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领袖在位时，本来可以凭借其巨大权力，一扫官场陋习，以建绝世之功；竟然无所作为，错失千载良机，直令许多心忧国事者扼腕。其接任者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反腐这件事，因而尽占先机。无论其最后成败如何，都证明了一件事：在当下的中国，对于登上权力舞台的任何人来说，反腐都是一座有巨大收益的政治富矿！
人们常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只不过是鼓励人勤奋而已，可别从字面上去理解，以为下功夫就是了，不必去考虑目标与方略。如果你在山西开矿，随便找个地方挖下去，多半都能挖到煤；要是去湖北开矿，恐怕就没什么好运气了，那里根本就没什么富矿！
常识中的道理，居然也能用到治国上，世道该有多奇妙！
只是，“政治富矿”未必常有，而且不易识别，岂易找到？这就使历代谋臣策士有了用武之地。许多历史经验，即使在今天，亦不失其参照价值。
“千古兴亡事”，波诡云谲，变幻莫测。自古迄今多少君王，恃才自重，壮心不已，大志难酬，留下多少浩叹！
治国之道，人谋乎？天意乎？今天，人类已积累较多的知识，对于社会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了更理性的认知。任何人都不难吸取的一条简单教训或许是：在千头万绪之中，该抓住某个足以带动全局的要务。此要务就是本文所称的政治富矿。
西汉初年，刘邦的那些继任者，无论是文帝还是景帝，都不是什么开创大局的雄韬伟略之主，论胆识与谋略，既不及其前辈刘邦，也不及其后人刘彻。但正是他们成就了所谓文景之治，那种太平盛世，不仅在两汉时代绝无仅有，就是后世也属罕见，在某些方面即使当朝圣杰亦难企及。文景两帝岂有什么治国绝招？非也。他们只不过是顺时随势、无为而治罢了。
如果说，此中有什么智慧，那就是他们毕竟看到了，经历了暴秦的酷政与秦末的战乱，天下涂炭，百姓不堪，任何“大干快上”的雄图伟业都不会有什么吸引力，人民的唯一愿望就是：“饶了我们吧，让我们稍事休息！”而文景的根本方针休养生息，恰恰是顺应了这一民意，岂能不大受欢迎，岂能不致太平？如果哪个谋臣另有高见，主张首先整军经武，北击匈奴，一洗国耻，你不妨估计一下，结局将会如何？
在许多人看来，宋代的柔弱是民族之耻。无论任何理由，都不能输出财帛向北方强邻谋和啊。宋代君王，包括开国之君赵匡胤，似乎都是平庸之君；较之于开创了盛世的汉武帝、唐太宗，赵匡胤的历史地位似乎要低得多。
但如果就内部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富足、科技进步、文化发达而言，你认为宋代稍逊于两汉、盛唐、明清吗？朝廷武功与民众实惠，不知两者究竟孰轻孰重？如果认定宋代的文治尚有可取之处，那么赵匡胤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赵匡胤的智慧就在于，他认准了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经历了晚唐与五代时期的乱世之后，对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朝野都深怀厌倦与恐惧，人们的普遍愿望，就是要结束那种武人拥兵自重、叛服无常的无序状态。正是赵匡胤找到了走出乱局的方法，那就是实现文臣治国、军队国家化。
这些几乎是现代理念的东西，被一千年前的赵匡胤看到了，能不令人惊叹？从实施细节上看，赵匡胤的设计并非尽善，以致造成了宋代的狭土弱兵，让后世深怀广土强兵理想的人捶胸顿足。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两宋时代没有叛将、没有割据、没有内乱、没有军事独裁、没有诛杀文臣、没有荼毒士人……。这种文治局面，在宋代之前岂曾有过？在宋代之后也不多见，就是当代也不能完全做到啊。如果这还算不了丰功伟绩，历史上就难得有什么丰功伟绩了。已成为千古奇迹的“杯酒释兵权”，在赵匡胤当然不过是为一己之私利，但那不正是找到了一个政治富矿吗？
当然，不是所有君王都有发现政治富矿的智慧，恰恰反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妨特意举诸葛亮为例，因为诸葛亮被公认为千古智者。他独掌蜀国朝政，其地位实无异于君王。
