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父孙中山，早已有定评。从整体上说，我并无质疑之意。本文仅涉及一段特殊史事，它不能不影响到今人对孙中山的观感。
读到总理（即国父）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对于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的劳苦艰辛，不会不感动肺腑，但未必有具体清晰的印象。这位名留青史的民国肇建者，一生都在轰轰烈烈地纵横搏击吗？史实远非如此。实际上，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不过是在借钱募捐而已。
国父的故事，首先就是一个借债的故事；以下只是故事中的一个情节。
辛亥革命之前半年，孙中山来到北美，这是他不计其数的北美之行的最新一次。与以往一样，这一次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借钱，革命需要大量的钱，而革命者大多囊空如洗。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此时孙中山已是众望所归的洪门大哥，在许多事情上，洪门兄弟无不欣然听命。但事涉金钱，却未必个个爽快。
浪迹海外的华人，并非都是巨富。孙中山筹款之艰难，远超平常人之想象。即使革命大举在即，一般的“恩主”也不过捐出5元10元而已。孙中山为准备起义，筹款目标是30万元，离此目标尚远。孙中山遍访美国加拿大各埠，慷慨陈词，口焦舌烂。他许诺：“各位如捐款5元，他日革命成功，政府可还给10元。”
海外帮会组织支持孙中山的机构洪门筹款局的“约章”规定：“凡认军饷至美金5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收执。……认军饷至100元以上者，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孙中山的鼓动总算有些成效，在辛亥革命迫近之际，筹款数节节攀升。加拿大致公堂甚至以楼产作抵押从银行贷款12000元捐出。至1911年底，汇至香港的捐款达14万元。11月初，孙中山喜闻武昌起义成功，他手捧着洪门兄弟凑集的450美元路费，火速归国去完成革命大业，岂能不热泪盈眶！
在大陆官方正史上，孙中山的桂冠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顾名思义，孙中山似乎是依靠资产阶级而取得革命胜利的了。其实，并非完全如此。确实有一些殷实的资本家资助了孙中山的革命，赫赫有名的宋耀如就是，他后来成了孙中山的岳父。但这样的豪富毕竟少之又少，孙中山的大多数追随者与资产阶级毫不沾边；相当一部分追随者是十足的草民，其中就包括海内外不可胜计的会党徒众。
除了少数士大夫的某些非正式的社团——例如明末的复社——之外，中国民众并无合法地结社的历史传统。或许正因为如此，地下民间组织才比较发达。
这类组织往往以会党形式出现，具有显著的黑社会特征，常常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每逢改朝换代之际，会党都要揭竿而起，与各种势力争夺天下。晚清年代社会趋于解体，恰好是会党乘势而起的大好时机。诸如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天地会等，无不跃跃欲试。这些组织大多创建于明末清初，秉持反清复明的宗旨，其会众以洪门兄弟相称。
孙中山早就意识到洪门是一支可用的力量，一直尽力联络会党，他的组织——如兴中会与同盟会——中就不乏会党成员。孙中山本人及一些主要追随者，甚至正式加入会党组织，成为其中的高等级成员，或者龙头大哥。孙中山本人是正式拜了香案的。
尽管如此，今人却不太知道，会党人士对于肇创民国究竟有多大贡献。不少人知道，孙中山的事业大大得益于海外华人的资助，却未必知道，这种资助主要是通过海外洪门组织收集，而且赞助者也多半是会党徒众。
美国与加拿大的洪门致公堂都专门设立了“筹饷局”收集捐款，而且成绩可观。更被后人有意无意地忽略的是，辛亥之役流血最多的未必是同盟会会员，而是全国各地的会党徒众。四川的“保路同志军”发动起义，大部分骨干是哥老会首领，正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促成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后，湖北各地会党纷纷响应，相继攻下天门、汉川、光化、襄阳等地；共进会头领焦达峰领导了长沙起义，并成立了湖南军政府；以哥老会成员为主体的新军光复了云南，新军中的哥老会成员就包括朱德；11月4日，贵阳哥老会会员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九江与南昌的光复，都得力于洪门兄弟的活动；福建的光复，则有赖于由哥老会支持的新军；黄花岗之役以后，以会党为主要力量的民军就相继发动于两广各地，最终实现了两广的光复……。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及华北各省的光复中，会党势力亦大致起了类似的作用。
在一百多年前，那些依然身着满清“番服”、手持大刀的洪门弟兄，在呐喊着冲向官府衙门时，会明白他们此番壮举的目标吗？他们不过是一伙草莽之徒，多半不知共和为何物，或许以为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罢了。但他们毕竟将自己的鲜血，贡献给了肇建民国的洗礼，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民国功臣！
然而，这些草莽功臣的命运并不美妙。
首先陕西的革命党人愤然于本省“闹成会党世界，贻他省笑柄”，着手清除哥老会，断然镇压反抗者。成都光复后，“全城大街小巷，公口林立”，四川军政府限期撤销这些会党机构，并派军队赴全省各地淸乡，剿除哥老会势力。在江西，数月之前还是革命同志的会党头领，被宣布为匪首，并被都督李烈钧断然处决。在取会党之人头这一点上，广东的陈炯明更不输于李烈钧，致使洪门人士不得不求助于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但已接到孙中山指令的孫眉断然拒绝施以援手。至于孙中山本人，则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发电直接支持陈炯明，谴责会党“包藏祸心，图谋不轨”。这样一来，昨日之兄弟就只有流血了。
