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工程”这个词已流行多时，今天应当是无人不晓了。但“面子”似乎很俗气，如果换一个词：名誉，或许还能雅俗共享。只是这却不免少了些中国风味。主要的问题还是：面子真有那么重要吗？是否应当理直气壮地去维护面子呢？
批评中国人爱面子的传统是很容易的。困难的是如何不爱面子。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要是宣称不在乎面子，那就不妨当场戳一下他的面子试试，看其反应如何。例如，如果某个超凡脱俗的学者在发表演说，大谈面子之无谓、爱面子之人的非理性、将面子看得头等重要的俗套，那么，你不妨跑上去直指其鼻子：
“面子就是人的门庭，守护面子就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唯有所有人都在乎面子，文明才得以维系。这么简单的道理，每个小学生都懂得；而你却不懂，可见你的见识还在幼童之下，哪里有资格在这里演讲，还不快点去补习一下小学课程！”
如果演说者的反应只是：
“嘻嘻，你讲的或许有道理，让我们慢慢交换看法吧。”
那么，你们两人谁更有道理的问题，还不能遽下结论。如果该学者勃然大怒，怒斥你无理，竟敢当面伤其自尊心，那么你心里就真正踏实了：最反对爱面子的人原来也爱面子啊！
即便如此，爱面子是否值得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于是不妨转换一下问题：是否人人都爱面子？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似乎较容易消除争论。
我的判断是：就是人人都爱面子，无论中外都无例外，只是程度上互有差别罢了，从几乎无所谓，直至视面子如生命，其间各种情况都有。
即使就同一个人而言，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与环境下，爱面子的程度也会不同。侯宝林在其当红之时，观众欠他一点掌声，也会有失面子之不快；但文革一来，就被赶下舞台去扫厕所了，他的脸皮岂能不因之变厚？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容易改变自己的脸皮，不少人就寻了短见，曾经誉满天下的明星马连良、周信芳辈可能就是如此。
实际上，我还要更进一步：岂止人人爱面子，就是动物也未必不爱面子！你到动物园去观察一下，看那猴王岂可冒犯，就是并不带来真正伤害的冒犯也不行，因为那样就伤了它的面子，让它在猴众面前掉价。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再也无需怀疑，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爱面子实在是自然之理。
因此，面子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生物学问题。人之所以爱面子，并非完全是社会教给了他如此，本质上是天性使然，即与生俱来的。在一个生物群体中，那些关心自己在同伴眼中能力、威信如何的个体，肯定更有心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因而更具有进化优势。正是这种进化机制推进了个体对于面子的看重。
问题既然已追溯到了动物界，人是否看重面子的问题，就用不着再争论了。
至此，我仍然不想考虑价值问题，依然要再追踪事实：谁更爱面子？这比面子的有无就复杂多了，我怀疑是否有完全的答案。我的观察是，看来如下结论总不会错：
一个人的爱面子之心与其面子的大小成正比。
不妨将此结论称为面子定律。它意味着，愈有面子就愈爱面子；几乎毫无面子可言的人——囚犯大概就是如此——何必在意面子？而有天大面子的人——例如公众领袖——就视面子如生命了。当然，面子大小不相上下的人，爱面子之心仍然会有差别。这种细微之处就不深论了。
对于面子的上述观察还是粗糙了些。实际上，同一个人的面子，从不同身份的人看来未必一样，个人的感受也可能极不相同。你受到一个学生称赞，或许反应平平；但若被钱钟书称赞，大概就会倍感荣耀。看来这是一个一般规律：
