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那段岁月，如同一幅画卷，将我紧紧地勾勒在这座城市的街巷之间。那时的政策，如一道隐形的屏障，将知青子女的前途束缚得紧紧的。我哥回来时，被规定只能考中专或技校，而我，作为外地借读生，却被禁止报考师范专业，即使上了师范学校，也不能成为老师。
（AI绘画：从新疆到上海 DALL·E 3 提供）
这些政策，似乎是一场阴差阳错的游戏，让我以第一志愿进入了上海大学。高考成绩让我拿到了一等奖学金，尽管英文成绩不及格。我全家都以为上大学是要住校的，所以拿到录取通知书时，谁都没有注意看过。直到报道那天，才知道住校需要提前申请，否则就默认你是走读生。至今为止，我还觉得有走读生的大学不算很好的大学——或许这只是我的感觉。
军训期间，我住在临时宿舍里，认识了鸡巴、包皮和二洞。这三位走读生成了我岁月中的纠缠，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军训结束，我是第一个正式入住宿舍的人。坐在床板上，送我来的父母已经离开，我心中涌上一丝担忧：被上海人看不起，受欺负怎么办？
我从小就被父母带着每四年回上海一次，89年我哥考上中专，全家回到上海。我还在上海的瑞金二路小学上了一个多月的5年级。在上海上学时，我的成绩也很好，但依旧被一些同学看不起，特别是同桌。我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当时经常说一些不敬的话，直到有一次他又说我父母被我打倒在地之后，他在我面前就再也没有抬起过头了。他自觉理亏，也没有告诉老师。
听哥说，89年的上海，远不像现在这么包容。大多数上海人都看不起外地人，一句“外地人”和“瘪三”基本等同，用普通问路很少有上海人理你，经常被人用眼白看你，或者指个相反的方向给你。哥被形势逼迫，开始学习上海话。他的学校在上海的远郊金山卫，同学大多数来自各个郊区，每个郊区的口音都不一样，造成他学上海话不少困扰，但他适应得很快。
在我96年回上海的时候，哥说话，即使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听不出他曾经是个新疆仔了。我从小就能听懂上海话，但至今从未说过，虽然所有的老上海人都向我灌输说上海话的重要性。我渴望安全，但不怕暴力。三年高中经历了太多来自生活的暴击，无论是学校内部还是社会上，维族流氓一统天下，我也算是身经百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