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或敌人能成为老师吗？从传统的意识形态来看，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嘛。处处要与之作对者，岂能尊之为师？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恰恰奉行以对手为师的主张，而且效果更佳，断然实行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就是如此。那么，以对手为师究竟如何呢？
以对手为师这种智慧，古人早已有之。所谓胡服骑射，已经成为典故了，但它所能给人的启示，并未得到充分发掘。
这个故事发生于赵武灵王在位期间（前326—前295）。
先秦时代，诸侯军队习惯的作战方式是使用战车，即你在西安兵马俑馆中看到的那种战车。
战车在平原地带固然有其优势，但缺乏机动性是明显的，在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时尤显不利。而战国时的赵国，恰好与西北边的林胡、娄烦、东胡等游牧民族为邻，边境上不断发生冲突。为生存环境所迫，赵国早就刻意向对手学习，训练自己的骑兵，只是还没有形成常规的骑兵部队。
由战车改为骑兵，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骑兵原是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而早就进入农耕社会的中原地区，其生活习惯却与游牧民族相去甚远。最主要的是，中原地区的那种宽袍长袖的服装，根本不适合骑马射箭。因此，赵国所拥有的少量骑兵，远不足以对付那些驰骋于北疆的塞外轻骑。
要改变这种颓势，一场根本的改革不可避免，而赵武灵王正是实行了这一大胆的变革。
变革是从学习游牧民族的服装开始的。
在中国，穿什么衣服从来都是天大的事情，因为它与统治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凡是在1980年代经历过引入西服的冲击的人，对此都会有深刻体会。
需要改革的赵国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赵国已有与游牧民族杂居的较长历史，“胡服”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早有一些士兵为行动方便而自发地穿起胡服，但普遍推行仍然是一件大事，这一步正是由赵武灵王亲自推动的。
当赵武灵王第一次穿上胡服登上朝堂时，他手下的大臣们就明白了，阻挡胡服已不再可能。紧接着是一系列相关的改革措施：仿照游牧民族训练常规的骑兵部队；招募大量胡人从军，从骑兵中选拔将领；蓄养大量马匹，推进游牧文化等等。
这样一些措施，使得赵国在军事、经济、文化上都更接近于胡人国家，以致在战国七雄中独树一帜。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确实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至少在赵武灵王统治期间，赵国所拥有的强势军事力量威震天下，让周边各国及境外胡人都不敢轻慢它。
赵武灵王通过几次大规模征讨之后，大大削弱了北方邻国中山；在征伐北方胡人之后扩张了领土，新设了雁门郡、云中郡，国土伸展到今内蒙境内。在此基础上，在北边修筑了赵长城。
可见，学习胡人这一对手，并没有什么令人不齿的，更不至于让赵国亡于胡人之手。至于后来赵国终究亡于秦人之手，自有其他原因在，与胡服骑射并无关系。
自赵武灵王之后，学习境外对手的事例仍然间或有之，例如唐太宗就得益于北方强邻突厥人的不少经验。但像胡服骑射这样大规模的“全盘胡化”，就再没有哪个华夏政权袭用了。
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倒是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学习对手，这就是征服了中原的少数民族——即所谓夷狄——以汉人为师，直至最后完全汉化。
第一个典型事例是北魏鲜卑政权（386—534）的汉化。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建都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439年，拓跋焘统一北方；493年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
大规模的汉化改革就是拓跋宏发起的。他自称是黄帝的后裔，并改姓为“元”。鲜卑人本来发祥于黑龙江流域，后来生活在今内外蒙古境内的匈奴故地，其文化之落后自不待言。
