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文革的历史话语似乎已有点遥远，但对“两个司令部”一词还是记忆犹新。不是吗，文革正是起于毛刘两个司令部的决斗——当时的官方解释就是如此。
然而，无论历史学家们如何苦苦搜寻，曾被反复宣称过的敌对司令部，依然虚无缥缈，若有若无！此中奥妙何在呢？
对于文革前的政治史，阴谋论者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历史图景——那是永远正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刘邓司令部的殊死搏斗史：
还在1956年，刘邓就结为一党挟持中央，在八大上通过了淡化阶级斗争、突出经济建设、批判个人崇拜的修正主义纲领；在1960年代推行三自一包，对抗大跃进的正确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文革前夕指使黑干将彭陆罗杨阻扰开展文革的伟大部署；在516通知发出之后面临灭顶之灾，依然垂死挣扎，竟然谋划召开刘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甚至不惜发动兵变！即使在8届11中全会上遭到致命打击之后，依然指使其在全国各地的爪牙，拼凑各种保皇组织，疯狂对抗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各级报刊所载的历史叙事就是如此。
你能不相信这种历史解读吗？须知，持有这种论调的文革官方宣传，向没有多少鉴别力的民众灌输了整整十年，而张宏良一类的左派理论家，至今仍在重复类似的论调。即使坚定地倾向于改革的开明人士，也不排斥“刘邓司令部”这种提法，似乎唯此能给较理性的一派力量树立一面旗帜，或给予一个标识符号。这样一来，刘邓司令部的存在，似乎已成为左右两派的共识。
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说明，“刘邓司令部”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首先，刘邓两人都是毛的铁杆拥趸。早在1930年代，邓作为受左倾中央打击的“邓毛谢古四人小集团”之一员，就已积累了坚定毛派的第一笔资本。
这一功劳绝没有被忽略，而且成为日后超快晋升的依据。1958年，毛在某个外交场合宣布：邓是他的“副统帅”！刘在早年与毛并不亲密，但在关键的1945年，刘却是无可替代的王位拥立者，正是这一殊勋，使他在此后20年中获得了副领袖的地位。
毛“与人斗其乐无穷”，一生树敌无数，无论斗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还是斗王明、博古、蒋介石、梁漱溟、赫鲁晓夫等等，刘邓无不坚定地站在毛一边；只有想象力异常的人，才会认定刘邓属于毛之外的另一个司令部。
1959年之后，毛极聪明地退居二线，将大跃进失败而遗留的棘手难题，留给身处一线的刘邓。自此，刘邓自然有了更多的机会共事，也多了一些独立处事的空间，当然无法做到每件事情都让主公满意。不幸，他们有一个有史以来最难伺候的主公，留下怨恨几乎不可避免，尤其是天真、自负与迟钝的刘，更日益失去主公的欢心，最终注定了自己的厄运。
即使刘邓真有意组织分庭抗礼的司令部，他们也招募不到任何成员。那些相信一部分党内权贵隶属于刘邓司令部的人，根本不懂得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恪守不易的权力规则：官员永远服从权力核心，谁控制了权力核心就服从谁。
在最高层动荡不宁的1966年前后，或许有许多高官对于政局走向颇感迷惑，或许有不少人更倾向于刘邓的较稳健的做法，但要他们甘冒政治风险明确表态，那是完全荒诞的想法。对于毛的效忠，是绝对的、不假思索的，也是性命攸关的。
不错，1960年之后，在治国理念上刘邓与毛已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分歧，这是“多少保留一点常识理性”与“完全异想天开”之间的分歧。完全有可能，一部分高官已意识到这种分歧，因此而对刘邓寄予一定的同情。但这种同情完全停留在私下嘀咕的空间内，与组织上的选边站队远不是一回事。至于那些文化程度甚低、懒于思考、浑浑噩噩地打发官场生涯的人，更不可能动心思加入某个风险万分的对立司令部。
