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公有制的主要特征无非是生产资料国有化。以此来宣示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国有制，那就太谦卑了，属于国有的岂止这一点点，涵盖面还宽着哩：文化、教育、艺术、宗教、风尚、思想……，最后，还包括人，无不在国家的完全掌控之内。
中国文人无不熟悉的一句古语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自古以来，这块土地上的人总归君王所有，也就是个人无所逃遁于君有制（即君主所有制）。在这种状态下生存久了，也就习以为常，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反正抱定一个念头：“生为君主的人，死为 君主的鬼”。“天赋”如此，其如何哉！
我不知道，两千年中有谁怀疑过。在临安（今杭州）风波亭上，行将就戮的岳飞会怨恨赵构吗？他能不知道，自己生来就是皇帝老爷的人吗？
两千年来，中国人完全稀里糊涂地被套在天赋的“王臣”状态，既不知道也不思考这种天赋从何而来。天赋即天命，谁又敢去深究天命呢？
近代人突然意识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天赋：天赋人权，或者天赋自由。原来，人并非属于君王，而是属于自己，且天然地应当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天命啊。
其实，天赋人权的观念，也不过是一些大凡人的发明，卢梭、伏尔泰等就是最著名的首倡者。天赋人权的观念一旦流行并深入人心，人们就不再在乎它的来源，完全视为天命了，就如同中国人将“莫非王臣”视为天命一样。
这样一来，在君有制之外，就有了个体所有制或者自有制。只是，当自有制在欧洲流行之际，中国人还拖着长辫子在给乾隆爷三跪九拜呢。到严复辈将人的自有制介绍来中国，已是现代中国的黎明了。
自有制毕竟比君有制自然合理得多，因而有大得多的吸引力。无需太多的启蒙，最先进的那部分中国人，很快就接受了人的自有制观念，在上世纪上半叶掀起了人的解放的热潮。这段历史，已写在史籍、文学作品乃至官方文献中，无需多说。
这件事似乎最能说明，中国人的天资不低于任何文明民族：一旦接触到新来的自有制观念，立即就悟透了它的天然合理性，且信守不渝，身体力行。觉醒后的中国人，信奉的新哲学就是：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不容他人置喙！
我的婚姻我自己作主。只要我认准了娶谁或嫁谁，就是亲娘老子，也别来多管闲事。我自己主张的婚姻，是祸是福，我个人承担好了。
我的职业我自己作主。只要我认准而又不失机会的职业，无论是种地牧羊、算命行医、著书作画、做工经商，我都会欣然做去，他人不必说长道短，更不应强制我改弦更张。
我的生活我自己作主。衣食住行，都只能由我自己来选择。我就爱穿别人不屑一顾的衣服，喜欢吃些野菜昆虫，愿意住木棚茅屋，出门以破车代步。
无论他人如何评头品足，只要我自己喜欢就行，我才不管他人说三道四，更反对他人以什么教义为由强行干预，除非你能明确指出我违反了什么不容侵犯的公例。
我的信仰我自己作主。信仰关系重大，我当然不会轻率从事，一定经过深思熟虑。但我一旦认准了自己的选择，无论我信仰的是何方神道，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康德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乔布斯主义还是查韦斯主义，那都是我的权利，他人无权干涉，除非你能指出我违反了什么律令。
我能不主宰自己吗？那是在行使我的天赋权利！如果我终究弃权，那可能是屈服于外界的压力，无可奈何，我只能自认窝囊；也可能命运不济，自己的所有主张都不逢时；还可能无意自主，将选择的权利让渡给了他人。
所有这些例外，都说明不了我不该有主宰自己的权利。无端地放弃这种权利，无论于我的际遇祸福如何，那都有损于我的人格尊严。
当然，并非只有我才有这些想法。主宰自己！曾经是多么天经地义的想法。
当梁思成、林徽因无视旧俗，结伴游学北美；当周恩来、邓小平毅然离乡背井，远赴巴黎；当李锐、何方不顾家庭反对，冒险奔赴延安，他们不正是主宰着自己吗？
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有那样多的人需要舍生忘死，救国救民；那也是一个幸运的年代，有那样多的人能够自我作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幸运、杰出的先驱啊，你们主宰自己，驱使自己去成就伟业，在你们的成功背后，“自主性”的命运后来如何了？
