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天的杞人已被聪明人嘲笑数千年了，但聪明人就不仔细想想，杞人就不该忧天吗？今天已经知道，天终归是要塌下来的，银河系都不免坍塌之祸呢，能不忧心？只是杞人忧天未免太早罢了。现在，值得警惕的事情近在眼前，岂止是杞人，所有的人都忧心如焚了。
1970年代，工业化世界的大多数人，都在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战后的空前繁荣。但知识界有一批深谋远虑之士，却警觉地注视着出现于天际的乌云，忧心忡忡，寝不安席，觉得有责任唤醒世人。
他们成立了“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联合那些志同道合者，专以拯救世界为己任。在罗马俱乐部看来，人类这个物种未免抱负太大了，居然认为自己有权利与能力征服地球。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发展的极限》，声称按照20世纪开发地球的速度，人类将很快达到发展的极限，地球将不能再承受更大的负载了。
发展自有极限在！它将是人类无法突破的“天花板”。可惜，在罗马俱乐部大声疾呼之前，似乎没几个人想到这一点。
曾经的主流观点是：在科学技术上不断取得进展的人类，在征服自然方面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由大跃进—文革狂想激励的中国人，此时正陶醉在战天斗地的兴奋中，更没有工夫思考发展的极限问题。
自罗马俱乐部成立至今50年过去了。今天，人类已经实实在在地撞到了头顶上那块限制发展的天花板，它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高度恶化的环境。此刻，你想必正戴着口罩在雾霾中喘气；你的家居环境如何，就不必问罗马俱乐部了。
环境恶化的梦魇还远不止雾霾。看看你的身边：如同下水道般注满污水的河流；市郊有如山积的垃圾；铺满被污染土壤的荒漠；闹市区遮天蔽日的水泥森林；让你寸步难行的汽车长龙……。你在看到这一切之后，还有心思享受眼前的灯红酒绿，对炫目的似锦繁荣赞口不绝吗？
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呢？你知道，这既不是天降灾祸，也不是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这都是我们自己亲手造成的，是我们的狂热、自负、疏忽、无知的杰作。我们在贫穷、落后中煎熬了太久，一旦遇上追赶世界潮流的机会，一旦进入快车道，就不顾一切了。
在该追求的众多现代化目标中，我们只看到了一项：GDP！在这件事上，我们确实成就辉煌，已经坐上世界第二把交椅，而付出的代价首先就是上面所述的一切。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原本是很简单的：从物质的角度看，发展的目标无非是要提高生活资料的人均占有量；而不幸，我们的人均占有资源却太少，因而不得不拼命去向环境索取。这样一来，环境自然不堪重负：环境哪里能提供那样多干净的土地、清新的空气、充足的水源、广袤的森林、优雅的景观呢？加速发展去争取这一切吗？那就真正陷入恶性循环了！
一块承载了近14亿人口的土地，就如同一辆超载的汽车，吱吱呀呀地行驶着；而如果这14亿人还经常异想天开、无端折腾，那么就相当于超载车上的乘客还不安分，无故嬉闹；如果人们不顾环境限制，一味加速开发，那么就是在汽车爬坡时不断加速，横冲直撞。在这种情况下，你对于自己的安全还会有信心吗？你不担心自己将随这一车人陷入灭顶之灾吗？
如果你经营着一个牧场，突然增加10倍的羊，一天之内啃光了所有的草地，就知道灾难来临了。而地球的人口就是在近几百年之内增长了10倍，人们怎么能安之若素呢？
中国人口过多，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也并非从来如此。整体来看，历史上中国人口增长并不很快。下面是一些年份的人口数：
公元2年 5767万；37年1505万； 157年5649万；282年2000万；606年4602万；705年3714万；755年5292万；764年1690万；1109年1.13亿；1330年5951万；1368年8500万；1393年6055万；1597年1.8亿；明末1亿；康熙末1.6亿；1776年3.12亿；1820年3.83亿；1851年4.36亿；1865年2.56亿；1898年3.2亿；1912年4.01亿；1949年5.4亿；1964年7亿；1974年9亿；1982年10亿；1989年11亿；2000年12.4亿；2005年13亿；今天13.6亿。
如果以上数字大体可信，就可得出一个惊人结论：自公元2年至1393年近1400年间，人口几乎没有增加！自764年至今千多年间，人口增长了8倍；而在1949年之后的50年内，人口增长了2.3倍。这说明在和平年代人口自然增殖极快。因此，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措施，人口将很快增长到一个无法承受的数量。
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并不难发现与理解的显明事实，似乎并未引起太多的人注意，以致1950年代马寅初的警告竟成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
不幸！最高领袖“人多好办事”的浪漫畅想，使接受马寅初的人口政策建议推迟了整整20年，也使得后来矫枉过正的人口政策不得不空前严厉，让全世界惊异莫名。
严格的计划生育，固然不可能阻挡人口数量向14亿这样的吓人高度挺进，但毕竟减缓了人口高速增长的那支离弦之箭，使从13亿增至14亿的时间延长至15年以上；而如果依1968年的增长率（2.75%），本来不到3年就够了。
一些愤世嫉俗的人——其中不少是自视甚高的学者——起劲地反对节制生育。这些人未必是清教徒，宁愿过清心寡欲的生活；他们对花花世界中所有物质享受的欲望，并不比任何人少，但就是不屑于跟你谈如下算术问题：在人口的高速增长下，如何能使人均占有生活资料不急剧下降？很难想象，真正受过科学训练的人，能持有这样的心态，除非他心存偏见。
在一定程度上，环境问题正是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的产物。你可曾听说，北欧、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有什么紧迫的环境问题？如果你真正关心环境，就没理由不接受一项理性的人口政策。