入主中原之后，鲜卑人越来越仰慕先进的汉族文化是很自然的。但汉化改革遭到鲜卑旧人的激烈反对，正是为了避开旧人的抵制，孝文帝才决然迁都于汉文化的中心地洛阳。
迁都后，禁着胡服，改穿汉服；在朝堂上禁用鲜卑语，改用汉语；将迁居洛阳的鲜卑贵族改为汉姓，其籍贯改为洛阳；提倡鲜卑贵族与汉族豪门通婚。
这些改革，加速了民族的融合，为后来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至于北魏后来国运并不长久，未必应归咎于它学习对手的国策；汉人自己的王朝，也并非能永保江山啊。
元朝是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外族政权。蒙古人挟征服亚洲大陆之威，无疑很有些睥睨天下，自然也不会特别看好汉人。尽管如此，蒙古人一旦在北京坐稳了江山，慢慢审察了中原地区的制度文化之后，也不得不叹服汉人文明高出一筹。
于是，元朝也未能逃脱征服中原的落后民族不可避免的命运，最终拜倒在被征服者的高级文化面前，实现某种程度的汉化。
元仁宗（1311年继位）开创了“以儒治国”的国策，这一政策被他的儿子元英宗继承。元英宗一改元朝封王而治的传统，加强了中央集权，按照汉族王朝的样板建立了官僚制度。1323年，颁布了元朝的正式法典《大元通制》，共2539条。
不过，也许是蒙古人的“草原基因”过于强势，或者是因为挟其军事征服之威而放不下身段，元朝在向汉人学习时局限太多，这一学习就不很成功——这头野兽太凶蛮了，终于没有被完全驯服于华夏文明。这样一来，元朝就只能以最缺文治的王朝而载入历史。可见，向对手学习，工夫不到位也是不成的。
与蒙古人比较，元亡约300年后入主中原的满清人就强多了。除了与之同源的金人的成就，或许能给他们些许自豪感之外，满清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历史光环。而在满清崛起过程中作过很大贡献的汉族降将——洪承畴是其代表——的才智，则恰恰证明了汉族文化的某种优势。
满清入关后的政策或有得有失，唯独尊重汉文化传统与重用汉臣，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明智之举。
以皇帝为首的满人上层学习汉文化的那种热情，恐怕历史上的汉人皇帝也难以比肩。在汉文化修养方面，即使与汉族士大夫比较，康熙、乾隆也不输文采。康熙宣称“以文教治天下”，崇尚理学；他甚至穿上儒服，以儒学领袖和天下师自居。乾隆行迹遍天下，到处赐字题诗，那种要与汉族读书人一比高下的疯狂劲头，实在表露无遗。不知他在九泉之下，如何向讨厌汉文化的远祖努尔哈赤交待！
有人认为，满清过分的汉化，正是取败之道。满清不过区区数百万人，但个个男人都是热血健儿，否则他们凭什么来征服几亿汉人？但入关之后，沉湎于软绵绵的汉文化，一个个陷入温柔之乡，哪还有什么锐气？这种论调看来不无道理，但也不尽然。元朝那些汉化程度低得多的蒙古人，衰朽得更快呢。
日本人提供了学习对手的更好的例子。
与中国一样，日本也经历了一段闭关锁国的时期。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写的游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生动地记述了1850年代初日本社会的落后、封闭与排外。
就在此时，这种状况被一个美国人强迫结束了。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舰队登陆江户（今东京），迫使日本与美国在次年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开放了对美国的贸易。正是这一事件，成为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契机；佩里在今天日本人的心中，根本就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侵略者。如果当年佩里进驻的是另一个亚洲国家，情况或许就完全会是另一个样。
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次年推倒幕府，控制全国。从1868年6月起，陆续颁布一系列改革法令，以西方为榜样，全面改革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化乃至生活习俗，这就开启了所谓明治维新。
1871年，日本派遣大型使团出访欧美，全面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
首先实行所谓“版籍奉还”，统一全国政令。建立西方式的司法制度，1882年仿照法国制定刑法，1898年参照法国与德国制定民法，1899年制定美式商法。
