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千百万人苦不堪言的文革，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事件？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当然是一场政治运动。但是，人们总感到它远不像其他政治运动。原来，这只是因为，文革不过是一场非典型的政治运动！而这又意味着，文革本来也可以在更典型的方式下进行。那么，是否或者可能存在一个典型的文革呢？
今天似乎谁都不愿意谈文革。文革受害者不愿揭自己的伤疤，文革的施害者不愿面对真相，文革中的逍遥派则意兴全无，年轻人根本不知文革为何事。只有思想界的几个人——左派右派皆有——在那里喋喋不休。对那场空前浩劫的反思，或许就只能寄希望于这些人了。
无论任何事物，只要它具有典型性，就比较容易理解与对待，因为典型的东西遵循很明显的规则，通常为人们所熟悉。非典型的事物就难对付了——恐怕这会勾起你对2003年非典的回忆了。不幸！文革恰好是非典型的。迄今对于文革还有那样多的误解、误判与误区，或许正与它的非典型性有关。
稍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会知道一场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意味着什么。不妨归纳出关于典型政治运动的如下特征：
A 明确宣布其目标，并依此进行充分的舆论准备与思想动员。
B 党务系统组成自上至下的组织机构（派出工作组是最常用的办法之一），在运动期间全面掌控运动。
C 运动在预先宣布的规则下有序进行，极端行为被约束在可控的范围内。
D 绝对不容许任何超越官方控制的自发行为。
E 有效保护官方认可的可靠支持者及有用之人。
对照以上各条，不难看出，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反右倾、拔白旗、四清等政治运动，都属典型运动之列。而文革就不是了：它几乎在每个方面都违背上述典型性特征，而且在每一条上都表现出恰恰相反。
你很可能一眼就认定，文革具有特征A。但最大的迷误恰恰在这里：公开宣布的目标与隐蔽的实际目标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今天已经十分清楚，文革发动者的真正目标，不过是清除其对手而已，所谓“反修防修”，不过是一个合法装饰物罢了。
谁不知道，直到1966年为止，文革的主要清除对象刘邓、彭罗陆杨，恰恰是组织、实施反修的主要人物，实在看不出他们身上有一丝一毫的修正主义色彩，他们给人们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左得出奇。
要证实这一点，只要看看刘主导的四清、邓与彭直接组织的反修就够了。今天仍然有不少人认为这些人被整不冤，正是因为这些人曾经不遗余力地奉行极左政策，整人无数。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头子”，全中国就不再有没修的人了。
当年掌控文革运动的权力系统，显然绝不是原来由刘邓掌控的党务系统，这个系统在1966年底就完全瘫痪了，其中大多数主干人物要么已身陷囹圄，要么就落难于红卫兵手中。可见，特征B是完全够不上的。
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见，用来规范运动的政策，是预先制定好了的，它们就是一套始终支配着运动的规则，让运动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越轨的事情不能说没有，但通常能被控制在最低的程度上。
运动规则细密到这样的程度：每个环节的时间表与细节都是预定好了的。经历过反右与四清的人，对此应当会记忆犹新。
但文革绝不会有这些东西。且不说，当时已没有制定与掌控这类规则的人力了；最主要的是，领袖从来就不喜欢规则，他的哲学举世皆知，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越乱越好”。
只是后来，文革的无序状态完全失控，到了危及文革主导者的安全——最著名的是上海的炮轰张春桥事件、武汉7.20事件——才动用武力来维持秩序。可见，特征C是根本谈不上的。
说到特征D，那就是真正的核心问题了。官方的政治哲学中，一直有“充分信任群众的首创精神”之类的说法，但实行起来从来都是严加控制的。即使是对“湖南农民运动”情有独钟的毛，也是绝不容许草民胡来的，这只要看看他在50年代亲自处理的一些群体事件就清楚了。