人口增长确实放缓了，这当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力增长放缓。于是，批评控制人口的人更加振振有词：控制人口的灾难就在眼前！
一些媒体大肆炒作所谓用工荒，他们就是不肯到市井闾巷、郊野乡村去转转，看看有多少青壮男女无所事事、困守牌城！在多少年内，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将仍然是高比例失业！
在这块承载着14亿人口的土地上，你根本无法遏阻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你永远也别指望不输欧美的舒适生活，而你的欲望却与日俱增！
今天，绝不应惮于亮出一项主张：就是要接受一段时间的人口零增长或轻微负增长，接受暂时的人口下降、暂时的劳动力紧张、暂时的经济增长滞缓，这或许造成某些短期问题，换来的却是人口环境的彻底改变！坐拥14亿人口而犹嫌其少，那你就永远休想与欧美攀比生活质量了。
归根到底，所有环境灾难都源于人均占有资源太少。常识上很显然，只有两种努力可以缓解这一严峻局面：控制人口与增加基本消费品的产出。前者已经分析过了；至于后者，人类智慧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这就是转基因！
简单说来，转基因就是通过改变基因来改变物种，借以创造出更符合人类需要的物种。
基因能否改变？回答绝对是肯定的，实际上，自从生命出现以来，基因一直在改变；否则，就不可能形成今天这个千姿百态的生命世界。因此，并不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改变基因真的会触怒上帝，致使天塌地陷！基因由谁来改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生物进化史家证明了，几十亿年来，自然力始终在改变着基因。今天则在技术上证明了：本来一直由自然力完成的事情，凭人力也可以做到，而且做得更快更好。
人工改变基因，这不是干预上帝吗？岂能被凡夫俗子们接受！实际上，事情远没有那么严重。你不太可能没吃过杂交大米，而那就是被袁隆平改变了基因的大米，你不曾想到这一点吧？能够接受以杂交方法改变基因，何以就不能接受在分子水平上转变基因的方法改变基因？反转基因者真的将这件事的学理思考透彻了吗？
吊诡的是，有些人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什么学术分歧。在反转基因阵营中，几乎找不到真正懂行的专家；强烈反对转基因的人，大概也没几个真的想去从学理上了解来龙去脉。问题的实质在于，有少数人极端反感于转基因一类的现代新玩意，而他们后面则跟着一大群并无定见但偏于守旧的人。
无论控制人口还是推行转基因技术，最终目的都是扭转人均占有生活资料可能下降的局面，从而遏阻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这就表明，人口与转基因问题，归根结底也是环境问题。
这类问题特别敏感且引起广泛关注，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人会公然反对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但关注的程度与具体主张必定千差万别。但如果有一部分人，强烈地持有既混乱而又自相矛盾的看法，不可理喻地阻扰解决环境问题的任何合理方案，那么麻烦就来了。
一个十分有趣的事实是，近年来，环境、人口、转基因恰恰是左派最关注、最投入的议题。只要哪里出现反对有碍环境的项目、反对某些节育措施、反对转基因的讲座、集会、抗议等活动，你就不难发现，其中声音最大、脖子最粗、出手最狠的，一定是左派。
乍一看来，这真有点不可思议。众所周知，左派从来都是极度政治化的，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政治议题。而在眼下，左派所面对的政治议题也够多的了：倡红歌红舞；批普世价值；鼓动阶级斗争；批汉奸带路党；重振文革精神；重塑文革明星的形象；声讨资本主义复辟……这些都是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难对付的重大事项，已够他们忙乎的了，他们哪还能有心思顾得上环境、人口、转基因一类的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是一点也不政治化的啊。
这个秘密很容易揭开：左派们正是将环境、人口、转基因当作重大政治问题对待的！他们可一点也不书生气，根本不屑于花时间与对手讨论问题的学理方面，而是单刀直入，一开始就直指他们所发现的问题核心。
环境恶化——那是国际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不存在环境问题；控制人口——那是屈服于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无产阶级能创造无限的生产力，根本不存在人口太多的问题；转基因——那是西方敌对势力妄图实现种族灭绝的罪恶阴谋，绝对不能接受任何转基因产品，那些东西只会使中国亡国灭种！
按照这样的逻辑，左派的对立面肯定是汉奸无疑。即使在涉及环境等议题的最专业性的活动中，左派也绝不忘记主打汉奸。可见，左派的真正兴趣完全在政治上。那些忙于查文献资料、书生气十足的学者，哪里看得懂这些花里胡哨呢？
控制人口与转基因技术，本来就是极敏感极微妙的事情，即使没有人有意搅局，仅仅对付因循守旧的传统习惯，就已经够困难了；若加上有人肆无忌惮，从中作梗，就几乎难有作为。面对左派反转基因的空前攻势，许多学者与官员都将头缩了进去，仿佛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众怒难犯啊！
左派在环境问题上不失一些理性的言论，这当然不错。但既然如此，难道就不能细想一下：倘不能通过控制人口减轻环境压力、通过推行转基因技术一类的措施降低对土地的化肥农药投入，环境目标能够达到吗？但左派们不可能进入这一思路，政治偏见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左派思维的这种自相矛盾，初看起来最使人迷惑不解；但若联想到历年来左派都是在充满矛盾的思想泥潭中不能自拔，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不是知识与智慧的问题，盲目的信仰与任性的固执都会使人陷入可悲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