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一位皇帝退位百余年之后的今天，还谈什么忠臣奸臣，不能不有时间倒错之感。另一方面，既然忠字舞的喧嚣声犹在耳，领袖们要求属下效忠的训示直言不讳，亟表忠心的誓言不绝于耳，那么，忠臣的话题不仅没有失去意义，或许还会一时成为热点。
杭州岳王庙中有对联：“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此处“正邪”无疑是指忠臣岳飞与奸臣秦桧。岳飞与秦桧分别为忠臣与奸臣的典型，已是千古定论，何人敢质疑？真正令人奇怪的是，直到今天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岳飞与秦桧都是宋高宗的忠臣！
岳飞一生精忠报国，为恢复宋室江山，鞠躬尽瘁，直至屈死风波亭。他的忠义已如日月行空，再无争议。至于秦桧，他对于宋高宗忠心耿耿，言听令从；在政见、谋略上追随君主，在当时无出其右，显然是宋高宗的最亲密追随者，即使岳飞也不能及，能不是忠臣？如果这样的人还不算忠臣，那么君王在世间就找不到忠臣了。
这一番议论想必会使一些人暴跳如雷：怎么？秦桧还算忠臣？简直是汉奸言论！稍安勿躁吧，你还是耐心思考一下：秦桧是否忠于皇帝？如果不是，请举出事实，且说明皇帝为什么要最信任一个不忠于他的人；如果是，请说明为什么忠于皇帝的人不是忠臣。你现在该明白了，这个问题不很简单吧？
如果承认岳飞、秦桧两人都是忠臣，那么就得承认，忠臣与忠臣相比，可能有天壤之别，即此忠臣非彼忠臣也。如果是这样，“忠臣”这一概念似乎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至少，自古培养起来的对忠臣的那种敬仰心理，就不能不轰然垮塌——连秦桧都应进入忠烈祠，你还会对忠臣肃然起敬吗？
问题就出在忠臣的定义上。对于“定义”一类的逻辑要素，我们的传统文化恰恰毫不在意。因此而造成的概念与论断的混乱，实在比比皆是，只是无人置疑。
根本的问题是忠于谁？在王朝时代，“臣”这个字是一定与“君”绑在一起的：“君为臣纲”乃核心伦理的“三纲”之一。因此，所谓“忠臣”似乎理所当然是“忠于君之臣”。在历史上，对于“忠臣”一词的实际理解，也不越此框架。
不过，如果固守这一狭隘的理解，就无法解释很多事情；例如，就不能解释岳飞与秦桧究竟谁是忠臣。根本的观察在于注意到，与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有如下序列：朝廷或者社稷、民族、国家、天下。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其中每一个包含了前面的那一个，因而忠于前者就必定忠于后者，至少在原则上应当如此。这样，忠于君者一定忠于朝廷，除非君主本身已背叛朝廷，或者君主有与朝廷不完全一致的特殊利益。例如，担心父亲还朝复位的宋高宗，其利益就有别于朝廷的利益。原则上，忠于朝廷者一定忠于国家；但如果朝廷并不忠于国家——历史上许多卖国求存的朝廷皆是如此——，那么忠于朝廷者就未必忠于国家。
于是，就不只一种而是多种忠臣：君主的忠臣、朝廷的忠臣、民族的忠臣、国家的忠臣……；原则上，每一种都包含在后一种之内。当代媒体甚至用到“人民的忠臣”这种奇葩名词；如果它有什么合理意义，应大体上就是“天下的忠臣”。
如上界定的各种忠臣，在逻辑上应无问题。如果在实际应用中出现混乱，那么问题必定出在前后关系的判定上。例如，尽管原则上君主的忠臣应是国家的忠臣，但谁来判定君主忠于国家呢？现代人可能轻易判定，宋高宗并不忠于国家。但宋高宗的大臣，即使内心这样看多半也不敢说出来。因此，在宋高宗时期，忠于皇帝者要么不再忠于国家，要么只能存有忠于国家之心，不妨称其为国家的“曲忠之臣”。
只有在仔细厘清种种忠臣的不同含义之后，才可能恰当地使用忠臣一词，不致陷入不可补救的混乱。