如果刘邓司令部真有其事，那么，向来被认为是紧跟刘的彭陆罗杨，就该是刘邓司令部的当然成员了。但无论文革前还是文革后，这四人都誓言自己是毛的人！彭真在其落马前的最后一次高层会议上，无比激动地宣布：自己正是喊出“万岁”的第一人；陆定一长期作为宣传部门的首脑，对于毛主义的忠诚几乎无懈可击；杨尚昆被选择为大内总管，长期被毛完全信任自不待言；多年担任毛的首席保镖的罗瑞卿就更不必说了。
文革中最具戏剧性的重头戏，无疑是标志毛林彻底决裂的913事件。
林是举世公认的军事英雄，公然策划叛乱，他能不组建自己的司令部吗？至于司令部的组成，最高层成员几乎是现成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就是。行动纲领与组织章程呢？已经完整地写在《571工程纪要》中了。骨干队伍呢？有林立果的“小舰队”在！身为“副统帅”的林彪，一直被宣称为军队的“直接指挥者”。有了这一切，还不能说“林记司令部”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吗？
存在这一司令部的最权威的证人，难道不正是毛吗？毛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对其心腹明确宣称，山上有一个存有异心的司令部。正是这次会议，成了毛林决裂的起点。
然而事实却是：令毛心结不解、疑惧难消的那个反叛司令部，实际上并不存在。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司令部，身经百战、老谋深算、被誉为常胜将军的林彪，岂能不战而降、引颈就戮？他就不能调动一兵一卒稍作抵抗吗？林彪及其家人的仓促逃亡，只能说明一件事：林彪根本无意作有组织的抵抗，也没有真正组织抵抗的司令部可用。
被指为林记司令部核心成员的黄吴李邱，根本就不知道林立果及其少数追随者异想天开的秘密策划，他们绝不可能是有意造反的人。四大金刚无疑紧紧地追随林，紧跟既定接班的老上级，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但如果林彪不能接班，甚至涉嫌谋反，那么紧跟他就毫无意义，而且无异于自取灭亡。
尽管未曾参与任何真正的密谋，四大金刚还是被毛打入监狱。即使如此，经多年监禁出狱之后，四人在各自的回忆录中，依然明明白白地誓言忠于毛；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在谢世之前坦露心迹的真诚。
除了黄吴李邱之外，林彪在军人中还有大量的崇拜者与追随者。对于一个军功卓著、形象神秘的元勋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追随林是以林追随毛为前提的；一旦官方宣布林已成为叛徒，对于林的追随也就终结，无论心中是否隐隐保持些许遗憾与疑惑。913事件之后，未曾出现过支持林彪的任何有形的活动，就是林彪在毛面前完全孤立无援的明证。既然如此，怎么能够想象，在1970年前后波诡云谲的复杂形势下，林彪有意且可能组织一个自外于毛的对立司令部呢？
林彪消失之后，“两个司令部决斗”一类的故事似乎不再有上演的机会。但毛的想象力非同一般，树为对手的新的司令部又在构想之中了。
这一次挂帅的是多年来众望所归的周恩来，这个有史以来最具心机的佛面宰相。
自延安时代以来，周就是毛所依托的言听计从的大管家；无法想象，倘若没有周，偌大一家子何以顺利运转？如果说，在毛之下有一个既能当管家、又不觊觎王冠的人，那就只能是周了。无论将多重的担子置于周的双肩之上，毛也绝不会赋予周接近于自己的权力，更不会选他为接班人。当外国政要问到接班人时，毛宁可提到刘邓，也绝不提及周。
毛周之间源于瑞金时代的那种深深的心结，周不可能不心知肚明；他就该永远忏悔曾为毛的上级，而且是曾批评过毛的上级。他赖以自保的第一要诀，就是永远不试图超越老三的地位。对于毛所选定的任何接班人：刘、林甚至后来的王洪文，周一概支持且全力配合，至少其表面的真诚是无可挑剔的。
然而，913之后，周公不得不非其所愿地充当老二，这就违背了自延安时代以来心照不宣的规则。心细如发的周，内心如何惶恐不安可想而知。他默记于心的第一要务，就是绝不让毛有分毫丧失权威的感觉。
1972年，毛从一次突发的休克中醒来，陪伴一旁的周对毛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主席放心，权力仍然在您手里！但是，无论是周还是毛，都不能改变一个由时势决定的事实：政出周门！在林彪消失、大量位居要津的军人被清洗、张姚之流仅会耍笔杆的情势下，在日常政务上除了全力依靠周之外，毛还能指望谁？