面子的大小与评价者的面子的大小成正比。
不妨将这称为第二面子定律。这条定律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去博得名人的青睐，而不很在意芸芸众生的赞誉。
一个人的面子是否是其价值的准确尺度？最简单的观察也会得出否定的回答。陈景润曾経默默无闻，毫无面子可言；而于丹则几乎红得发紫，你如何去比较二人的价值？个人多半本能地希望得到超过其实际价值的面子，那个超出的部分就是虚荣。愈少真实价值的人愈爱虚荣，这似乎是一个规律：
一个人的爱虚荣之心与其实际价值成反比。
我将这唤作第三面子定律。
三个面子定律并无深意，不过是人之常识而已。尽管如此，它们却颇有启示，这类启示让我们进入面子的价值领域。首先，一个人所能得到的虚荣总是有限的，因此总有巨大的动力去增长其实际价值，从而获得更大的面子。其次，个人也有巨大的动力去攀附名人，这多少会促进个人价值的提升。爱面子与面子大小成正比，表明爱面子不无提升个人的功效。综合起来不妨说：
爱面子对于个人的发展起正面作用。
既然如此，就不能不说爱面子有其正面价值了，你还能一般地反对爱面子吗？
至于爱虚荣，情况就有所不同。首先，在面子大小已定的情况下，虚荣愈大，实际价值就愈小。过分追求虚荣，只会更加忽略价值的长进。因此，
爱虚荣对于个人发展可能起负面作用。
问题是，面子与虚荣并不易分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面子（包括虚荣）的作用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就不那么肯定了。这正是面子问题的复杂之处。
群体并非个人，能有面子吗？
首先的观察是，群体似乎没有面子。例如，我就亲眼看到，一个旅游团在海外用餐时，拥挤、推搡、争抢，将熟鸡蛋塞入包内，一大盆鸡蛋霎时一扫而空，给周边老外留下很恶劣的印象，旅游团中没有任何人介意。
这岂不恰恰说明，这个群体完全不在乎什么面子吗？如果多少有些人意识到为群体留点面子，至少本人行为会有所检点，或者会力劝同伴更文明些。
但立即就可以举出恰恰相反的例子来，说明群体不仅也有面子，而且为群体争面子的热情丝毫不减个人争面子。观察到这一点的机会多的是，最简单的莫过于去运动场。凡是有中外赛事的场合，为争中国人赢球的那个劲头，就差没打破脑袋了。你能说，中国人不看重国家的面子吗？
以上两例的差别在哪里？显然在于，前者个人利益的驱动超过群体面子，而后者无须牺牲个人利益。因此，结论似乎是：
爱群体面子之心与个人牺牲的大小成反比。
可见，在不付出个人牺牲的情况下，对群体面子的爱心十分廉价，几乎无价值可言。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空喊口号的街头爱国者，实在不必给予太高的评价。至于那些早早就将家人送去美国的“爱国者”，例如臭名昭著的司马南，就更谈不上什么评价了。不知这些人是否对照过那些牺牲极大的老知识分子，例如巫宁坤，后者不仅与爱国者的头衔无缘，而且作为右派几乎当了一辈子贱民。
1950年从美国返回祖国的巫宁坤，其爱国心如昭昭日月，无需证明；但他大概根本没有想过要一个“爱国者”头衔；这种头衔廉价之极，就是在美国荣华富贵了一辈子的杨振宁也得到了。但是，只顾一股劲地抓右派的毛，对巫宁坤等连廉价头衔都如此吝惜，也未免做得太过了。
如同个人一样，群体当然也会有虚荣心。但如何定义群体的虚荣心却颇有难处，因为群体中的个人必定是各各不同的。定义为某种平均值，逻辑上或许可行，但未必说明问题。更可取的方法似乎是：仅仅考虑群体中影响力最大的那部分人——包括能量最大者与声音最大者——并取其平均值。
值得关心的是：对于国家，国人的虚荣心究竟如何？
首先申明，在谈及国人是否有虚荣心时，完全抛开价值判断，否则就难以启齿了。如果要实话实说，就只能承认，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民族最具虚荣心，那么肯定就是中国人了。
不要以为这是放肆冒犯国家，如刚刚申明的，这只是事实陈述，丝毫不意味着虚荣心有什么不好。中国人之所以最有虚荣心，就如同他们最爱面子一样，完全是其特殊国情使然，丝毫不涉及什么品性优劣。