如果臣下完全无条件地忠于君主，根本不顾及君主是否忠于朝廷国家等等，当君主的行为背离朝廷或者国家利益时，完全视而不见、不置一词，那么，臣下就是君主的绝对的忠臣，我们将这种忠臣称为愚忠之臣。可以说，历史上的大多数忠臣正是愚忠之臣。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乐意做愚忠之臣呢？因为这是最省事、最安全的选择。省事意味着不必思考；安全则可保身家性命与妻室儿女，何乐而不为？已有一个皇帝老头坐在龙椅上，他握有主宰着你的生杀大权；你不去山呼万岁、君王圣明，却动脑筋思考社稷、国家大事，不时冒出可能触犯君王的言论，岂不是自寻烦恼，甚至是找死？岂不坠入“忠诚不彻底，彻底不忠诚”？可见，做愚忠之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是王朝时代为官的最顺理成章的逻辑，也是官场的第一要则。在这个意义上，愚忠之臣实在无可指责。怎么能指责顺势行事的大多数人呢？没有人会轻易去做另类，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历史上愚忠之臣无数，他们大多安富尊荣、顺畅一生，其结局也多半功德完满，归天时备极哀荣，墓碑上那些常见的赞词不少一个；实际上，这些评语已成标准格式，可套用于任何人。愚忠之臣的失采之处在于其平淡，绝无故事可言。
幸而历史上也有一个例外，他就是著名的五代名臣冯道（882—954），此公先后臣事四个王朝、十个皇帝，且始终位居三公，被称为“十朝元老”，用现代语言说来就是官场不倒翁。做官能做到这步田地，已可谓炉火纯青，十八般诀窍件件精通。他没有一部《官场宝典》传世，实在是一件遗憾事。别说十朝元老，就是说到三朝元老，人们心中都不免有点不屑。但我敢断定，官员们在内心深处还是羡慕、佩服冯道的，只是怨自己官运不及，也可能自叹官技不如。尽管冯道在正史中得不到太多褒扬，但他实际上是官场上的千年标杆。也不要以为冯道是一个猥琐小人；恰恰相反，他几乎形象高大上，将历代赞颂好官的那些用语：博学、清廉、亲民、仁厚等等，用在他身上都非过誉。有这样多优秀品质集于一身，却又是一个见风使舵、毫无气节、毫无政绩的庸官，也算官场奇葩了。
冯道个人也许不足道，但能容纳冯道这种人的官场生态、能培育出这种生态的文化传统，却足堪留意。不妨说，冯道一生正是中国数千年官场史的一面镜子。学界没有充分研究冯道其人，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愚忠之臣有价值吗？一个存在达数千年之久的庞大群体，岂能说它毫无价值？愚忠之臣多半忠于职守，维持了王朝机器的正常运转；他们也绝不心存非分之想、觊觎君位，因而不可能颠覆现存统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王朝时代的稳定力量，当然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另一方面，这些人往往奴颜媚骨，无气节可言，一切唯君主之马首是瞻，绝不肯花一点心思去思考是非曲直，在道德操守、人格修养上都毫不足取。由此可见，愚忠之臣有社会功能价值而无道德价值。
那么，该看重的是功能价值还是道德价值呢？这就难以断言了。从一朝一代来看，或许功能价值是第一位的，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毕竟是保江山；倘江山不保，空谈道德何益？但若站在纵观历史的角度，一朝一代的利益就未必最重要，而道德才是千古沿袭的传世之宝，因而道德价值才是最值得关注的。既然愚忠之臣的道德价值毫不足取，那么他们就不值得现代人俯仰咏叹了。
在君主之上还有朝廷、民族、国家、天下，逐层分析起来不免琐碎冗长，不妨仅考虑臣下对君主与国家的忠诚。将这里的方法用于其他几种情况，并无显著不同。
如果君主忠于国家，那么君主的忠臣与国家的忠臣就不必严格区别。根本的问题在于，君主总是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如果不是这样，秦始皇就不会竭尽民力大修皇陵，使国家骚动、天下崩坏；隋炀帝就不会仅为游幸江都，劳民伤财、搅动天下；唐明皇就不会为宠幸贵妃，荒废朝政，酿成祸乱；宋高宗就不至于为保帝位而丧权辱国、诛杀忠良；朱元璋就不至于大开杀戒，让追随他打江山的文臣武将头颅滚滚落地；慈禧就不会宁无海军，也要修好颐和园为自己祝寿；现代领袖就不会宁见天下涂炭，也不容彭德怀进忠言……。
那些身为昏君、庸君或暴君者，就是明知损害国家，也一定要遂一己之利。这就使臣下犯难了：在君主与国家之间如何选择呢？忠于君与忠于国不能两全啊。倘悖逆君意，不仅有违纲常伦理，而且很可能祸在眼前；倘不顾国家，则有违良心，愧对列祖列宗。
