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对你说：“请理性点！”想必你会认为，对方至少清晰地知道什么是理性。其实未必如此，没有几个人能够说清楚，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实际上，“理性”一词有太多的岐义，不同含义在人们的随意使用中混乱不堪，这就需要适当的清理。
“理性”一词早已频繁地进入大众语言。如我们一开始指出的，用“理性”者未必能说出其准确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理性”没有大致的概念。只是，各人的理解不免互有差别；但纵观这些互有差异的理解，会发现一个共同的内核，它正是此处所要表述的。
实际上，常识所理解的理性，就是“合理性”。英文rationality（理性）一词，就是rational（合理的，理性的）的变形。人家要求你“理性点”，正是希望你取合情合理的态度，而不要蛮不讲理。在这个意义上的理性，可称之为常识理性。常识理性的反面就是蛮横。
可见，常识意义上的理性不仅毫无深奥性可言，而且可以说古已有之，并非捡了启蒙思想家的牙慧。问题是，既然常识理性无非就是“合理”，何不直言“合理”甚至“讲理”，而要用一个多少有一点洋味的词呢？实际上，在民间对话中，或许用“讲理”一词效果更好。不过，对那些多少受到现代精神熏陶的人来说，或许觉得使用“理性”一词，显得更有涵养、更有底气。这一层感觉已超出学理之外。
但如果仅仅将“理性替换合理”解释为词语的误置，那就未免太低估“理性”一词进入大众语言的意义了。这件事的价值比就事论事的理解要大一些。理由在于：在民间对话中，尽管说出“理性”一词的人只是模糊地觉得它带有“合理”的意味，并不确知其准确含义，但其潜意识中必定认为，“理性”似乎有比“合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他的意见更“理性”，他多半不会满足于援用平常的理由，而会竭力去寻求似乎更具有现代意味的理由，例如举出基于逻辑或科学的依据。不管在具体场合这样做是否很成功，这一做法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全新思考模式的尝试了。这样，“理性”也就被真正赋予某种现代的意义。
即使是一些人们平常全不在意的“常识”，其价值也绝不可低估。我们恰恰经历过这样的荒唐年代：常识被抛却九霄云外，而异想天开的无知谬见则到处逞凶肆虐。在那个年代普遍疯狂的气氛下，或许没有人听得见理性的呼喊。但是，在蛮横行为面前强调理性，就不只是一种清醒，简直就是一种伟大的义举！这至少会给一部分理智尚存的人送去一线智慧的亮光。
如果将理性仅仅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合理”，那么，它并未进入科学之内。如前所述，在日常语言中，“合理”近似于“合情合理”。“情”与“理”显然不是一样的概念；平常所言的“合理性”，其中“情”与“理”的成分各占多少，依事项与论者的不同，可能差别甚大，这就无从确立可用于判断的确切标准。这种意义上的“理性”，应付日常谈话或许尚可，用于科学思维就不够用了。
由此可见，在科学中需要一种比“常识理性”更高级的“理性”，不妨就称之为科学理性。为便于对比，我们仍然套用前面对常识理性的解读模式：科学理性也是一种合理性，只是对于此处的“合理”应超出日常的理解，即不再是合情合理，而应是“合科学之理”，这意味着在原理、逻辑、事实诸方面都遵循科学思维的规范。至于在常识理性中不失其地位的“情”，则被完全排除在科学理性之外。
上述意义上的科学理性，其反面就是蒙昧。
令人遗憾的是，不能不指出，科学理性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
我们的先人，对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许多误判。例如，直到很近的年代，最有学问的儒者还认为：天圆地方，中国则居地之中央；世界上只有四个海，它们环绕着中国；心脏是思维器官；腐败的芥末能培养出虫子；龙是云游四海的神性动物……。这些看法固然幼稚荒诞，但并不能作为古代中国人缺少科学理性的充分依据。在视野受到局限的年代，任何文明民族都会有大量幼稚可笑的谬见。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事例，而在于得出这些谬见的方法。最主要的是，在原理、逻辑、事实三方面，古代中国人都远离科学精神。古代人信守的少数几条原理，例如“万物由阴阳构成”这样的原理，问题不在于它是否成立，而在于它完全不具有清晰意义。先秦思想家中也许有少数人有过模糊的逻辑观念，但系统地运用逻辑作为思维规则，肯定未曾进入古代中国人的意识。至于事实，从来不屑于观察自然界的儒者，对于来自那无言世界的许多琐碎事实毫无兴趣；他们与其说相信实证，不如说更相信圣人。通过观察、实验来验证结论，这样一种本质上属于近代的观念，唯读圣贤书的儒者简直闻所未闻。既然古代先贤的智识活动已定格于这样的思考模式，无论其思维成果中是否存在某些有价值的孤例，都只能说，我们的文明尚未培育出某种科学理性。
缺少科学理性这件事，其后果比初看起来要严重得多。如果缺少引领世界的产业成就，缺少震慑世界的军事奇迹，缺少堪比金字塔的辉煌古建筑，缺少不输达芬奇的伟大艺术家，缺少欧几里得与阿基米德，固然使人遗憾，但唯有缺少科学理性，才真正使我们在文明智慧上略逊一筹，这是几乎无法弥补的。可能以为，这种欠缺不过影响科学成就而已。远非如此！科学、哲学、艺术以及文明观念上的任何真正进步，只能以科学理性为基础。不明白这一点，根本无法理解现代文明！只是，这一层道理，已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了。
上面提到，科学理性的影响遍及哲学、艺术等人文领域。这只是指出客观地存在的逻辑相关性，并不涉及任何有意识的思维活动。但是，18世纪的一些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是其代表——则更进一步，他们要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改造整个人文科学，使之能成为人类实现精神与社会解放的武器。为此，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力量源泉与结果，就是那个光芒四射的太阳——理性的太阳，他们的理想、信仰、奋斗、坚守无不绕之旋转。在他们手中，原来的科学理性真正扩大了，它变成了一种更宏大、更丰富的理性，不妨称之为人文理性，以与前面的科学理性相区别。
人文理性的反面，就是野蛮，它是黑暗中世纪的标志。
人文理性有丰富得多的内涵，除了涵盖科学理性之外，它至少包含如下内容：
