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人类社会有一些基本的人性规律是不会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这几天读了一本书，还有一篇文章，引发了心灵的一些小触动。
书是什么书？书名叫《黄河边上的中国》，作者是中国对农村调研下了极大苦功的一位学者，叫曹锦清，他在那本书里，就写了，他在河南省境内，在黄河岸边做的很多的实地考察。
在书中，他就谈到，他路过兰考的两个村，兰考就是原来焦裕禄当县委书记的那个县城，这两个村呢，一个穷，一个富。
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修了一条水渠，他的灌溉比较容易，而穷的村呢，就没这条水渠。
两个村一年的收入呢，大概差上二三十万。
那曹先生就问这个穷的村，说：“那你们为啥不修条水渠呢？虽然说你们在下游，但是你们可以给他们交点水钱嘛，比如说每亩麦子交50斤，这样人家不也让你们用水吗？”
穷村的人就说：“哎呀，那样不行，我们的村干部太差劲，没人管这事，我们才懒得管这事呢。”
所以曹先生根据这个事，就得出了一个看法，说：“中国的农村，素质还是欠佳，他们不善于合作”，这是这本书当中的一个很小的片段。
吴思先生也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话题，吴思也是一个大作家，吴思先生说：“同样一个事实，我看到的结论完全不一样，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农民不善于合作，他们搞不清楚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恰恰相反，穷村村民做出一个不合作的安排，是非常符合他们的利益和理智的”。
瞧瞧，这篇文章的论点很奇怪哈。
我就接着往下看。
先说一下背景，因为吴思先生当年插过队，当过农民，他说：“我知道农民是怎么想的”。
按照吴先生的理论，我们做一个情境复盘：现在，假设我就是穷村的一个村民，你让我挑头，去干这么个事，挨家挨户去收钱，然后统一大家的意见，然后修这么一条水渠，我会带来很多成本的呀……
首先，我挨门挨户跑腿，这是成本吧？
如果召集大家开一个会，这瓜子，花生，香烟钱免不了吧？
万一这个事我没干成，我还在全村人面前丢脸，对吗？这也是成本吧？
再假设我又不是村支书的话，我出这个头，大家会拿什么眼光来看我？这也是成本吧？
假设我把这件事全干完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总会有几个村民说：我就不交这个钱，你那水我不用！
但是你修好水渠之后呢，他偷水，那我怎么办呢？
我又得负责后期的维护，让村民们轮班到水渠上去看水，去巡逻，这时候又出现一个问题，当有人真的来偷水，你怎么办？
都是乡里乡亲的，你真的不让人用？
要知道，在这个博弈情境下，护水渠的人和偷水的人，他俩的利益是不对等的。
对于护水渠的人来说，这一瓢水，我的利益，大概只有几百分之一。
但是对于偷水的人来说，这一瓢水，他的利益就是百分之百。
完全是不对等的。
所以这里面一定会出现贪污腐败。
对于我这个发起人，我还得为防止这个事情的发生，需要想办法。
可是不修这个水渠呢？全村一年的损失，也不过二三十万，平摊每一户，也就一年七八百块钱，我何苦呢？算了吧!
所以这非常是符合农民利益的一个决定，不仅是眼下利益，也符合长远利益。
说到这，你也会很奇怪哈？
那隔壁那富村，他们是怎么修起来的呢？
这就要说到富村的一个人，就是他们的支部书记，董书记。
这董书记，是个大能人，年轻的时候呢，当过村里的文书，后来当会计，而且家里亲戚非常多，比如说他弟弟就是县政府财政办的主任，还有很多兄弟姐妹都在县城，都多多少少当了个官，所以董书记在富村干这个事，就非常方便。
当然也不是特别手到擒来，比如说，他也挨门挨户去筹集了3.5万元，作为上下打点的各种费用，他甚至做了一个非常壮烈的举动……
当城里水利局的人下来考察，发现这地方不好修啊，就表示为难，这个董书记当时干了一件事，寒冬腊月，直接跳到水里去了，说：“你看，现在水没到我这，有法修吧？”
搞的县里水利局的人很不好意思，又被老人家的这个行为感动，所以就修了这条水渠。
所以《黄河边上的中国》作者曹先生，就对董书记非常赞赏，竖大拇指。
但吴思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又冷冷的说了一番话，说：“其实董书记这么做，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他这么做，也不完全是处于公益。”
这就说到博弈论上的一个概念，叫“智猪博弈”。
这是一个经典的故事。
说猪圈里有两头聪明的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
猪圈的一头有猪食槽，另一头安装着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按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谁按按钮就会首先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先到槽边，大小猪吃到食物的收益比是9∶1；同时到槽边，收益比是7∶3；小猪先到槽边，收益比是6∶4。那么，在两头猪都有智慧的前提下，最终结果是小猪选择等待。
所以每次按开关的一定是大猪。
根据这个理论，这种情况下，那些大猪，就是那些掌握优势资源的强势者，他们通常会做一些符合公益的事情，让那些弱势者搭便车，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谈不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所以如果你记得电影《蜘蛛侠》里的那句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其实并不是说能力越大的人就该死，就必须负起更大的责任，而是说，负起更大的责任更符合能力越大的人的利益。
就像杨白劳和黄世仁同处一个村，黄世仁做些修桥补路的公益事业，他可不是为了杨白劳的利益，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且，往往大部分时候还是不得已为之。
同样是中国两个村的事，两位学者得出的结论却完全不一样，我不是说曹先生和吴先生谁更高明，而是说两种看问题的视角不一样。
我个人更偏向于吴先生的视角，为什么？
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是我喜欢的。
在我看来，我认为人的思维方式，我把他分为两种，一种是老想当评论家，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另一种思维方式呢，是试图去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他的举动，将心比心，穿越到别人具体的处境里，去试图理解他的想法，这就需要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我们假设谁都不比谁傻，谁都会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去做出最聪明的决策。
我更偏好后一种思维方式，为啥？第一难得，第二增进智慧。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一种局外人的教育。
虽然小小年纪，一到课桌前，我们和外在世界，和知识都是隔着的，比如语文课文，只要我们理解了他的主题思想，段落大意，把生字生词搞明白，就ok了，哪怕是数学都是这样，还记得那个著名的傻帽问题吗？一个池子，两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问什么时候能装满？
你看，这个情境他很荒诞，但是我们从来不这么想，我们从来不在那个情境中，我们就隔着，我们只要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就ok了，就可以得一百分了，我们受的教育，从来都是局外人教育。
可是这一天终究会结束，哪一天呢？
就是我们从学校接触到社会，参与到与他人的博弈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拥有了处境的时候，很多人都发现：迷茫了！为啥迷茫？
因为我们的教育不支持我们，不支持我们做出合理的决策。
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说这个能怪教育吗？
不能怪，因为谁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在那么多的处境下，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说白了，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从青春期的迷茫，用自己在黑暗中的反复的探索，才能得到的。
可是这种探索，说实话，第一靠悟性，第二靠运气，不是所有的人一辈子都有可能理解他人，深处到他人的处境中将心比心的，很多人一辈子都抱着几个是非善恶的标准：我这样做就是对的，你那样做就是错的！像这样的老头老太，我们见的很多呀！
只有那些有悟性而且有运气的人，才会在他生命当中的某一刻，突然明白，原来所有人的做法都有他自己的道理，我该抱有理解和同情，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难得。
第二就是他增进智慧，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很短促的，甚至是很狭窄的，所以要想增进智慧，我们在更多的博弈情况下，能够做出聪明的决策，那怎么办？只能借助别人，借助导师的力量。
最后还是那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