诸葛亮当然不乏治绩；绥靖西南化外之地，尤其值得称道。但他将一生主要精力放在图取中原，六出祁山，屡败屡战，死而后已，纵然其精神可嘉，作为谋国之策，则不足取。除了白白地消耗了一个蕞尔小国的国力之外，终究一无所获，徒然加速了蜀国的覆亡。
试想，蜀国区区一隅，本来就没有强兵黩武的传统，经历汉末战乱之后，早已民不堪命，谁还愿效命于诸葛亮，去成就那根本不现实的复兴汉室大业？而且祁山本是非战之地，除了留下白骨累累，徒增蜀中父老的悲伤之外，更有何收获？诸葛亮误认为，其成功之道就在祁山；实际上，他在那里所找到的，不过是一个政治贫矿，哪有功业可言？
读线装书最多的人，对于历代成败得失似应体会最深。其实也不尽然。当代教训之多，常常令智者扼腕。现代社会错综复杂，国际环境瞬息万变，张良、萧何之辈的古代智慧，似乎根本不足以应对。但也不妨设想，倘张良之辈身处今世，或许也不见得比今人错得更远。
回顾当代发展历程，有三段时期的得失最值得思考。
1950年代，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休养生息而已！这岂不是捡西汉人的遗智？非也；况且，捡古人遗智亦未尝不可。1840年后的整整一百年间，中国人的苦难何其深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乱、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其间有多少生灵涂炭、多少人家破人亡？如果一个人历尽劫难，已经奄奄一息，一旦脱离险境，无论他如何雄心勃勃、壮志凌云，至少也得稍事休整，务使元气恢复，体能再旺，方可再踏征途。
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可惜，1950年代的中国老百姓，却失去了这样的休整机会，反而经历了强度一个胜似一个的、不折不扣的“苦难行军”：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任何富有耐力的顽强民族，要经受如此连续不断的折腾，也会伤筋动骨、元气损耗殆尽，哪里还能超英赶美？
1960年代，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免除饥饿而已！1960年前后史无前例的全国性大饥荒，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恐怖与伤痛，即使笔健如莫言，也难表达其万一。
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在老百姓面前唱任何高调都无济于事。就此而言，毛是明白的，因之再不谈经济指标与物质幸福，从此转入他乐在其中的精神世界。
他不明白的是，经历饥饿的人需要得到补偿，要尽力让他们感到境遇在加速改变；为此就需要全力支持刘邓周恢复经济的努力。然而，毛恰恰选择了背道而驰，以完全不可理喻的“阶级斗争”狂热，来冲击任何正常的经济文化活动。
在林彪的支持下、而且以林彪的暴力机器为后盾，毛一意孤行地推进他的激进社会实验，直到发动所谓文革，将一切推向无以复加的极端状态。这样一来，老百姓还能指望什么呢？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两个现成的政治富矿就摆在眼前，几乎俯拾即得，但就是弃而不顾，而恰恰选择了相反的东西。“休养生息”与“免除饥饿”，老百姓的要求何其低也，满足了他们，得到的将是毫无保留的忠诚与支持，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带领他们去实现任何雄图伟略。这不是千载难寻的政治富矿，又是什么呢？
1980年前后，老百姓最需要什么？给他们发展的自由！多时以来，哪怕是最细小的事情上，都是官员们在指挥老百姓干这干那，岂止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许多人依然贫困如故。
该让老百姓自己去开创未来。要让“耕者有其田”，让农民自由发展；让年轻人自主择业与创业；让所有家庭的子弟在升学的道路上平等竞争，杜绝歧视；让有抱负的学生自由地向国外发展……。
经历了30年的封闭与统制之后，在开放的闸门启动之后，蕴藏在民间的巨大创造力，能干出何等惊天动地的事业！这该是一个何等藏量无限的政治富矿！改革开放的开启者们，恰恰抓住了这个富矿，并最大限度地发掘出它的能量宝藏，他们成功了！