试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曾被称为天朝，而且即使今天许多人在潜意识中依然以天朝自居？一个昨天的天朝，一个只习惯于万邦来朝、从不知平等外交为何物的国家，即使因时移世易且家道中落，那个自古以来的架子却还在，怎能不要面子，更具虚荣心？别人有虚荣心如何，暂且不论；中国人具有虚荣心，实在是祖宗的荫庇啊，根本不值得别人来评头品足。
只是，如果天朝的荣光日益成了幽远的烟云，那么虚荣心就难挽留什么。如果能优雅地、不露痕迹地表现一点虚荣心，多少还能显露些许贵族遗风，真正为祖宗留点颜面。恰恰相反，我们常常是粗鲁、笨倔、张扬、浅薄地滥显虚荣心，那就几乎成了辱没祖宗的败家子。这种虚荣心，只能称为败家子虚荣心，这意味着将祖上的最后一点尊严都败掉了。
败家子虚荣心的表现多不胜数，略举数端以作说明。
科学界根据人类学、遗传学、考古学的证据认为，人类起源于大约5万年前生活在南部非洲的某个共同的老祖母。这个结论当然仍可质疑，但需要证据说话。但一些中国人并不在乎证据，就是不能接受与非洲黑人同源的结论，仿佛黄皮肤比黑皮肤高贵得多，坚称中国人的祖先就是“北京猿人”，好像非如此不足以保住中国人的面子，根本不理会科学界认定北京猿人已经灭绝的结论。
最新证据表明，美洲印第安人是大约于12000年前迁入北美的亚洲人的后代。在美洲也发现若干疑似中国古代文物的东西。一些中国人竟然大喜过望，立即据此断定：印第安人就是中国人的后代，当然也就是中国人首先发现美洲新大陆。这岂不说明中国人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如此盲目地放纵虚荣心，却意想不到结果竟是给中国文明抹黑：印第安文明可从未超出原始水平啊！
读史之人，所能听到的最让人震撼的一句话就是：崖山之后无中国！对此的浅层理解是，南宋亡于崖山之后，蒙古人已经屠杀了9/10的汉人，中国已经差不多亡国灭种了。更深层的理解是，崖山之后，具有民族气节的那部分优秀中国人被消灭殆尽，苟活的那些中国人即使传宗接代，也不再可能重建一个昂然挺立的中国了。
这样说未免太过头，但也并非全错：后来的中国人有几个还记得造成崖山浩劫的蒙古人的滔天罪行？正是那些很可能祖上被蒙古人砍了头的中国人，将头号仇人成吉思汗捧上了头号中国英雄的圣位，以此来满足一种虚荣心：我们也曾征服过欧亚大陆！却不记得，成吉思汗征服欧洲之时，中国也在被征服之列！我不知道，人类中是否还有比这更愚蠢、更荒唐、更卑劣的虚荣心？
以上所述，大概已能表明个人与群体的面子判然有别。但在一件事情上，个人与群体却界线模糊，这就是领袖的面子。
领袖的面子属于领袖个人吗？非也。最无可争辩的证据就是：任何损害领袖面子的行为，都被界定为背叛国家利益的罪行。
这种事情在王朝时代属理所当然，就不说了。现代史上的两个典型例子，或许更说明问题。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冒犯了毛，在对彭的长达一个月的声讨中，没有一个人具体说到彭的意见有什么错处或不合事实，数落他的唯一罪行就是不尊重领袖，也就是不顾毛的面子，而毛的面子事关“革命大局”，甚至事关“世界革命”！当时以此逻辑批彭的领头人就是刘少奇。谁知正是这个刘少奇，却并没有吸取彭德怀的教训，在1964年的高层会议上公开顶撞了毛，更严重地伤了毛的面子。无论是彭还是刘，都未能有冲撞唐太宗的那个魏征的幸运，不得寿终正寝，最终都惨死于文革中。
那么，领袖的面子属于国家吗？也未必。对此也不乏强有力的论据。1938年，毛的夫人贺子珍还在苏联养病，难耐寂寞的毛意欲娶江青为妻。可惜江青早年混迹上海演艺界，未脱淫秽，岂不有损领袖的面子？但这也会损及党的面子吗？当时的高层想必都认可这种逻辑，却无人肯开口提出制止，唯有张闻天这个笨鸟终于忍不住，写了一信给毛直陈利害，力言不可。结果当然不起作用，只是无谓地开罪于毛，为日后的悲惨下场埋下祸根。
这样一来，领袖的面子究竟属于个人还是国家，就成了一个未了的难题。也只好留给未来的智者去解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