这种环境，对于生活在乡下豪宅中的绅士富豪，岂能有吸引力？
传统中国城乡关系的上述状态，有着影响深远的后果。这使得乡村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在精神文化生活上，乡村都是全社会的重心所在。
几乎所有的士人，无论其一生荣辱际遇如何，都是在乡下接受传统的文化教育；也在乡下度过除担任公职外的大部分生涯，包括童年、婚配、生子与暮年。在许多情况下，官吏们的任职地可以天南海北，而其家眷则总留在乡下故里。
因此，在传统中国，除了皇帝老爷及其身边的那一小撮人，谈不上有什么真正意义的城里人。
于是结论只能是，在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乡里人。要检验这一结论非常容易：你不妨查考一下你的直系与旁系亲属，在三代之前生活在哪里。
颠覆性的变化发生在上世纪，尤其是发生在1950年代之后。
首先是城市的崛起，这无疑是近代工业化的结果。随着从沿海开始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以上海为首的大城市，迅速跟上了世界潮流，它们也培育了中国最早的市民阶级与面向西方的近代知识分子。
新的时代潮流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完全改变了最具活力的那部分乡里人的发展意向，越来越多的乡里人，通过游学、经商、创业、打工流入城市，实现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人生梦想。于是城市越来越发达，而乡村则越来越沦落。到上世纪20年代，很难找到一个有才能有梦想的乡里人，甘愿长期蛰居乡下。
对乡村的更致命的打击发生在1950年代，它伴随着史无前例的城乡二元化运动而来。在中国古代，乡村占有主导地位，不存在城乡对立的问题。在近代化时期，城乡差别固然日益拉大，但城乡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民国的大学教授们，无论如何地位显赫，大多娶了乡下妻子，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都不例外，没有听说谁的妻子因户口问题不得进城。也没有哪个乡村教师即使才高八斗还是进不了大学，朱自清就是直接从一所乡村中学调入大学的。
但建立于1950年代的那堵墙，将城市与乡村完全隔开了，隔断得如此彻底，以致墙的两边成了差距越来越大的两个世界。在生活水平、生活模式、观感、时尚等方方面面，两个世界的差距如此之大，这些已众所周知，就不必细说了。
于是，本来已经落后的乡村就更沦落了，到改革开放前夕简直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而让乡村如此沦落的，恰好是崛起于乡村、发誓要拯救农民的那些人。
现代中国的年轻人，可能完全不知道，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乡里人一词从来不具有任何贬抑性；曾国藩、左宗棠、孙中山、胡适等都曾是乡里人，也绝不会以自己的乡下经历为耻。
但自城乡二元化这一怪胎降世之后，乡里人就彻底地矮化，且最终贱民化了。在最黑暗的文革年代，乡村竟然成了内斗失败者、被砭文人等等的流放地，成了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乡村的败落，就无需再说了。
改革开放，终于使分隔城乡的那堵墙开始松动。市场化的滔滔巨流，以其不可阻挡之势，一天天摧毁着那堵墙的根基。今天，城乡二元化并没有被完全消除，但界线越来越不分明了。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里人越来越成为我们社会中的少数。与几乎所有人都是乡里人的时代相反，今天的社会越来越显得，几乎所有人都是城里人！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我们仍然还都是乡里人！
我们身居闹市，器宇轩昂，十足的城里人派头。但我们仍不改那些深层的乡里人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心灵深处我们不能不是地道的乡里人。诚如易中天所言，市民不过是“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官员不过是“阅读文件的农民”而已。
脱去乡里人的衣服，去掉乡里人的饮食癖好，改变乡里人的口音，更换乡里人的起居习惯，放弃乡里人的传统爱好——做到这些都不困难，那会使你变成形象光鲜的城里人。
但是，你还会在无意中保留一件东西，那就是乡里人的思维模式——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只有乡里人。农业社会的思维模式，是我们最重要的基因，是真正的国粹，我们每个人都难以摆脱它，即使你是最摩登的城里人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