今天，贪腐几乎是人们的第一话题。贪腐危险到什么程度？“腐败足以亡国”这样的警告，人们也不知听到过多少遍了。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历史教训。
不妨检视一下，因腐败而亡的王朝有多少？除掉先秦与清朝（这两种情况无疑有些特殊），我们将主要的王朝分成两组。主要因腐败而亡者是：两汉、两晋、隋、唐、元、明；因其他原因而亡者是秦与两宋。
其中两宋主要因新兴游牧民族的侵入而亡，当然也不能说那时的贪腐就不算一回事；秦因毫无节制的暴政激发民变而亡。秦朝的官吏未必很贪腐，但秦始皇的强征暴敛、滥用民力，为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墓，不惜役使天下之民，岂不腐败之至？因此，就是说秦亡于腐败，亦不为错。由此可见，腐败绝对是葬送王朝的主要原因。
既然历代贪腐都如此严重，古人也不笨，岂不知极力防患，以保江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人能想到的那些办法，古人几乎都想到了。古人也是重在思想教育，只是不用某某主义，而用孔孟之道；古人重视监督机制，制度建设不输今日，什么监察御史、都察院等一应俱全；古人勤于反腐，因贪腐而罢官杀头者史不绝书……。尽管有这一切，还是最终败于腐败，可见腐败这种瘟疫之凶狠难治。
这些历史事实，对于理解今天的问题无疑是重要的。
18大之后，我和草根们在一起闲聊，曾说：新班子要全面干好不容易，要赚到欢呼却一点不难，只要宰几个贪官就行了。后来果不其然，老王还才开始发威，底下就“大大”声一片了。抓贪官很难吧？那就像一个烂透了的果子，虽然还挂在树枝上，但路人都已闻到腐臭，只消轻轻一摇就会掉下来。问题只是，能下决心摇那棵树吗？
贪腐本来不是什么稀奇事，历朝历代有，世界各国都有。但严重到今天这种地步，即使最不看好吏治的人，恐怕也是意想不到的。普天之下，最招人恨的大概就是贪官了，连小贪官都在恨大贪官，你想草民还能不恨贪官？只恨不能食肉寝皮了。任何媒体，只要登出“老百姓最关注的大事”这类民意调查，排在第一位的毫无例外地总是反腐。
实际上，根本无须什么民意调查，到任何街头巷尾去站5分钟，就知道草民们在热议什么了。这就是今天的主流民意，如果有谁说没听到，要么他是聋子，要么他在装傻。
现在你该相信了：反腐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富矿；有这座富矿可用，是上天馈赠的千载良机！
我们这个国家，自古就有紧盯“功业”二字的传统；这当然不是坏事。经这个《伟业》那个《伟业》一类电影激励之后，渴望建功立业的热情就烧得更旺。而在眼下，建功立业的最好机会就是反腐，那可真是要流芳百世啊！谁不知道那个铁面包公，只因铡了几个贪官，已经成了史上第一号好官！但别以为你也可以去抓贪官而建功立业，没你草民的事，一切都由“双规”在管着。
但我们国大业大，全靠一个富矿养着也不容易，不少困难已经露出端倪。
其一，贪官太多，从谁动刀？这件事难度之大，不说自明。总会有一些贪官还得放一放，或许其中某些还会继续升迁，这该会急煞多少人？况且，拎出谁放下谁，无论你怎样宣称服从战略部署，哪里说得清，岂不议论纷纷？“又在有意保谁谁了”，如此这般，种种流言甚嚣尘上，要人们完全不信，恐怕也难。
其二，贪官打不尽啊。再狠的肃贪，也不可能狠过朱元璋！朱元璋的功业如何？殷鉴不远啊。今天，识几个字的人都在说：反腐要靠制度；社会精英还能不力主制度反腐？“先治标后治本”，当然是高人之见，但人们在期待中也不免心急火燎，不能让人失望啊。
其三，反腐终归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还是要发展，要充实人们的口袋。我们的政治哲学，从来都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任何事情最终都要落实到经济、落实到老百姓的福祉。老百姓已在等待着“反腐红利”呢。
既然每个贪官都有一个金窖，不由得草民不盼望：总该分点红利吧？这种眼光不免狭隘。但反腐应当改善吏治，最终可以推动发展，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期待这个意义上的红利，却是完全正当的。如何满足那些眼巴巴地望着这份红利的老百姓呢？
处理好所有这些事情，那个政治富矿就可能造福于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