你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不再需要替自己作主的时代！
这就是国家替每个人作主的时代，国有制的现实取代了自有制的理想。我现在属于国家了，而且只属于国家！
我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婚姻。不应忘记，毛时代的婚姻少不了单位的批准。那种批准并非总是例行公事；如果你或你的对象有某种政治瑕疵，很可能就只能各奔东西了。林昭与其男友甘粹不就被活生生地拆散了？著名剧作家吴祖光荣任右派之后，妻子新凤霞就被动员离婚，只是因新凤霞的执迷不悟，才总算保住了婚姻。
我更不可能自选职业。如果我幸而生于乡下，多半注定得种地一生。就是得以大学毕业，也有人事官员早已给定了去处，你还能跳出如来佛的掌心？
或许，今天难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会羡慕至极：国家包你有工作该有多好！那么，你不妨去品尝一下，被分配到一个非你所愿的岗位上磨蹭一生，是什么滋味。
我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衣食住行。不要以为穿条紧身裤是你的私事，大街上有拿剪刀的警察在等着呢。我只能住在单位分配的宿舍里，即使自愿到山中去搭个窝棚，也绝不会被允许的。即使有钱，也别想尝尝坐飞机的滋味，你是几级干部？你也够格？
选择信仰这种事，就千万不要提了，你有几个脑袋？国家早给每个人定了唯一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这个还想去信别的，难道反了不成？你还能信什么基督教、佛教、自由主义、赫鲁晓夫主义？别的事情或许还有变通余地，唯独脑袋务必完全交给国家；思考什么只能由国家说了算。
1960年代，陕西户县农民中出了一位怪杰杨伟名，他只上过私塾，却有诸葛亮的卧龙情结，竟然敢于思考天下事。没有人三顾茅庐，他就慨然上书《一叶知秋》。毛岂是刘备？震怒之下，定杨为阶级敌人，直至致其于死地。一个憨厚的农民党员，毛尚且不能放过，那些与毛本有心结的臭知识分子就更不必说了。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之所以失去了那样多自己作主的机会，只因我是国家的人！
是国家的人有什么不好？你在国家的锅里吃饭，即使常常只是一点清汤，不比自己劳神去找饭吃好？国家给你分配工作，分配住房，分配其他生活资料，甚至分配给你上大学的机会——尽管只给少数幸运儿；也可能给你——例如毛岸青、李宗仁——找老婆，有这种好运的人就更少了。
尽管有了这一切好处，还是无法使你忘掉那唯一的缺陷：失去了独立自主性，而这恰好被你視为生命。
无论国家于你是好是坏，就是没有人问一句：国家是谁？
对于国家，理论家已写了不少，什么“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统治意志的实现”，这些都不过是告诉你，国家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概念。
其实，国家应当有更直观的形象。国家就是中南海，或者天安门，或者紫禁城吗？不，国家只是住在其中的人；这样还不准确，应该是那些有力量支配庶民的人，是髙踞庶民之上的支配者。
这样说没有任何不敬，支配是一个中性词，对于被支配者来说既可能好也可能坏。
简言之，国家实际上是人，是统治者。路易十四就说过“朕即国家”；这一句话今天并未过时，只要将“朕”换成“伟大领袖”或别的什么就行了。
既然如此，国有制无非就是国家支配者所有制，当支配者是君主、寡头、某个集团时，国有制就分别是君有制、寡头所有制、集团所有制。
明白了这一切，现在就清楚，“我是国家的人”是怎么回事了，就是国家支配者的人。不要自作多情地以为，支配者的人岂不是其亲信？没那回事！支配者的亲信还是支配者，作为庶民，你不过是支配者的工具，而支配者则是国家的主人。
在分清“国家的人”与“国家的主人”之后，你在抒发自豪感时会更现实些。
凡属主人，无论其好坏，都同时有权力与责任，只是多寡或有不同。作为国家的人，面对国家这个主人，你既经常尝到国家权力的滋味，也少不了时时依赖于国家的责任。国家权力愈强势，你自立的能力与意愿就愈弱势，对国家的依附也就愈重。
