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识中，个人自由岂不就是个人意志的舒展自如？然后用一个平行的推理，民族自由与民族意志的关系似乎也就一目了然。那么，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之间、个人意志与民族意志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这似乎进入了一个“书生空谈”的玄学领域，但实际上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为表达自由之宝贵，追求自由的人们抒发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其中用意最决绝的，大概要算无自由毋宁死了。
或许会有人质疑：自由真的比生命更重要吗？有那样多人失去自由——被俘、流放、软禁等等——之后，还好好地苟活着呢。这就未免太尖刻了，难道还能要求每个人以死去搏自由吗？岂止是人类，求自由实际上也是动物的本能。被俘获的动物，常常拒绝进食直至死去，就是证明。
不过，对自由的感受之强度，因人而异，差距可能极大。最强烈者就如同上面所说的无自由毋宁死；而最弱者就完全无所谓，甚至主张“好死不如赖活”。其所以相差悬殊，除了个人气质、教养、经历等因素之外，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自由体验之有无。
数千年来，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婚姻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等为何物，他们能突然觉得这些自由很重要吗？不如说更可能认为：父母包办婚姻很好；不该说时绝不张嘴；一切谨从圣教绝不胡思乱想。
但体验过这些自由、例如言论自由的人，一旦剥夺言论自由之后，感受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强势的征服者，征服一个自由人的民族与一个无自由的民族，所遇到的反抗完全不同。
所向无敌的蒙古铁骑，并不容易征服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小小游牧部落，而不难征服一个民众受奴役的大帝国。鸦片战争期间，侵入沿海地带的英军与满清军队交战之际，不少中国民众前往观战，就像事不关己的局外人，让英国人大惑不解。其实道理很简单：被满清鞑子奴役了两百年的汉人，哪还记得自由的滋味？不懂得给予民众自由的人，就别指望民众在抵抗外敌入侵时同仇敌忾了。
自由与解放常常联系在一起，失去自由的人渴望解放之迫切，可想而知。那种滋味如何，如果没有亲身体验，不妨访问随便哪一个文革受难者。
文革之前，彭真也算一个大人物了，但在文革中被关了十余年，到1978年尚未平反，心急火燎，到处找人活动，其潦倒狼狈之状，与今天的上访者岂有两样？如果不是胡耀邦急公好义，挺身而出，助其获得解放，也不知还得再熬多少年。如果彭真本来就是一个被管制着的小民，并非高官，他会那样急于求解放吗？由此可见：
失去自由者渴求解放；失去自由愈多者求解放之心愈切；从无自由者未必有求解放的愿望。
自由总是与意志联系在一起：自由的程度正是意志得以实现的可能性的大小。个人意志的实现，关联着个人自由的大小。
那么类似的事情是否发生于一个群体呢？例如能否谈到民族的意志与民族的自由呢？他们是个人意志与个人自由的自然延伸吗？
这些问题不会很简单。能首先肯定的只是：没有民族意志就不会有民族自由。
但恰恰民族意志——或者更一般地，群体意志——是一个极难界定的东西。各人的意志不必同质，因此无法汇总。此处同质意指倾向同样或近似的对象。能够汇总的只是同质的意志。
例如，都意欲下海的一群人的意志，经汇总之后得到一个下海的群体意志，它当然比群体中任何个人的意志更强大。
这样，要界定民族的意志，只能考虑其中具有同质意志的那一部分人的意志的汇总。具体说来，至少有三种可能的选择：某个独裁者的意志；已达成一致的某个高层权力机构的意志汇总；已达成共识的多数民众的意志汇总。
将如上的任何一种意志界定为民族的意志，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以下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形成民族意志所涉的个人愈多，所得的民族意志就愈强大，愈具有合法性。
这样，仅仅决定于独裁者的民族意志最弱，汇总了绝大多数个人意志的民族意志最强，决定于部分人的民族意志则介乎前两者之间。
土耳其一旦过渡到总统制，埃尔多安一定会说：这是顺从民族的意志！那么，这是哪种意义上的民族意志呢？这不是埃尔多安一个人的意志。
埃尔多安当然强势、具有专制作风，已接近于一个独裁者，但他毕竟不敢以个人决定宣布实行总统制，这种明显违背宪法的事情在土耳其是行不通的，况且土耳其的反对派并非绵羊。
这也不是一项议会决定。埃尔多安当然有足够的力量控制议会，议会的大多数肯定乐意通过一项这样的决定。但他明白，在一个宪政国家，如此重大的事项不能仅仅依赖于议会的意志；如果这样，已经通过的决议完全可能在某一天被变化了的议会推翻。
剩下来唯一可走的途径就是直接诉诸公众了，这就得全民公决，而埃尔多安恰恰赢得了全民公决。因此不妨说，埃尔多安所赖的民族意志，就是大多数土耳其人意志的汇总。应当说，那是一种足够强大的意志。现在，埃尔多安高枕无忧了。
一旦界定了民族意志，民族自由的意义自然就明确了，它只是个人自由定义的一个翻版：
民族自由就是在无损于其他民族的条件下实现民族意志的权利。
那么，我们的民族自由实现得如何呢？下面的三件事似乎是很有趣的说明事例。
抗美援朝 志愿军出兵朝鲜无疑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它是建政后第一次实现民族意志的重大举措。业已披露的史料表明，该决定基本上依赖于领袖的个人意志，领袖自己承认，绝大多数高层人士并不同意出兵。
至于诉诸公众，在中国根本没有这种传统。且不说这是否是一个于本国有利的决定，损害韩国是毫无疑问的。由此看来，出兵朝鲜并不是运用民族自由的适当选择；或者干脆说，不应有这样的民族自由。
中印战争 根据现有的资料看来，无论是1962年还是今天，中印边界的领土争端的责任方不是中国：大约相当于江苏省那么大的一块中国领土，开战前被印度占着，今天仍然在印度手中。