此时，当年在香烟缭绕之下与袍哥们共拜天地的情景，已不再存于孙中山的记忆中了；那时的誓词更无任何约束力。曾经的洪门大哥孙中山，当然志存高远，岂能与愚昧落后的洪门兄弟共享天下！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会党，与孙中山的唯一共同目标不过是反清而已；既然此目标业已达到，也就该分道扬镳了。这一点，孙中山及所有革命党人都洞若观火，绝无疑义，可惜洪门弟兄们却不明白，根本没想到要及时退出舞台，那就只有引颈受戮了。
这是又一幕“狡兔死，猎狗烹”吗？这在中国历史上已上演过无数次了啊。但现在并非重复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现在是肇建共和，这是当时所有先进人士心驰神往的共同目标，为这样伟大的目标扫除一些障碍，不是理所当然吗？洪门兄弟至多不过是同路人而已。
然而，孙中山心中明白，他对于会党依赖之深，当初在拜天地的香案前盟誓的意气之切，都非“同路人”一语可以推塞得了。况且，孙中山在结纳会党时，完全明白交代过自己的真正意图吗？如果当初就明言，未来的民国，将无洪门势力立足之余地，孙中山还能得到洪门弟兄的支持吗？特别，他还能从海外筹到巨款吗？
革命党人总有足够的理由排除过去的同路人。但是一定要大开杀戒吗？杀人的办法不仅一点也“不共和”，而且用于有恩之人，完全有悖于数千年传统道德，这是以怨报德啊！
或许更让孙中山寝食难安的是另一笔良心债。当年孙中山在美洲筹款时，主要依靠洪门“致公堂”。革命成功之后，致公堂居然想成为在国内注册的正式政党——一个落后过气的组织情愿脱胎为现代政党，好事一桩啊。
1912年1月，致公堂致电孙中山：“望大总统回念当日花亭之事，须要协力扶持完全政党之事。”3月，当年最热心追随孙中山的美洲洪门头领黄三德，从美国回到南京，向政府呈报了洪门筹饷局的捐册，同时向孙中山提出了致公堂的建党要求。
筹饷局的捐册，应当最能使孙中山记起当年海外洪门的恩德，但这并不能改变孙中山的既定主意：孙已无意再当洪门大哥了。他只是推诿，要黄三德去找胡汉民；这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黄三德这位昔日老友，一怒之下竟然声称要索回过去的捐款。即使如此，孙中山也不为所动，这就只能恩尽义绝了。
黄三德终生都不能原谅孙中山。当后来孙中山试图从海外得到对“二次革命”的支持时，黄三堂直斥他“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至少在一部分海外华人心中，孙中山确实是“休矣”。
数年之后孙中山溘然辞世，这个以怨报德的故事也就没了下文。
对于洪门会党，孙中山是否以怨报德了，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依据这方面有如山积的史料，足以作出公正判断，不必再论。或许更有趣的问题是，政治家可以以怨报德吗？
我们立即会听到：政治家以利益为准则，不存在“报德”的问题。
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正是持这一立场。理论经典早已反复明确申明，即使是革命的同路人或同盟军，在新的历史时期，完全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如果说，像彭大将军这样劳苦功高的核心战友，仅仅因为1959年的一次面折廷争，即被当作过去的“同路人”而遭整肃，那么，那些远没有如彭德怀跟得紧密的同路人，例如汇集在民盟旗下的那些知识分子，就更无理由自恃反蒋有功而希图优待了。即使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例如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储安平等——，在时移世易的1957年也被扫地出门，哪能怪人家以怨报德？
可见，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以怨报德不仅是可行之道，而且理所当然。
这种逻辑，也并非东方人所特有，西方人未必不是如此。否则，南越的吴庭艳、菲律宾的马科斯、巴拿马的诺列加、埃及的穆巴拉克，就要去向美国讨回公道了。
以上事实又引出政治学上的一个一般问题：政治伦理的边界在哪里？
简单地说，不妨将政治伦理解释为政治家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这类道德准则不会太少，即政治伦理的边界不致太近；否则，即使最无法无天的政治家也可称永远正确了。在当代条件下，政治伦理的边界也不会太远，以致将所有的通常道德都包括进来。这就意味着，政治家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总不免要做一些在常人看来是不道德的事情。孙中山对洪门兄弟的以怨报德，大概就应属此类。
承认政治家有某种超越平常道德的权利，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学。
当然，这样的政治学必定会被一些肆无忌惮的政客滥用，以为自己的胡作非为辩护。这就有必要进一步说明，政治伦理固然可以不同于通常伦理，但两者的差别仍然应被限制在某个较小的范围内，其范围之大小，正是政治文明程度的标志；而且，随着政治文明的演进，两者的差别必定日益缩小，并逐渐趋于消失。一个将大量道德准则排除在政治伦理之外的社会，自称拥有高级的政治文明，不过是自吹自擂，必为世人所耻笑。
如此看来，孙中山之薄待洪门旧交，就未必能够完全理直气壮。为了民国的现实利益及共和理念，孙中山拒绝洪门帮会的一些要求，即使违背承诺，也有一定的理由，并非完全没有正当性。然而，孙中山及其党人也许做得太过了。对于那些草莽功臣，除了刀斧相加，难道就不再有更温和点的招抚办法？在这一点上，甚至古代开国帝王或许都做得更好些，古代君王的智慧应当可以借鉴。其次，对于几十年的患难盟友致公堂，难道就一定要阻止它成为致公党？这个为陈炯明所坚决支持的致公党，后来终究竖起了旗号，虽未必有什么特别可称道之处，也未见怎么祸害国家。当初孙中山也未免太顾忌了。
百年之后回顾起来，国父真还欠下了一笔良心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