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没为农 | Ecency

在中国古代，对于罪徒的一种常用的惩罚是，将其本人乃至家人罚没为奴。古人不会想到，这一做法在现代竟得到了创造性的应用，只是将“奴”改成了“农”，因而成了罚没为农！这种惩罚究竟有多厉害，今天的年青人当然一无所知；但从极左年代过来的人，不可能不记忆犹新，甚至有切肤之痛。

旷古奇观

“先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曾有预言家的崇高声望。就有人硬是相信，他准确地预言了：在现代中国将有“美女田中站”！且不说这条预言准还是不准，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他真正能预先知道，在他之后600年，中国的农田里将站着无数社会精英：政要、学者、文坛硕将、艺界名流、名门才俊……。这种奇观，不是什么千年一遇，完全是旷古未闻啊。

举出极左年代“田中站”的知名人士，简直易如反掌。

有“铁面宰相”之称的前总理朱镕基，1957年获罪之后，就失去了他在国家计委中那个前途无量的官职，文革中就干脆被打发去做苦力了。据说，他在湖北襄阳的某个偏僻之地养了好多年的猪，不知他作为猪倌有多少心得？不要说什么“卡特进白宫之前也种了好多年花生”，卡特可是自愿种花生而且颇有兴趣；朱镕基会“自愿养猪且颇有兴趣”吗？

顾准在今天算不上特别知名，但在1950年代，无论“革命资历”还是学术声望，他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那时的影响力大概在朱镕基之上。“五七”之后的十年，他历尽坎坷，且不细说。至于文革那一段，顾准在河南的某处乡村干地道的农活。正是在河南田野的气息中，顾准思考了从古希腊城邦到现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在改革后的中国大放光彩的一些新思想就此锤炼而成。未来的思想史学者，想追踪顾准的足迹，能不去河南农村吗？

下面的例子更是地道的“美女田中站”，所说的美女就是丁玲。

丁玲或许不算多杰出的作家，但在那个文坛沉寂的年代，她毕竟是一个大闻人。不过“五七”之后，她那握笔之手就只能在北大荒握锄了。落难于北大荒的名人不可胜数；只是，其中许多人没有在那里挨过1960年的大饥荒。而丁玲居然活着回来了，不能不说她得到了上苍的特殊眷顾。

才气勃发的北大人当然书写了辉煌的历史。只是其中最动人的几页并非事关校园，而是事关江西鄱阳湖畔的某个农场：在文革中，该农场是北大教师们的炼狱。北大那些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学界名流，文革中的研究领域就只能是鄱阳湖畔的稻田了。在那里，没日没夜的农活只算是一种小小的苦楚，真正的威胁是要人性命的血吸虫，不是每个北大人都躲过了这一劫。居然想得出用血吸虫来对付中国的顶级知识精英，古代君王岂有这份才智？

与前元帅彭德怀比起来，上述落难者当然不算什么。但落难后的彭德怀在田中握锄之际，所能看到的不是什么“广阔天地”，而只是北京郊区“挂甲屯”的一小片天空。在挂甲屯那个村子里，彭在村民中似乎如鱼得水：尚未完全革命化的农民，居然认为“彭老头”是一个好人！这一评价应当刻在彭的墓碑上，其价值肯定远远胜过“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

让彭德怀落得“弃戎务农”，刘少奇也有一份功劳。然而刘少奇却没有彭德怀那种幸运，后来想“弃政务农”而不得了。1966年文革骤起，在大难来临之际，刘少奇仍然心怀幻想，一点也不意识到自己的下场将有多惨，竟然央求毛准许他辞职，带着老婆孩子去延安种地！彭德怀不就曾种地吗？然而，毛已经不肯给刘这种恩惠了，而是决意要他的命！那些“田中站”的精英们，现在终于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了，这种待遇是被黜国家元首求之而不得的啊。

农之贵贱

接纳了朱镕基、顾准、丁玲、彭德怀以及无数学界翘楚的中国乡村，真有那样可怕吗？那不是让人抒发田园诗兴、让人陶醉的“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胜地吗？不是被圣人称颂为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是造就道德完人的理想之所吗？

直到近代，中国都是一个几乎纯粹的农耕社会，其中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几乎一切元素。举出乡村的好处并不困难：以农立国，意味着没有任何统治者轻视乡村；士农工商，意味着农民的地位仅在士人之下；官员们最终告老还乡，乡村似乎是所有士人的归宿；历代贤哲，多半不是蜗居市井，而是作为乡绅与农夫、渔翁为伴……。

陶醉于上述种种妙处的人未曾注意到：最底层的务农者，只是这个农耕社会中最苦难的一个群体，他们与乡村中的大多数好事无缘。他们的苦难不仅在肉体上，同时也在精神感受上：全社会都不看好跟在牛屁股后面的人。农民们的唯一希望，是通过自己的奋斗进入城市，或者转入其他行业；但毛时代空前严格的城乡二元化政策，完全堵死了农民的上升通道。这样一来，农民就真正成了事实上的贱民，无论文人们给涂上多少亮彩。不要说，没有任何律令将农民贬为贱民。在那些处处受鄙视被排斥的乡里人看来，在那些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大病来临唯有等死的乡下佬看来，贱民的实际地位已没有半点疑问，所幸者仅仅是没有人直接如此称呼罢了。

