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使命是什么？”
“那当然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者！”
在任何具有正常思维的人看来，这一使命无疑太艰巨了。但有人认为这还不够——他们还仰赖马克思帮助绘画科学蓝图、指导学术研究、界定文学艺术、匡正道德风俗……，一句话，需要马克思重整人类的全部文明秩序！如此骇人的重负，马克思的双肩足以担当吗？
我没有通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但读的也不算太少，或许比某些大人物还读得多一点。坦率地说，马克思的著作与人们所熟知的“雄文四卷”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我并不认为这应完全归因于马克思的天才——诚然，马克思确是一个天才——，更是因为，马克思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
马克思著作所涉及的知识面，在较少接触西方文化的人看来，当然会感到如登高山、如临大海。但马克思写的也并不是什么百科全书，希望事事都到马克思著作中去请教，那就不免有希望落空的时候。
那么，是否应当期待某个马克思来写一本百科全书呢？
回答十分干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虚拟的期盼。人类并不缺少百科全书，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致指望，由某个思想家来撰写百科全书。法国启蒙学派的百科全书，也不是一个人的成就。
但奇怪的是，恰恰是一些看来思维正常的人，完全不假思索地认定，马克思就该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头脑，拥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有能力指导人们解决百科全书般广泛的问题。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大国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就是如此。这虽然不是直接要求马克思撰写百科全书，但实际上是比撰写百科全书更艰巨的任务。
科学家们面临着制定科学规划、选择研究项目、确定研究方案、探索攻关举措等种种难题。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明白，这是科学家自己的事情，局外人不太可能帮得上忙。但此时就会有聪明人出来呼唤马克思：请老先生给我们指条出路吧！
聪明人也的确不会失望，他总能从浩如烟海的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几条语录，其中似乎已包含了所需的全部答案！天下竟有如此美事，何乐而不为？
于是，我们的科学规划中就堂而皇之地写上：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但这样应付门面或许尚可，真要解决问题就未必行！例如，一些特别热心的人搬出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用以指导数学研究，这就让数学家们有苦难言了。
1950年代之后，一些硕果累累的老作家——如老舍、曹禺、巴金等——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写作了。幸好还不至于没饭吃，但总归不胜苦恼。此时就有高人指点：读马克思的书吧。
应当说，马克思确实不乏文学修养，也写过些小诗，多半是献给燕妮的；小说倒是没写过。要老作家们到马克思著作中去寻找创作方法，实在是一个难题。结果当然是，老先生们仍然没有作品出来。
奇怪的是，作家们实在都是大聪明人，难道就没想过，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艺创作真的灵，胡乔木、周扬辈岂不早就成了大作家？
1950年代，史学家陈寅恪所受到的礼遇也够重了：最高领袖亲自发话，调他去社科院历史所高就。但这个老先生未免太孤傲了点，竟然以“不能承诺信仰马克思主义”为由婉拒。
研究历史而不用马克思主义，在1950年代不仅是不识时务，简直已近乎犯罪了！那时最当红的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哪个不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史学方面，马克思还真不是门外汉，他自己就有地道的史学著作。但要就每个史学问题去请教马克思，那就太难为马克思了。
例如，马克思哪里说过，中国封建社会该从什么时候算起？这就毫不奇怪，请教了马克思之后，史学家之间仍然是争论不断。至于陈寅恪之所以不敢承诺信仰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因为不同意马克思，还是不自信学得了马克思，就无从断言了。
马克思无疑是雄视宇宙——天下还太小了点——的大思想家，从来都不惮于对许多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看法，在他所处的那种颇为自由的环境下，这是很自然的。马克思未必预想到，他的只言片语都将会成为金科玉律。凡被马克思贬斥过的那些学科，在中国的命运就惨了。
恰好在马克思时代，一些后来影响很大的学科开始崛起。例如，法国思想家孔德创立了社会学，而马克思则直言：“身为党员，我与孔德势不两立；作为学者，我对他的评价也很低。”19世纪下半叶，数理经济学开始崛起，但马克思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庸俗经济学”。
至于宗教，马克思更直指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没有全面评论过心理学，但对于当时的相当一部分心理学成果没有好感。这样一来，在中国研究社会学、数理经济学、神学、心理学等等，就成了一件犯忌的事，这些领域就只好让其成为空白了。后来的年轻人怎么会明白，中国的社会学、数理经济学等等的“元年”，为什么竟迟至1980年之后？
多么奇特的局面：正当全世界科学文化突飞猛进的时候，几亿人——而且是素来以其悠久文化传统而充满自豪感的人——安之若素地静候着一百年前的那位老先生的教诲，只要还没有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依据，就不敢举步。当我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社会潮流弃我们而去时，是该埋怨马克思还是埋怨自己？
我们的悲剧在于，既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这部大百科全书，更没有发掘出新的思想与知识资源。在毛时代，在许多领域我们都近于空白。这种可悲局面，给1980年之后的改革者留下了巨大的文化负债。
