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炎黄子孙的自豪感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但没有多少人去想：当初炎黄近亲组成的群落，该如何亲密无间、其乐融融；而同样是炎黄子孙的后代人，却彻底分裂为“我们”与“他们”，争斗不息，乃至烽火连天。今天，究竟应当弥合“我们与他们的”的分裂，证实炎黄子孙原本一家；还是全力继续“伟大的斗争”，借以证实某个教义的伟大辉煌呢？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这个物种，本来最不应当分裂、争斗、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有统一的基因。且不说“人类同源”——同源于非洲——这一学说；也不说亚当夏娃的传说。单单听到“炎黄子孙”这四个字，今天的中国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贵贱，似乎就该相拥而泣！在黄帝陵的祭奠仪式上，人头攒动的冠带之士，无论来自海内海外、此岸彼岸，谁不认那条维系了几千年的血亲纽带！谁肯区分“我们”与“他们”？
就学界而言，疑古派由来已久，近代尤盛；就是对于炎黄源流之说，亦不乏挑战。但学界似乎有某种默契：学术归学术，一旦事涉民族大义、族源认同、神州一统，质疑炎黄的所有讨论，就立即自动消声！即使是挑战炎黄传说，也不意味着挑战华族认同；统一民族观念的牢不可破，似乎毫无疑义。
华夏一源，已不再是需要讨论的学术问题，而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牢固共识！
这种“同源性”信仰，与其说依赖于古代传说，不如说建基于共同的文化心理，并不需要什么考证。远古传说总不免有修正甚至颠覆的时候，但文化认同则坚不可摧；这就如同：即使不认可亚当夏娃传说，亦无损于犹太人的文化认同一样。
而且，华族的一统渊源，有比迹近神话的炎黄之说更好的佐证，那就是古代的大同。如果说，关于炎黄初祖的传说，至今仍然欠一个不容置疑的考古实证；那么，在许多古今学者的心中，远古的大同，似乎成了无需求证的历史事实。如果尧舜禹还不足为凭，那么，至少三代盛世不正是远古大同的明证吗？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够解释，至圣先师孔夫子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有那样多的批判、遗憾与叹息，而独独对三代却有那样多的赞颂、膜拜与向往！孔夫子的时代，离三代并不太远，他的古今之叹，想必不致全为向壁虚构吧。
总之，认定曾经有一个辉煌的华族大同，是今天许多人的共识；至于它基于坚实的历史真实，还是仅仅基于一种信仰，那都不太重要，也不是大多数人所关心的。真正重要的事情，是这种血族同源与文化同源的共识，实实在在地加强着今天对“华夏一家”的信仰，否定、对抗着“我们与他们”的种种喧嚣与妄为。
不幸的是，这种对华夏一家的认同，并没有成为普遍遵循的实践准则。今天，盛行的仍然是“人以群分”，炎黄子孙被严格地划分为势不两立的阶级、阵营、集团，被划分为君子与小人、贵族与贱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专政者与被专政者、革命派与反动派、爱国者与敌对势力——统而言之，划分为“我们”与“他们”。当此21世纪之际，这种泾渭分明的划分，仍然没有即将消融的迹象，甚至正在固化，正在沉淀为某种文化基因！最主要的是，我们与他们的划分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当然更主要的是符合“我们”的利益。
如果认同“炎黄子孙本一家”，那么“我们与他们”就应当欢聚一堂、握手言欢、同舟共济。然而，除了黄帝陵前的祭奠大典那短暂的一刻之外，欢聚一堂的愿望仍然是空中楼阁。其原因就是，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那堵高墙，仍然坚不可摧，它就是制度化的分裂。即使是兄弟阋墙、同室操戈，都有和好之日，都可能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制度化分裂却似乎是血海深仇，永难弥合，因为它基于某种特有的教义，这种教义与和衷共济的华夏传统，有完全不同的基因，这种基因的识别标记只有两个字：斗争！与人斗其乐无穷啊。