世俗的世界观 它替代了中世纪的宗教教义。启蒙思想家即使有唯物论倾向，也未必都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既一致地反对教会对现实世界的统治，也反对宗教对精神世界的绝对统治。他们即使不一般地拒斥宗教，也坚持要宗教接受理性的拷问与审查，最激进的人甚至指望完全依理性精神来改造宗教。他们坚持要依世界的本来面目来重新认识世界。
平民化的历史观 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学者，以新的理性精神重新考察整个世界历史，强调风尚、习俗与市民社会对于人类历史的重要性，这就开启了新历史观的成形与流行。
人道的社会政治理想 既然否定了宗教控制人们命运的垄断权力，那么，个人就应当有追求幸福、乃至争取自由、平等的天赋权利。这样，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的太阳将驱散中世纪的黑暗，人类的未来将是一个人道的社会，它的旗帜上将写着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思想在卢梭的著作中得到了最清晰、最激进的表达。
这样，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人文理性就成了进步的旗帜。理性获得如此崇高的文明价值，在当时及其后的思想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约一百年之后，恩格斯在谈到启蒙思想家如何运用理性清算旧世界时，仍然难掩其激越的热情：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反杜林论》）。
被启蒙思想家抬升到至高境地的理性太阳，终究不能永远高悬于远离人间的天际；只有适当贴近大地，才能照亮现实的尘世。而且，被启蒙思想家激发的革命热情消退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由冷冰冰的金钱主导的经济时代。如果说，对于理性鼓吹革命的后果人们毁誉参半，那么，由理性引导的经济腾飞，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世界。只是，在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对于理性也有了非常不同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理性，不妨称之为经济理性。启蒙思想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经济理性的时代随之来临。
那么，相对于人文理性而言，经济理性具有怎样不同的面貌呢？
不同于那试图照亮整个人类精神的人文理性，经济理性完全摆脱所有意识形态的装饰物，回归到理性在本质上所要求的那种单纯。经济理性只关心一件事：人们的经济行为由之决策的动因是什么？回答仅仅两个字：利益！详细的解释稍显啰嗦，它包括如下要点：
经济行为者追求包括近期与长远利益在内的整体利益。
1）经济行为者必定完全依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其市场选择。
2）经济行为者拥有充分的市场信息，使之足以对其利益作出准确的判断。
现实中的经济行为者，也许接近于具有这些特点，但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事实确实如此。现代经济理论的精髓与诀窍就在于：完全不试图去论证，作为经济决策主体的个人，是否满足上述三条件，而是将这些条件干脆作为理论假设，作为将依据逻辑规则演绎地展开的整个理论的出发点；同时明确地承认，构成经济理论的概念世界，并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的精确复制品，它们之间仅有近似的关系，近似的程度将用理论的应用效果来判定。
唯利益是从的经济理性，完全失去了人文理性那种热情四射的光彩，呈现出冷冰冰的可憎面貌。但正是在剥去所有华丽外装、赤裸裸地呈现市场行为的本来面貌之后，人们才成功地解释了错综复杂的现代经济现象，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可检验的科学。基于经济理性的经济学的成功，正好证明了，它赖以作为基础的有关经济行为者的假设，具有适度的合理性。当然，这种成功远非完美，对于种种经济理论依然争论不断。
既然现代经济学已经稳固地确立其地位，那么，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础的经济理性的价值如何，就不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而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已有答案的事实。至于经济理性那种无法取悦于世人的独特外观，不过是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性；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人性，那是没有希望的事情。
除了已观览一遍的常识理性、科学理性、人文理性、经济理性之外，还可能听到哲学理性、政治理性等等提法。如果你仍然要求理性的某种一般定义，则不免有些失望。
缺少一个普遍适用的严格定义，并不意味着，对于现代理性的一般原则不存在某些大致共识。理性不在于真理在握，而在于追求真知，不盲从权威；理性不在于坚守正确，而在于坚守判定是非的逻辑标准与事实标准；理性不在于谦谦君子的温良恭让，而在于像维护自尊一样维护他人尊严；理性不在于以圣贤自许，而在于确信一个互惠的世界胜似一个争斗不休的世界……如此理解的理性，绝不致被大多数人拒斥，尽管眼下的世界似乎还远未接近理性的标准。
现实世界并非所期望的那样富于理性，这未必是一件特别可悲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期待一个更理性的世界，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人类在蒙昧、野蛮的荒原中已踟蹰得太久了，沐浴于理性太阳的光辉与温暖中，不再仅仅是一种憧憬，而是现代生活不可缺少的条件。呼吁理性的声音，正在盖过非理性的喧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人类未来不乏光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