文革的非典型性恰恰在于，为了清除曾经是真老虎的对手，不得不直接诉诸民众，让他们成立组织、出版报纸、组织游行示威、作为对手参与谈判——总之真正给予他们此前从未实行过的部分宪法权利。
正是这些东西，让一些人欣喜若狂，有些人至今都感激涕零，以为被赐予了真正的民主权利；岂止是民主，而且还是大民主！今天彻底清算文革难以得到部分民众的认同，这一点正是主要缘由之一。在不少人看来，文革不仅不是浩劫，而且简直是一场空前自由的盛宴！
历次政治运动都要伤害大量的人，其中也包括不少真正的“自己人”，但从未弄到伤筋动骨的地步。这当然也是任何政治力量必定坚守的常识，毛本人心中尤其十分了然。但唯独文革他不能这样做，倘不伤筋动骨，就根本达不到他的目的了。
毛是天下最善于运用比例的人，每次运动的杀人、整人比例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一个指头”或者“百分之五”。但文革中再用不着这些杠杠了，这就使毛的一大批最忠实的支持者失去了保护，不少人甚至因此丧命，贺龙、吴晗、翦伯赞等就属此类。
这一点也是文革最难以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怎么会愚蠢到自毁长城呢？一些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就因此而认为毛如同朱元璋一样，是真正想要惩贪的人。但这一猜测不仅不符合文革中祸福两重天的人的实际情况——绝非廉吏的文革激进派始终被有效保护——，也不符合毛的一贯理念：水至清则无鱼嘛！
既然特征A—特征E没有一条满足——实际上是完全背离——，能不认为，文革是一场非典型的政治运动吗？
如果仅仅宣称文革是非典型的，那么，就不能真正理解文革：毛为什么要不可理喻地中断自己一直坚守的政治传统，发动这样一场非典型运动，置自己及其终身事业于险境呢？这就不能不作更深入的观察。我的观察的结果可能很不同于流行的看法。
毛不是不想进行典型的文革；某种典型的文革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毛一直在试图将文革扭回到典型的轨道上来。
在1966年，毛心中第一位的事情是清除其对手，至于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步骤，那不过是第二位的事情；客观地说，这些他未必一开始就全想好了。
以毛的精明，他岂能不知道充分利用现有的组织构架、尽可能限制民间势力的破坏行为、维护一定的统治秩序、保护好自己的坚定支持力量的种种好处。
这些都说明了，实行一场典型的文革，本来应该是毛的首选。
在1966年之前，毛完全可能考虑过这种典型文革的选择。由现有的资料无法判定，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毛意识到选择典型的文革不足以达到其目的，断然决定发动非典型的文革。但看来清楚的是，毛之所以采用风险更大的非典型方法，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这既无关乎他的政治信仰，也无关乎什么“克里斯玛情结”。
一句说烂了的套话是：历史不能假设。既然我们已经历了非典型的文革，那么设想典型的文革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与吸引力。
但从事理上看，这种设想不仅能言之成理，而且不失启发性。选择典型方法或非典型方法，并不关乎任何主义、教条，唯一值得考虑的是成功的可能性。
那么，实行典型的文革胜算如何呢？指望通过传统的方法、程序与组织系统，清除掉刘邓这样盘根错节、势力雄厚的对手及其党羽，即使对于强势的领袖，都是一种生死考验，其风险之巨大不言而喻。但也没有理由就断定全无胜算。这就意味着，以一个典型的文革取代毛的非典型文革，并非绝对不可能。
以上不过是据情理度之而已。至于毛本人究竟是已对典型方法完全不抱希望，转而采用非典型方法，还是在典型文革希望尚存的情况下，更偏爱非典型文革，那就不得而知了。
今天知道的是，即使像毛这样无畏于对抗全世界的超强人物，面对文革最初两年的全面混乱，恐怕其内心也不免有点发怵。
他未必全不担心：能扛得住愈来愈汹涌的造反潮流吗？没有证据表明，毛会后悔当初没有采用典型方法——他一生几乎是从不反悔的。
但现有资料能够证明，毛尽了很大努力来扭转局面，使之回归典型方法的轨道。
转折点是1967年的7.20事件。席卷了武汉三镇、包括整整一师军队在内的百万人抗命，着实让毛吃惊不小，他不得不稍稍抑制一下自己的万丈雄心。