既然该土地不属于印度，中国收回它无损于印度。收回失去的领土，合于任何意义上的民族意志；至少，当时是领导层一致同意的。因此，中国开展战争行动是理所当然的民族自由权利。但将已经收回的土地又原原本本地送回给印度，就很荒唐了。那不过是领袖一个人的意志，而违背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意志，很难说这体现了民族自由。
中俄边界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强悍的北极熊乘机夺走了我们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些人记忆力较差，完全忘了；或者即使还记得也要装糊涂。但似乎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力还不太差，依然牢记于心，而且耿耿于怀。
面对一个强悍的虎狼之国，今天要收回那些失地，平心而论，我们真还没有那个实力。但是否应当像安倍一样，就是对北极熊大声地宣布：你占着的那一大片土地就是中国的！还与不还，就看你的公道了。那么，要回这些土地是民族意志吗？去问问普通中国人就知道了。岂止是老百姓，我敢说，中南海的衮衮诸公，也不会乐意就这样失去大片国土。
唯一麻烦的是，1990年代的当家人竟然跟人家签了条约。我遇到的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签那个条约，此中蹊跷实难尽言。但按照俄罗斯人自己的逻辑，煮熟了的鸭子仍然是可以飞走的：已送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还不是抢回来了？今天，收回帝俄侵占的国土，一洗国耻，算是最大的民族意志了。如果没有实现这一民族意志的权利，我不知道，是否能说我们已有完全的民族自由，是否还谈得上“伟大的民族复兴”？
个人的自由与解放，不可能不关联着民族的自由与解放。其中的关系如何，是一个学究气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祸福攸关的现实问题呢？
不妨首先排除掉无需考虑的以下情况：单独的个人，无论他是否有自由、是否被解放，对于民族都谈不上什么显著影响，除非你是什么特别显赫的人物。
其次，看来也不难接受的是，民族自由与民族解放，都不足以保证其中每个人一定自由或者解放。例如，美国实现独立之后，民族的自由与解放就实现了，但至少其中的黑奴的自由与解放尚付阙如，那是近一百年之后才解决的问题。
但民族的自由与解放，是否至少带来一部分人的自由与解放呢？这就不那么显而易见。先看肯定的事实：二战的胜利使法兰西民族获得了自由和解放，恢复了法国的宪政秩序与法治，因而也实现了法国人的个人解放，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但是也有否定的例子：二战中，在美军的帮助下，菲律宾结束了日军的四年占领，作为一个民族，菲律宾无疑获得了自由与解放。至于菲律宾人，在马科斯的独裁统治下，其自由未必有多大增进，谈不上真正获得了解放。当然，马科斯的极少数亲密追随者飞黄腾达；但他们也未必有真正的自由。更多的事例介于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如果说有什么规律可以总结，那就是：
一个被侵占的民族获得解放之后，个人得到的自由大体上与其原有的自由成正比。
这一结论表达了个人对于民族母体的依赖性。由此自然推出，对于一个尚未开化的落后民族来说，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很可能相差悬殊。对于这类国家的子民，不妨翻用一句流行语：
即使有了祖国，你仍然可能什么都不是！
更有趣的问题，出于相反方向的考虑：个人自由的普遍增进，能促进民族的自由吗？当然，也可以考虑类似的问题：大量的个人获得解放，能推动民族的解放吗？
运笔至此，我不禁想起胡适的一段脍炙人口的话：
现在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这当然是胡适在勉励青年人奋力争取自己的自由与人格，以此来建造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但究竟为何有了个人的自由与人格，也就有了国家的自由与人格，他却没有细说，这就留下了被人误解与指责的余地。胡适在这里不过是在与学子谈心时抒发人生感悟，并不是在写哲学论文，未顾及完整地表达逻辑上需要的细节。
不过，其中省略的细节倒是清楚而容易补上的：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争取个人的自由与人格，那么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自由与人格，而社会则越来越具有尊重个人自由与人格的气氛，这离建成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自然就不远了。反之，如果每个人都不在乎自己的自由与人格，宁愿当奴才，那么这样的国家就如同晚清一样，只有任人宰割，哪来民族的自由与人格呢？
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之间的如上逻辑联系，本来并不深奥，没有理由不能理解与接受。中国现代史上的真正不幸恰恰在于，不仅不接受上述逻辑，而接受了一个恰恰相反的逻辑：要争国家的自由，就应当牺牲个人的自由；要争国家的国格，就不能计较个人的人格；要维护国家这个大我，就应当放弃个人这个小我——这岂不意味着：
要国家能够站起来，个人就应当毫不犹豫地趴下去！
1945年是一个举国欢庆的年份：日本投降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坐上常务理事国的交椅了；不平等条约废除了；大国地位确立了；中国第一次站立起来了！但国民自由平等了吗？人民也站立起来了吗？在当年那种欢庆气氛下，人们顾不上问这些问题；即使有人问也被欢呼声掩盖了。
1949年是一个更加举国欢庆的年份：新中国诞生了；曾経站起来的中国再一次站起来了。但不再有人问“国民自由平等否”之类的问题，因为提出这类问题的人已经趴下去了。
此后，人们相继迎来了更加无比欢庆的1957年、1959年、1966年……，人们从国家电台中听到，中国站得更高了，而储安平、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臭老九们则相继趴下去了。再往后，是趴下去的人重新站起来，人们才开始认真考虑：为使国家站起来，真的要使那样多的人趴下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