其次，改革土地制度，统一货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建立示范工厂，招聘西方专家，振兴工商业；1880年代出现产业革命高潮。从1872年起开始修建铁路、公路。废除模仿中国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除贵族、武士之外的民众概称平民。
发展西式的近代教育，全国设立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强制实行义务教育；翻译西方著作，大量派遣留学生。大力倡导西方文明生活：盖洋楼、吃西餐、穿西服，改变传统发型等等。
参照西方全面改革军队建制，陆军参考德国，海军参考英国，从1872年起实施西方式的义务兵役制，发展近代军火工业。军力上升之快，很快就让那个仍然在昏睡的邻国尝到厉害。
作为一个受儒教支配的亚洲国家，日本曾经如同中国一般落后、保守。在19世纪，等待它的似乎是如同中国那样受人宰割的“殖民地”命运；而且它是一个小国，其命运似应比中国更惨。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日本不仅没有被殖民、被奴役，而且崛起为一个西方式的大国，其中诀窍何在呢？
是西方人对其特别优惠，扶持了它吗？阴谋论者特别喜欢这种说法，但精于利益权衡的列强，岂能扶植一个强劲对手？是日本人特别的爱国精神、强硬的外交支撑了它的强势崛起吗？我们这里的人士最喜欢这种论据了，但这肯定不是真的；否则，萨达姆的伊拉克与阿萨德的叙利亚，早就崛起了。
或许还可以举出日本的若干其他长处。但所有这些解释都说明不了问题。实际上，真正改变日本命运的，只有一个理由：日本毫无保留地、全面地、坚持不懈地学习西方！
确实，日本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从一个不折不扣的中世纪国家，一跃而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但真正的奇迹还不是这个；更令人震惊的其实是另一个奇迹：一个国家，而且从来都是自尊心极强的国家，竟然如此谦卑地拜自己的对手为师！这个世界上你还能找出第二例吗？
以对手为师的日本，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只是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也让它的对手心悦诚服。
而日本曾经的老师，却因放不下身段，顽固拒绝任何境外事物，几乎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以对手为师，可乎？不可乎？
似乎合符常情的回答是：不可。其理由看来很充分：
首先，这有悖于国家的尊严。国家一旦没有了尊严，学到点知识、技术顶什么用？一个有尊严的大国，尤其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的尊严。你没听到一条口号：为了什么什么，宁愿中华长满草！连这种匪夷所思的代价都愿意付出，还怕少学点东西？
其次，永远也不要对敌对势力抱任何幻想，他们不可能让你学到任何东西的。如果人家主动输出点什么给你，例如转基因技术、社会组织管理方法、司法程序与技术等等，那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百害而无一利，切不可上当受骗。
况且，各国国情不同，岂可照搬别人的办法？尤其是政治制度与精神价值，更应当独立自主，绝不能搞西方那一套。什么普世价值这类东西，更应拒之门外。
但恰恰相反的回答应声而至：可也。其理由并不更少些：
首先，国家真正的尊严是对国民的责任感，是影响力，是所奉行的价值合符世界潮流。慈禧太后治下的天朝，敢于同时向11国使馆宣战；文革动乱中的中国，敢于烧外国领馆，并同时挑战美苏两强。这样的气魄，让今天的愤青还会热血沸腾，但那有尊严吗？
其次，如果某项技术、知识、举措或者制度为我所需要，只要能够取用，取之何妨？你管它操于何人之手？就是在对手手中，甚至在世仇手中，只要能够学到，何必计较学了张三李四？你到底看重与张三李四赌气，还是看重真正的自立自强？
还有，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只有对手用得上，就是绝对不能为我所用。当代人最忌讳的大概就是那著名的“五不搞”了。你能举一个例子出来说明，对手因为“五要搞”而天塌地陷了吗？如果对手因“搞了”而得福，怎么唯独我们就不能学样，就一定会因试图去“搞”而蒙其祸，就唯独我们对什么都过敏，禁忌多多，也未免太蹊跷了吧？
两相权衡，最终结论只能是：可以对手为师！而且，只要条件允许，就要诚恳、虚心地向对手学习，老老实实地学下去，直至超越对手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