“我们”是谁，“他们”又是谁？这就不必从双方对话中知其究竟了，这件事仅仅决定于“我们”，决定于“我们”的导师与圣经。
“我们”是无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这种划分早就普世皆知，也不是什么秘而不宣的独家要诀，早已写在典籍、文件、宪法及领袖们的讲话中。谁是无产阶级、谁是资产阶级，也不是什么秘密，不知道的多半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自己！那些劳苦终日、勉强糊口的大众是无产阶级吗？他们大字不识几个，哪里领会得了深奥的阶级学问？王洪文如何？当他在中南海内衣锦尊荣时是无产阶级，而进入秦城之后，却是资产阶级了。荣毅仁是资产阶级吗？1956年之后，他就毫无资产可言被扫地出门了。陈寅恪是资产阶级吗？这个老书生几乎一辈子穷愁潦倒，根本不知产业为何物！阶级之说或许太深奥，被公认最有才智的大学者都不得要领。尽管如此，不讲阶级却绝对不行，因为“阶级斗争是纲”，曾经是我们的国家哲学！
“我们”是人民，“他们”是敌人——这种区分，更加神圣、更加不容混淆；“敌我不分”是重罪中的重罪。人民与敌人之分，几乎是妇幼皆知的常识，却又是学界大佬都说不清楚的事情。彭德怀属于人民吗？1959年之后他就是敌人了，而且是最危险的敌人；彭德怀在战争中的对手蔡廷锴是敌人吗？他作为政协委员早就坐到人民大会堂去了，岂能让一个敌人到那种地方去！其实，将人民与敌人划分明白，只需一本花名册就彻底解决了：人民敌人各有所属，岂不泾渭分明？这种想法，当然未得领袖思想之要领。如果将彭德怀放在人民之册中，1959如何去收拾他？真正的划分，其实是“听话”与“不听话”的区分。你今天不听话了，今天就是敌人！这种统治术，谁能不怕？岂不从此天下太平！
“我们”是爱国者，“他们”是敌对势力——邓小平时代的标志之一是：“阶级斗争”这一法宝暂时放进了历史博物馆，当然也没正式宣布作废，只是不再是“纲”而已，这就不致阻塞重新启用之路。曾经放置“阶级敌人”的地方，换成了“敌对势力”。这不失为一种极高明的举措。“阶级敌人”当然与阶级有关，在一个旧的阶级早已荡然无存的时代，明言谁谁是什么阶级之荒谬，让人难以启齿。但“敌对势力”就不同了：所有持有异见、敢于批评、或者仅仅瞧着不舒服的人，都不妨往“敌对势力”里塞。这就有了一个将所有欲加排除的人一网打尽的大口袋，岂不妙哉！对许多人都不必指名道姓，这就让更多的人感到自己有被塞入大口袋的恐惧，因而不免谨慎顺从起来。这样，岂不消除了许多潜在的挂碍？
“我们”与“他们”的诸如此类的划分，不仅使“我们”变得近乎绝对安全，而且也更加理直气壮，更显得道义高扬，就如同在黑色面前，白色自然就更白了。至于由谁来充当黑，是一件毫无难处的操作，也不必担当什么道义责任。
“我们”与“他们”的划分，既不清晰，也未必前后一致、始终如一。而且，大多数人都心怀侥幸，认为自己不致被划入“他们”之内。这种侥幸心理大大降低了对于成为“他们”的恐惧。况且，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正式划入“他们”之内者，毕竟还不是多数。这就使得相当多的温顺小民，能够以附列“我们”为安，甚至为荣。这样一来，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这种社会分裂，就显得似乎并不那么可怕，似乎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这当然是一种错觉。实际上，这种分裂后果十分严重，下面就是一些主要的恶果。
恐惧——人类恐惧多多，但任何恐惧都不及被驱入“他们”之中的恐惧。在希特勒德国，“他们”就是犹太人；在斯大林的俄国，“他们”就是古拉格群岛中的人。这些人的恐惧如何，已经尽人皆知。其他许多“他们”，其恐惧程度，大概也好不了多少。韦君宜曾经是高官，不免亲手将一些人送往“他们”的队伍；否则，她就只有自己去当“他们”了。即使还只是到达“他们”的边缘，韦君宜在其《思痛录》中表达的恐惧，就足以令人寒心。几乎人人都害怕进入“他们”之内，社会就不再有波澜，还愁不海晏河清吗？