到1970年代末期，本应拥有全世界最多智慧头脑的民族，已退化到如此地步，以致很难找到一个正常运转没有生锈的头脑了。这奇怪吗？如果整个民族都停止自由思考，每件事情都依赖于一位已远去的智者的现成答案，人们的头脑能不生锈吗？
20世纪恰好是一个新思想、新理论喷涌而出的世纪，对于外界的变化我们却一无所知，或者视而不见。像存在主义、新自由主义、结构主义一类的思想流派，我们直到1980年代才当作新东西猎奇，实际上已经流行多年了。而当我们将凯恩斯主义当作新玩意开始学习的时候，它已经有点过时，潮流早已赶到前面去了。到了这种时候，即使有心请教马克思，也来不及了。
人类或许已不再需要那种先知般的精神导师了。但20世纪仍然是思想家辈出的年代，韦伯、海德格尔、哈耶克、萨德、卢卡奇等都是划过天空的耀眼明星。我们这里可曾有一个称得上思想家的人物？或许有一个唯一的例外，但那种过时且荒诞的思想还能推向世界？
文学领域会好一些吗？我们毕竟是产生了屈原、杜甫、苏东坡、曹雪芹、鲁迅、林语堂、巴金的民族，谁能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学天才？问题是，在一个所有文学天才都沉睡不醒的时代，你能指望什么呢？如果你不以为然，那么就请你举出一部出自“前三十年”的作品，它能在这个群星灿烂的世界上传之不朽。
斯德哥尔摩的那些先生们，在挑选诺贝尔奖候选者时，总是“居心可疑”地跳过中国，能怪他们没长眼睛吗？你真的认为，像《暴风骤雨》、《林海雪原》、《星光大道》、《艳阳天》一类的东西，也能到世界上去一争高下吗？你只要看看，其中是否有一个不失真实感的人物，就清楚了。
艺术呢？你想必会举出《东方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还有8个样板戏。且不说它们能否进入世界舞台，这些东西真正被国人喜欢吗？你会说，影院剧院总不缺人啊。但只被喂糠粑的人，怎会拒绝野菜？在这件事上，尤其无法将责任全部推给马克思；读过马克思的书的人，大概能肯定，马克思不太可能欣赏样板戏一类的东西。但这样一来，又怎么可能事事请教马克思呢？
教育如何，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因为都是从或大或小的学校出来的。说好听点，我们的学校就像一个铸造厂，每个毕业生都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标准化足够过硬，个性与创造性则完全谈不上。无论你如何自称我们的教育多么符合马克思主义，我敢说，马克思绝不可能喜欢我们那种学校！如果马克思当年也念这种学校，他至多不过是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普鲁士官吏，今天世界上也就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这回事了。
据说钱学森问过好几遍：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像钱学森这样聪明的人，我相信他不可能不知道个中缘由；明知故问，或许大有深意在焉。
其实，“大师”远不是我们的紧迫需要。文革中被扫荡、被剔除、被羞辱的大师还少了？如果一个社会文化普遍退化，中学生认不了几个字，大学生也不过初中水平；思想普遍禁锢，即使大学生对世界也惊人地无知，除了陈胜、吴广、李自成之外，不知道中华文明还有什么杰出人物；官至副总理也不知道李时珍是谁；官员甚至高级官员都以为，中国之外的人类都在受苦受难——在这样一块文化沙漠中，大师能起什么作用？
就在那块文化沙漠最荒凉的时候，我用了最多的时间来读马克思的书，因为那时几乎禁绝了所有其他的书，不读马克思读谁呢？就是读马克思的书，心中也不踏实，因为那样会引起疑问：为什么不读谁谁的书呢？那可比马克思的书高明多少倍啊。
一边读马克思的书，一边放眼四周的文化荒漠，心中不禁涌出无限的悲哀，既为自己、为国家，也为那个远在天国的马克思。马克思反复申明，他的思想、学说与事业，乃是建立在整个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基础上。
这种信念与意向，应当十分真诚。然而，在这个已故官员们的魂灵排着队去见马克思的国度里，岂止没有积聚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就连最低的文明成果都得不到尊重，实际上是一片文化沙漠。倘若马克思在天国有知，他有心情见那些自信满满的无知官员吗？他甚至可能拒见那个中国第一号官员呢。
马克思的悲剧是多方面的。下面这些事情都会使这位大思想家灵魂难安：
马克思当年设想最可能实现其理想的地方——例如欧美——今天不仅离其理想仍然十分遥远，而且显得更无希望；这些地方的产业无产阶级，不可逆转地日益成为社会中的少数了。
而号称实现了马克思理想的地方，却恰恰是马克思最不抱希望的，那里在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落后状态，更像一个文明的死角，而不是马克思所愿看到的那种文明的领先者。马克思能不为自己在预见未来上的失败而深感羞辱吗？
马克思不同于柏拉图、康德等书斋思想家，他同时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思想斗士。他一生掀起或接受了无数次论战，十分欣赏驰骋在思想战场上的那份乐趣；而无人挑战则令他倍感寂寞。而后者越来越成为今天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边沿化，甚至无人问津，连批评者都懒得动笔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被人忽略是比被人反驳更难以接受的命运。
这些都会使马克思不胜悲哀，但还不是马克思最大的悲哀。
马克思更大的悲哀是，他不是败在挤压他的思想空间的那些论敌手上，而是败在荒唐地扩展他的思想空间的那些无知信徒手上。
这些人违背马克思的意愿，强行驱使他去占领所有的领域。他们需要马克思在史学阵地上独领风骚，给每一个历史结论充当裁判官；他们也要马克思把守文学阵地，充当每一部文学作品的审查官；他们还要马克思管住艺术领域，决定给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发放通行证；他们更要马克思守住宣传阵地，规范每个媒体的思想、语言、风格……。
他们要求马克思就像一个守护神一样无处不在，帮他们监控住每个部门、每寸土地。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马克思在世时，恰好是在所有这些部门愤怒反抗官方的无端管控。
作为一个睿智的思想家，马克思不会不知道，他所创建的只是一个十分有限的学说。而他身后的那些浅薄的信徒，却要不顾一切地扩张他的学说，强行驱使它去占领宇宙中的每一片空间，从而使它那十分有限的能量，被稀释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以致陷入毁灭性的境地。
马克思从不认为存在全能的思想家；那些强行驱使马克思充当全能思想家的人，真正的目的不过是要成为全能的统治者。
一生都在追求光明的马克思，竟然被当作维护黑暗的工具！
思想家的最大悲哀，实在莫过于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