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当老百姓。”
“你怎么啦，还想当官？可不瞧瞧自己，你配？”
“那倒不是，我并不想当官。”
“这就奇怪了。既不想当老百姓，又不想当官，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真是在难为自己，何必自投陷阱！这世界上就只有两件事可做：要么当官，要么当老百姓，人家就只认这，而你都不想干，那还有什么可干的呢？这还真成了问题。
没考证过，“老百姓”之美名，究出自何朝何代。周口店人大概不会自称老百姓；龙山人与仰韶人也不会知道什么是老百姓。那么是谁发明了老百姓一词呢？
这件事且搁置不论。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老百姓的身份是官儿们规定的，而不是老百姓自己定义的。
老百姓嘛，黔首而已，除了听上面吩咐，其他一概不知。任何官员都会十分清楚，哪些人在他治下。治人与治于人——官员与老百姓，这不两造分明，判然有别吗？真是天地初开，混沌澄澈，宇内有序了，岂不妙哉！
原来并没有那么深奥，老百姓不过就是被治者、被管理者、听话者，至于他们的上头是长官、领导还是“公仆”，那都是一回事。既然是老百姓，当然就应该服管，否则就是刁民了；既然是老百姓，就得听话，别自以为是，目无官长。
被管理者的最优秀的品质就是服从，而最坏的表现就是犯上；听话的极致就是只听吩咐，不问来由，绝不独立思考。
这不挺好吗？上面发话，下面听话，上下一心，和谐有序，多好的景象！这种局面，难道不是古今中外任何统治者所欣赏的吗？
任何人类群体，倘要有效行动，就必定要有发令者与听令者，否则将会是一盘散沙，难以成事。就此而言，官长与老百姓的划分的确是天经地义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但是，这仅仅说到人类社会的一种生存状态，并未涉及这种状态所由之形成的机制与路径。谈到后者，说来就话长了；而且，那正是问题症结之所在。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之所以被划分为治人者与被治者、发话者与听话者——即官员与老百姓，是谁主张、谁实现的？是怎么做到的？是通过协商约定的吗？或者，是通过投票决定的吗？或者，是通过某个机构或权威人物指定的吗？要么，是出于天然，为官为民生来如此吗？同样重要的是：官民的划分是固定不变的吗？是否有一部分人生而为老百姓，永远是老百姓？
更本质的问题是：官员与老百姓，究竟只是分工的不同，还是身份有别？或更简单地说：老百姓的问题，到底是职份的问题，还是身份的问题？
琢磨了这么老半天，看来终于有点想明白了。
原来，我不想当老百姓，并非不愿在别人指挥下干事——你总得听令于某种权威，除非完全退出公共生活。我之所以不想当老百姓，只是不想要那个似乎贴在我背上的命定的老百姓身份！
我其实很愿意做老百姓，只是希望这纯出于自己的理性选择，而不是某个天然的统治者所恩赐。如果这个世界由于分工而需要官员与老百姓，我来到这个世界，当然有选择其一的天赋权利！这是一种竞争性的选择，但应是一种平等的竞争！
即使我宁愿做一个老百姓，不想去竞争当官员，图个清静悠闲，也并不意味着，我对于什么人在我头上当官员毫不在意。我干嘛情愿在一个无德无才的官员手下作老百姓？
当老百姓的乐趣不在于侥幸头顶上有一个好的父母官——那必定是稀缺之物——而在于老百姓既是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又享受着公仆们的服务而优哉游哉。我非常愿意做一个老百姓，但只想做有尊严的老百姓，不喜欢有人公然在我旁边说：“老百姓算个什么！”
我不想当老百姓——我宁愿当老百姓，这可真纠结啊！这又在争什么呢？
无非是争那份每人应得的平权与尊严而已。
上面已经说清楚了：老百姓与官员应当是平权的。一旦老百姓具有了与官员一样的尊严，“老百姓”这一标签也就该换一换了。
出自王朝时代的“老百姓”一词，早已打上了专制的烙印，浸透了等级制的毒汁，无论如何不再适用于具有平等权利的现代社会成员。那么，难道还有替代名称可用吗？岂止是有，而且是现成的：国民或者公民，不都很好吗？只要不叫老百姓就行。当老百姓是要磕头的，中国老百姓已经磕了几千年的头了，没有人想再磕头了。
当然，民众的尊严来自制度的保证，不会仅仅由某个具有平等色彩的名称所能赋予。如果公权力没有得到真正的制约，如果等级制的残余没有被真正清除，如果人们宁可对父母官感恩戴德，也不愿挺直腰杆做支撑社会的脊梁，那么，就是将“老百姓”改称“公民”，也没有实质意义。
公民并非只是一个名称而已，除了不磕头之外，公民概念还应有一套与之相配的权利、责任、心态、习惯、行为规范与形象，这些都不会在一瞬间从天而降。这正好比：即使从某个早晨起，全体官员都改称“公仆”了，公仆所应有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形象，未必就会立即随之而来。
公民与公仆，是社会成员的完全新的定位，其完全实现将是一个漫长演进过程的结果。在这一天真正到来之前，即使你已有幸被称为公民了，在实质上你依然不过是一个老百姓，除非你有机会步入官场。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该心安理得地继续戴着“老百姓”的帽子。无论作堂堂正正的公民的时代如何遥遥无期，反正现在就不应再戴那顶明显带有贬意的旧帽子了。
“老百姓”与“父母官”这类词汇是如此陈腐不堪，令人厌恶，与当今时代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就是不求其实，也得求其名，现在就废止“老百姓”而代之以某个可接受的新名称吧。这种名称上的改变，即使暂时实质性的意义少，而象征性的意义多，也是有益的。
真正令人费解的是，今天的媒体何以如此热衷于沿用专制王朝时代的词语。无论打开哪一种报纸或刊物，映入你眼帘的大字标题，常常充满了“老百姓”、“父母官”、“为民作主”、“诸侯”、“钦差大臣”、“吃皇粮”、“京官”、“进京”、“驸马”、“太子”、“南巡”一类的词语。
这是在发扬优秀传统吗？更像是续腐尸之遗臭吧。可能会说，这不过是套用一些古代词语以作比拟罢了，并无继承旧义之意。但就没有更好的表达吗？例如，国民、公民、平民、市民这类名称，早为现代世界所通用，难道它们都不如“老百姓”适用吗？
同一个对象，不同的称谓所传达的意思很可能差别甚大，取舍之际，不可不讲究啊，事关褒贬时尤其如此。例如，对于你阁下，人家称先生还是称老汉，你真的毫不介意吗？对于你祖母，人家称老太太还是称老太婆，你不会无所谓吧？
顺便说件趣事：在某一会议上，我曾戏称某位女士为先生，且开玩笑说：“能成为先生级女士可不简单，已接近宋庆龄的级别了。”可见称谓之重要。现代媒体的作家或编辑，无疑都是知书达理的谦谦君子，不可能不知道此中意味，但还是惯用“老百姓”，乐此不疲。此无它，心怀成见而已。他们自度都是有身份之人，并无被贬为老百姓之忧。
试想，如果包括你在内的一群人，被某个高人奚落：“我怎么能和你们这些老百姓一般见识”，你将有何感想？那时，你就愉快地当一回老百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