首先，他不动声色地收拾了几个最招人恨的爱将：王力、关峰、戚本禹；其次，将文革派心腹的部分权力出让给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然后，由军队主导派出军宣队与工宣队进驻关键部门，全国各行业被逐步置于军管之下。
刘邓最拿手的管治方法——工作组专政，在文革初期曾是毛打倒刘的主要理由，现在略改面貌之后又被毛当作法宝使用了。
这一招还真有点灵，全国很快回归秩序。余下几年，尽管不断花样翻新，文革大戏连台，但大体上已回归典型方法的轨道。毛动员起来的“革命小将”们，则被安置到边疆、乡下乃至监狱中去慢慢体验“大民主”的滋味去了。
毛最令后世人不寒而栗的名言是：
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
不过，这种恐怖预言，就如同印第安人世代相传的“世界末日”预言一样，并不应验，总算让中国人迄今躲过了预言中的灭顶之灾。只是，民间还是在不断议论着：“下一次文革什么时候来临？”悬在人们头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没有除去。
真的，还会有文革吗？如果有，明天的文革将会如何？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多不胜数。但如果不说清楚什么是文革，这类回答就毫无意义。
我不会像一个老学究一样，到《辞源》上去查出文革的含义。我只能依据在特色中国实际形成的理解，来界定文革概念。
首先强调，不同于全世界普遍共识中的“文化革命”，我们的所谓文革，既无关乎文化，也无关乎革命，只不过是由权力者发动、主导、由被动员起来的群众鼓噪的一次大规模整肃运动，用以清除各种异己意见与异己人士；被清除对象不论党内党外，其范围广度取决于当时形势与需要。
在这种意义上，自延安时代起，这样的文革已进行过多次了。例如，你能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是一次文革吗？
如果认可对文革的以上界定，现在就可以谈“明日文革”了。上面并未限定文革用什么方法。依选择“典型的”还是“非典型的”方法，对未来文革的展望将会很不相同。
已经指出，毛所发动的文革是非典型的。这样的文革显著地超越了体制的正常轨道，是一种十分罕见的不正常现象，它密切联系于发动者的个人特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的。在中国迄今就这么一次，在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则从未出现过。
在这个意义上，毛和他的文革都真正是举世无双、绝无仅有！我敢说，在今后多少年内，将不会再有非典型的文革了。那些期待着非典型文革的人，期待着戴上红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人，就死了这条心吧！
至于典型的文革，我们已经历过许多遍了，它没有非典型文革那样魅力四射，让其支持者激动万分，狂热至极，留下许多圣徒般的回忆。
不要以为今天离典型文革也十分遥远，那样的事情实际上好几次都差点降临了。幸而，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已经郑重承诺：今后将永远不再搞政治运动了。如果这样，也永远不可能有典型文革了。
当然可以相信，邓公的承诺是真诚的。但任何政治家都管不了身后的事。今后会不会有典型文革，既不取决于某个文件，也不取决于政治家的承诺，而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情势。我不敢预言，这样的事还会不会出现。我只能说，产生典型文革的土壤依然存在，只要气候合适，典型文革随时都可能来临。
薄熙来的重庆实验，不是典型文革又是什么？岂止典型，薄熙来那几下子已具有相当的非典型的色调了呢。至于刚刚发生的被人们称为“十日文革”的事件，或许还够不上一场真正的典型文革，但也足以使胆子较小的人考虑逃生之路了。
对于未来文革的可能性，许多人士都警示过世人。或许，胡德平先生的以下说法最具启发性：“原生型的‘文化大革命’是不会发生了，但‘次生型’、‘再次生型’的文革并不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胡先生的“原生型”与“次生型”，应当大体上相对于本文所说的“非典型的”与“典型的”。至于我自己的判断，简单说来就是：
“明天的文革”，并非绝对不可能发生；如果发生，多半只能是典型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