贱民！一个多么恐怖的头衔，似乎只有印度人才感觉到贱民的存在。但是中国不是印度啊，中国自古以来既不盛行奴隶制，也不盛行贵族制，在民间历来存在某种最低限度的平等意识，几乎不存在定型的贱民观念。然而，城乡二元化这把巨铲，硬是挖出了横亘于上等人与贱民之间的那条鸿沟！

有这样一个“不是贱民的贱民”群体存在，首先是国家的耻辱！对于一个曾经狂热地追求普遍平等的乌托邦，后来又同样狂热地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尤其如此。

不幸的是，本来应当看到耻辱的地方，权力者看到的不是耻辱，而是机会：农村既然是一个大多数人备感恐惧、视为畏途的地方，岂不正好用来安置各种各样的“不良分子”或者“危险分子”吗？那可是沙皇的西伯利亚啊。发现这一点，当然不需要特别智慧，更不需要读多少历史。于是，从1950年代初起，中国的西伯利亚就开始发挥作用。愈到后来，这种作用就愈大，愈显得不可缺少，终于催生出一种制度：将任何官方认定有罪、但又不便送入监狱的人，送去“田中站”！被送去的人自然成了货真价实的贱民、不可接触者、必须与他人隔离的另类之人。增加许多贱民的农村，从此就更贱了。

贱之渊薮

无论今昔，乡村都天空更兰，山水更绿，吸引了许多不乏乡村情结的人。这源于乡村的自然属性，古今中外皆然。但乡村成为“中国的西伯利亚”之后，那里就有了另一番景象。

将乡村当作“西伯利亚”，不需要任何主义、理论，甚至不需要什么正式条令，每个权力部门都知道该怎么办：将所有官方裁定为社会垃圾的人——右派、挨整对象、被贬官员、无业游民等等——一概遣送农村，就如同将废物投入垃圾箱一般。随时地投送“垃圾”已经常态化，甚至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只有大规模运动所导致的大批量投放，才留下某些历史记忆。

1957年固然狂风暴雨，但还是标榜着“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毛十分欣赏这一德政，不忘随时提起。许多“不抓”的人，就送去农村了。送与不送，与直接主事者偏好的关系颇大。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回国不久的留美博士，即使想作恶恐怕还来不及，总不致罪大恶极，但就是直接从教授岗位上送去了流放地夹边沟种地，大饥荒中就饿死在那里。而已经在北大荒务农的丁玲，官场中还有人为她说话，没两年就回了北京。难道傅作义就不能为其堂弟说话？谅他不敢，况且说了恐怕也没用。

文革更是往农村大遣送的高潮。北京的“红八月”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将清理出的“牛鬼蛇神”押回原籍。掌管公安的谢富治就明确表示，要赶走所有“不干净”的人；将这笔账完全算在红卫兵身上并不公平。在文革之前彭真就已放出狠话：要从北京赶走所有“阶级敌人”，使之成为“洁净城市”。那时他当然不会想到，后来自己也成了被赶走者！洁净城市不能容许有贱民在，贱民只能送去乡村，这不恰恰说明，能够接纳任何人的乡村就是一个垃圾场吗？

身经炼狱

将贱民或者政治不洁者遣送农村、满清朝廷将罪徒流放新疆或者云南、沙皇将12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让被流放者在一个真正的炼狱中彻底明白，违背权力的意志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可怕。问题是，中国的大多数被流放者，根本就没有对抗官方的念头与意志，他们多半是一些毫无政治意图的无辜者。即使是这样，即使官员们也心里明白，既定的清理行动还是不可能有任何退縮。此中的逻辑就是：清除不可靠的人只会更安全，至于是否公平或者人道，那是天真的人才会去考虑的问题。
事情的戏剧性在于，已经明如白昼的上述逻辑，从来都没有明白宣示过。公开的说辞是：遣送农村的人是去接受农民群众的再教育，在劳动中实现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将自己转变为符合人民需要的新人——总之，在农村实现灵魂获救！倘真的如此，被遣送者岂不幸运之至，给他们以这样一条出路岂不是无上恩典！

当事人慢慢清楚他们有什么出路：被抛掷到穷乡僻壤的人更加成了不折不扣的贱民，永远不会有体验到什么灵魂获救的好运。只要思维正常的人都会知道，遣送农村是惩罚，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救助。惩罚基于人趋利避害这种私念，它不可能达到“破私立公”之类的思想改造目标。流放的办法可以造就服从者，也可能造就真正的堕落者，唯独不可能造就新人。较天真的人或许还存改变境遇的希望，不情愿接受眼前的残酷现实。更多的被遣送者则自暴自弃、听天由命。

“前三十年”中，以各种各样名义褫夺体面职务遣送农村者，肯定达到很大的数量，他们既无望改变境遇，也没有变成什么新人。经严酷现实的长期摧残之后，无论外在形象还是精神状态，都愈来愈远离原来的面貌，愈来愈成为当地人眼中事实上的贱民，回归人格犹存的那个体面社会的希望愈来愈渺茫。

真正可悲的是，这些受难者多半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实际上一开始就决定了；改天换地的大人物，根本无意宽恕或挽救他们。无论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信仰，还是稳定秩序的现实需要，都不能缺少一个永远充当斗争对象的贱民群体，这些人注定要成为新时代的祭品。对他们来说实属万幸的是，文革的失败终于造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局面：随着上层受难者渐获解放，几十年中积累下来的巨量受难者，也因之被“重新发现”，且奇迹般地被解放了。终于回归于城市的这些前贱民，大多已经垂垂老矣，在风独残年中打发不多的最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