终于有一天，习惯性地依靠国家成了问题——这件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
1980年代所实行的经济改革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国有制松弛了。随着国家逐步放松对物的支配，不可避免地也放松了对人的支配。
一方面，人们已不铁定要做国家的雇员，也可以投奔其他老板，或者自己开业。另一方面，国家也逐步减少了对其雇员的承诺，越来越不能保证人们通常指望的工作机会与福利。
主人似乎越来越吝惜，继而就越来越不像主人了，一部分最具活力的人开始离开主人而自立，重新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于是，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家放弃对人的全面支配，个人至少在某些方面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其使命，重要的是这一进程已经开启。
面对如此激动人心的历史大变局，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所期待。
首先，我们将期待着，曾让人心动神摇的那些岁月回归，在求学、择业、家庭婚恋、生活情趣等方面获得足够的自由度。
在所有这些方面，至少一部分人——主要是境遇优越的上层白领——的生活已足够可心了。从最乐观的估计看来，这些改善或许能在不久的未来扩及范围广大的中产阶级。
这当然很好。但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吗？
这就要看，你对于国家这个主人依赖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在这个日益开放的经济体中如鱼得水，获得足够的自信，无论对于物质利益，还是机会、资讯、地位、声誉的需求，都不依赖于国家，那么，在这些方面你事实上已是自己的主人。
就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这已是人生境界的顶点了。
现在，你终于安闲地躺在自己的安乐窝中，享受着半生拼搏而来的财富，关闭大脑中的大部分区域，不去思考任何烦人的问题，仍然将有关文明、民族、社会、人生、未来的复杂思考留给国家，宁愿接受国家的现成结论。在这方面，你毫无自主意愿，国家仍然是你的不折不扣的主人。
如果是这样，对于个人似乎不必再说什么。
但这块国土上总会有一些深谋远虑的人，他们仍然不胜忧虑，其关注点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无论今天的世界进入了多么平面化的时代，对于幸福的追求仍然依赖于一定程度的独立思考。很难想象，一个几乎关闭大脑的人，如何去充分感受世界的丰富性，如何去成就自己的完美人生。在那永远波澜不惊的温柔富贵之中，你不会厌倦吗？
或许，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一个几乎人人都依赖国家思考的民族，将从哪里获得创新的动力？
迄今为止的文明史，只证明了一件事：所有重大的创新——无论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哲学等的哪个方面——都是独立个人思考的结果，都不是什么国家成就。
举国一致体制似乎能成就超级工程，但这些工程所依赖的科学原理，却一定是个人的独立成果。凭庞大投入造出了核弹的国家，终究不过是坐享了居里夫人等核科学家的伟大发现。至于在文化、艺术、哲学领域运用举国体制，那只是贻笑大方的荒唐想法。
认同创新活动对于人类文明的首要作用，与个人是否坚持独立的创新性思考，当然不是一回事。但一旦你认识到创新性思考的价值，欣赏思想领域百花盛开的局面，你还能完全关闭自己的大脑吗？你还能将思考权让渡给国家吗？你不希望无论在生活领域还是思想领域，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吗？
如果社会（至少是知识界）的大多数成员达到了上述认识，那么，再往前的一小步就自然而不可避免了：国家不应是庶民的主人；完全相反，庶民应当成为国家的主人！
最近，一个论者竟然突兀地提出，应纠正一个长期以来已成共识的看法：习惯上所称的“父母官”，其实应当是人民的儿子！你能相信，如此颠覆性的看法会很快成为共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