在两难之前，臣下可能有三种选择：绝对忠于君主而不问其他，这就是愚忠，前面已分析过了；选择不拂逆君意，但内心不忘国家，即使忧心如焚，亦无可奈何，这就是国之曲忠之臣，曲忠者，曲意忠国也；选择公开谏诤，不惜舍身报国，这就是国之苦忠之臣。三者的安全性递降，风险递增，报国的思考与决心亦递增。
与苦忠之臣比较，更大量的是曲忠之臣，毕竟大多数人不能不爱惜颈上之物。
曲忠之臣有两大优秀品质。其一是心忧国家。不要以为这很容易，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在那种昏君当道、万马齐喑之际，大多数官员都醉生梦死，除了吃喝玩乐、心系妻子儿女之外，别无用心，置国家祸福于不顾，要能高出群伦，独具慧眼，识别利弊，心忧天下，这并不简单。况且，作为一个潜在的持异见者，即使你处处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亦未必毫无风险。任何世故之人都会宁可闭目塞听，绝不以国事为念，乐得悠闲自在、明哲保身。其二是能够韬光养晦。有智慧的人不会不明白，在局面未明的情况下，国事可忧而不可说。如果沉不住气，不能待机而发，只会既误自身，也无益于苍生。
历史上，曲忠之臣应当不少，但其事迹流传后世者肯定不多，否则也枉费其韬晦功夫了。但史籍上至少会记载两个杰出人物。周勃与叶剑英。
周勃是刘邦的老臣，质朴厚道，持重稳健。刘邦似乎早已看出，此人将会在他身后肩负“安刘氏”之重任。刘邦死后，吕后主政，诸吕专权，天下骚动。但身为太尉的周勃却“隐忍以待”。直到吕后死后，周勃才联合陈平，诛灭诸吕，稳定了刘氏的天下。
叶剑英（1897—1986）的生平与周勃相差两千年，却干了几乎相同的事：在主公故去之后，主导清除了以“外戚”为核心的邪恶权势集团，即众所周知的四人帮。这件事已广为人知，不必说它。值得指出的是，叶剑英如同周勃一样，老成持重，颇有韬晦功夫，以致被毛赠以诗句：“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在1976年之前隐忍不发，蓄势待时，最终干成了那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算成就了“曲忠”之极致。至于当代人并不喜欢其忠君，那是另一个问题。
与曲忠之臣不同，壮怀激烈的苦忠之臣，具有更鲜明的形象，因而更为大众所喜爱。即使对于那些已得到官方认可的苦忠之臣，正史的着墨也会刻意保留。在君权至上的人看来，让皇帝丢面子的人，无论他如何赤胆忠心，也不应得到宽恕。这一点尽管从不明言，但自古迄今的统治者都心照不宣。但野史或者民间就没有这许多顾忌，对苦忠之臣的故事给了最大的传播空间。因此，尽管苦忠之臣并不多，但在历史上却颇有声势，不像愚忠之臣、曲忠之臣那样近于默默无闻。
最具悲剧性的苦忠之臣，大概要算古之屈原与今之彭德怀。
屈原的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因为习俗上的端午节，据说就与屈原有关。我特别想提到屈原的悲剧性，其原因之一是，近年来有论者提出：屈原在官场失意之后，刻意夸大个人的委屈与不幸，将个人荣辱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为表现自己的忠贞，竟不惜彰显国君之恶，等等。在论者看来，似乎屈原唯一值得的做法，就是永远保持沉默！可见，苦忠之臣的“苦”是三重的：首先，他的忠言不被采纳；其次，他可能因忠于国家而被误解、被毁谤甚至被迫害；最后，他还不能拥有叫屈的权利！
彭德怀生在一个不应有君臣之分的时代，居然还做了苦忠之臣，这件事本身就是莫大的悲剧。稍关注时论的人都容易注意到，对这个现代史上最有风骨的人，官方文献对他偏偏着墨最少。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依然还是一个敏感人物，岂不悲乎？
当苦忠之臣容易吗？这样的问题最好应当去问屈原这些人，可惜他们已经永远无言了。
身处21世纪的现代人，纵观愚忠之臣、曲忠之臣、苦忠之臣之后，会敬仰谁、可怜谁、鄙弃谁呢？在自己面临选择时，宁愿扮演哪种角色呢？你还想当什么臣吗？不！是弃用“臣”这一字眼的时候了。“臣”应该进入历史；当然，同时进入历史的更应包括“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