麻木——治疗恐惧的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麻木。读过鲁迅的人只知道闰土麻木，可能没想过知识精英的麻木是另一番光景。沈从文，这个在1930年前后曾打动了名门闺秀的才子，后来至少有一只脚踏入了“他们”队伍，从此心如槁木，张兆和眼中那个曾经倜傥风流的文学才俊还在吗？
失德——历朝历代失德之人无处不有，但一旦出现于读书人队伍中，就特别令人不齿，因为社会对读书人有更高的期待。这种标准未必不公平，首先孔夫子多半就不会反对。但如果将此标准用于身在“他们”中的人呢？那就不免有失公平。那些进入“他们”之列、而又希图苟安的人们，已没有任何自我防卫的手段，不免使用某些欠堂皇、难以启齿的办法，以致顾不得“失德”了。博弈论中有这样的推断：在互相隔离的侦讯中，嫌犯一般不可能不供出同谋。“不出卖同道”这种防线，在高度恐怖之下，很少能发挥什么作用。曾经广为流传的“冯亦代充当线人”一事，曾经有多种议论。其实，这主要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没有亲身体验的人，很难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纠结，这种纠结多半与“他们”的恐惧有关。
分裂的后果远远不止这些。即使仅仅这些，也够触目惊心了。
马克思在说到人类的共产主义前景时，运用了一个黑格尔的三段论式：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出发，进入阶级分化的私有制时代这一反题，然后达到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时代，完成一个合题。马克思的理想如何，不敢妄评。我感兴趣的是，马克思的思考模式有十分类似的应用。人类社会所展示的很可能是另外的正题、反题与合题：社会和谐的古代大同、其后的社会分裂、弥合分裂回归普遍的社会和谐。这仍然是依据黑格尔吗？倘如此，就不能不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回归普遍和谐或许是又一个乌托邦，或许不过是镜花水月！
首先得澄清一个误解：似乎一提社会和谐，就一定是消除任何社会矛盾，没有贫富分化、没有任何社会冲突、没有不同的社会阶层、没有持不同意见的社团、没有反对派、没有犯罪、没有社会渣滓、没有让你皱眉头的一切！总之，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一回闻？如果是这样，那就真是乌托邦了。此处所称的合题，仅指消除那种由权力刻意造成的、社会分裂为对抗的“我们”与“他们”而已。这样的目标，不仅非如天堂般遥不可及，实际上是当今许多国家的现实。举例困难吗？今天的北欧就是！那里并不是天堂，但对于苦于做“他们”的人来说，一个不再有“我们”与“他们”之分的社会已经足矣！
一旦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心中自然就踏实了。
那个目标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任何乌托邦，没有那许多神秘莫测的计划与方案，实现目标的手段仅一个而已，那就是：法治！
法治首先就是要管住权力，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使它不再可能制造出一个拥有特权的“我们”。法治不可缺少的前提，首先包括基本的人权保障、普遍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这一条的真正实现，就彻底杜绝了一部分人沦落为“他们”的可能。这样，区分“我们”与“他们”的那种社会屏障，就将最终进入历史！
当然实行法治也不简单，并非朝发夕至。但也不是那样高不可攀，以致又成为一种“不能搞”！理由只有一个：当今世界的法治国家已不算少了，法治社会之优于非法治社会，几乎是无人反对的公理！即使不是所有国家，至少是大多数国家——包括那些实际上始终排斥法治的国家——都宣布以法治为目标，而这就成了当前最主要的世界潮流。正是这一潮流在不可遏止地消解着“我们”的合法性！
或许，“我们”与“他们”的划分，真已达山穷水尽之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