事态的逻辑使周成了毛的无可替代的副手，而权力的逻辑却让毛日益不安，他担心，越来越多因林彪消失而复出的高官聚集在周手下，将形成一个他难以驾驭的新的司令部。倘若如此，岂不是前门去虎后门进狼！
主公从来都是先发制人，而绝不容忍受制于人。于是，文革中最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正当913之后百废待举的艰难时刻，高层大员们放下急于星火的公务，奉命齐集一堂“批周公”，全然不顾周肩上的如山重负，也不在乎周为不治之症所苦的病躯。毛所要摧毁或阻碍其形成的，不正是他臆想中的对立司令部吗？
然而，这一次如同前两次一样，那个如此令主公寝食难安的对立司令部实际上并不存在。
周本人以其一生昭示了：不挑战最高权力是其永远不变的底线。况且，即使他有意组织自己的独立司令部，也不可能招募到任何可靠成员。
聚集在周身边的那些人，确实与周渊源至深，对周无不心悦诚服，但他们与周本人一样，归根结底都是毛的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毛时代安身立命的最高道德戒律就是：服从最高领袖！对此，经历了50年党内斗争的周，比任何人都更心知肚明。批周会上那种群情激愤的场面，包括邓在内的发言者对周的无所顾忌，再明白不过地展示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关键时刻该如何站队，是没有人不明白的。
周还有一个与刘、林的明显区别，即周与那些众所公认的文革派人士——例如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合作得几乎亲密无间，对江更是言听计从，至少在913事件之前是如此；即使杜撰的周记司令部存在，那也是阵线极不分明的。后来被描述为对立于周的上海帮，实际上非常敬重周；著名的笔杆子朱永嘉，甚至一直铭记着周的知遇之恩呢。
刘林周并不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无论禀赋、气质、素养与风格都相差很远，命运也各不相同。但是，此处更值得强调的是，他们有着无可怀疑的共同点。
首先，三人对于主公都有无可置疑的忠诚。对于主公那些层出不穷的乌托邦臆想，他们或许心存疑虑，但也不过是任何健全理智的一种正常反应，与组织上的反叛距离遥远。
其次，与从来都是我行我素、无法无天的主公相反，此三人无不谨慎自律，颇具传统士大夫的遗风，亦堪称恪守党纪的模范——恰恰是这些特质，使他们不可能在一个崇尚丛林法则的时代，取其主公而代之。即使似乎已盖棺论定为谋反的林彪，实际上直到大难临头之际，都几乎毫无作为，不过一走了之而已；以致没有任何认真的观察者相信，这个曾被誉为战神的统帅，竟以如此消极的方式蓄意谋反，那适足以自取灭亡。
或许更重要的是，此三人虽广有拥趸，却没有也不可能有生死与共的铁杆追随者，绝不可能组成针对主公的反叛司令部。
可见，毛所声称的先后对抗他的三个司令部，纯属子虚乌有。
尽管如此，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先后竖起三个敌对司令部的招牌，作为“与人奋斗”的标的，还是有策略上的巨大好处。
首先，强调敌人已由某个强大司令部组织进攻，革命已进入生死存亡之秋，这对于舆论动员无疑有巨大作用。其次，“两个司令部决斗”的说法，避免了任何个人权斗的嫌疑，特别符合“路线斗争”——这恰是文革年代的核心教义——的既定思维模式。而且，强调敌对司令部的存在，就可以在击败对手之后，名正言顺地继续穷追猛打、上挂下联、剪枝扫叶，乘机除掉所有不顺眼的人。如此一举数得，身为谋略大师的主公，是不可能不了然于胸的。
至于成败得失，则可能比初看起来更微妙些，未必是毛刘林周诸人在当时能够看透的。
一方面，毛以其伟大战略家的宏大气魄，逐个击败了三个对手，扫荡了他臆想中的敌对司令部，其辉煌成功无可置疑，只是或许因天不假年，对周的最后那场战役未收全功。
然而，经此三场决战之后，中华大地伤痕累累，亿万生灵惨遭涂炭，数千年文明毁灭殆尽。诸葛亮痛惜因“烧了乌戈国藤甲兵”而折寿的那种自省，不知是否为主公所具有，人们只是知道，他在文革后期迅速衰弱了。况且，既然历史已经证明，被毛击溃的司令部，原不过是堂吉诃德眼中的风车，基于“两个司令部决斗”的文革理论，就不再能取信于人。
如果有更多机会洞悉历史真实的后人，终于认准文革说辞纯系虚言，那么，文革中的最大赢家，将不再有什么正面的价值存留于世。只是这番得失，文革的当事人，只能在九泉之下去权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