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众生相（三十三）：声满东南几处箫
在1900年，世纪之交时，晚清的中华大地上，上演了一出奇特的闹剧：
在北方，义和拳乱，八国联军入侵，战事如火如荼，烽烟遍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简直是一幅帝国末日的景象。
而在南方，似乎是与北边完全隔绝的一个国度，波澜不惊，仍犹如太平盛世。华洋居民仍照常工作生活，丝毫没有要开战的意思，甚至没有几个南方大臣想起来，要去北边搭救一下逃难路上，连饭都吃不饱的太后和皇帝。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慈禧太后听信主战派的胡话，纵容义和团滥杀外国公使和传教士，并向列强十一国宣战，导致战乱发生。
而南边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老臣，为大局着想，不奉慈禧宣战诏书，并擅自与各参战国达成和议，使南方没有卷入战火之中，史称“东南互保”。
不过，这件事情有点反常。
刘、张、李三督，虽说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毕竟还是大清的臣子。他们可以不奉北京的宣战诏书，暂时选择观望，但私自与参战国签订和议，就有擅权之疑了。
尤其是对慈禧忠心耿耿的张之洞，是不可能在没有得到慈禧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提议实行东南互保的。而实际上，在整件事情的背后，确有高人在运筹谋划，牵线搭桥，终成清朝半壁江山互保之局。
这个人叫赵凤昌。
赵凤昌此人，原是张之洞的幕僚，颇为得力，深受张之洞信任。只是张之洞有个不良癖好，喜欢白天睡觉晚上干活，因此被大理寺卿徐致祥参了一本，说他“兴居无节”。来巡查的刘坤一既不想得罪张之洞，又不想得罪徐致祥，只好让赵凤昌背了这个黑锅，导致他被清廷革职。
离开张之洞后，赵凤昌来到了上海。从晚清到民国的政局中，赵凤昌虽无活跃身影，其实为幕后之人。在庚子拳乱中，即赵凤昌一手促成东南互保和局，在其《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一文中有详述，亦与史实相合。
在这段时间里，赵凤昌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以在野之身，定东南互保之计。
早在1900年6月，义和团刚在京津地区发难，慈禧太后还未向列强宣战之时，中华大地已经人心浮动，各国派军舰沿海岸各港口保护其侨民，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赵凤昌即与好友何嗣焜商议：
“予意欲与西摩（当时的英国水师提督）商，各国兵舰勿入长江内地，在各省各埠之侨商教士，由各省督抚联合立约，负责保护；
上海租界保护，外人任之；华界保护，华官任之；总以租界内无一华兵，租界外无一外兵，力杜冲突，虽各担责任，而仍互相保护，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
以此确立了以东南互保的方式来避免东南地区卷入战火的方针。由于赵凤昌并非清朝官吏，需要一位在朝之人的帮助，他最终选择了同在上海的大理寺少卿盛宣怀作为代言。
第二，促成上海与各国领事签订互保条约。
北京被义和团占领后不久，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出宣战诏书，命令全国与洋人开战，给签订和议增加了困难。在上海签订合约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John Goodnow）在谈判中，开口便问上海道余联沅：“今日各督抚派员与各国订互保之约，倘贵国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办否？”
盛宣怀按事前赵凤昌之指导，回答说：“今日订约，系奏明办理。”谎称为是已得太后和皇帝允诺，促成合约，造成了东南互保的既成事实。
第三，伪造圣旨，迫使各地督抚承认东南互保。
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和光绪离宫逃跑，不知去向。眼看全国即将大乱，赵凤昌马上给张之洞发去了一份电报，说：
“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云。”
当时，北京与外界通讯切断，还无人得知慈禧和光绪到底往哪去了，所以这个“两宫西幸”是赵凤昌胡诌出来的，所谓“有旨”更是无中生有。赵凤昌是希望张之洞得此电报后，能够遵所谓的“旨意”，承认东南互保之局，安定江南一带的民心。
张之洞也不是傻瓜，看了赵凤昌的电报后，回了一句话，问此消息从何得来，请确切回复。
赵凤昌此消息为伪造，自然拿不出来证据。于是他马上想起去拉盛宣怀下水，让盛宣怀也发一条同样的消息给张之洞，给自己背书。
盛宣怀一开始吓了一跳，这捏造圣旨，可是欺君大罪，弄不好是要杀头的。赵凤昌连忙一面晓之以民族大义，一面又给他留好后路，说：
“捏旨亡国则不可，捏旨救国则何碍？且既称洋电，即西人之电，吾辈得闻，即为传达而已。……”
以此，终于说服了盛宣怀，也终于说服了张之洞。稳住了东南地区，没有让全国都陷入与列强的战争之中，使中国暂时避免了一场瓜分浩劫。
盛宣怀和赵凤昌，一明一暗，一朝一野，互为表里，以高超的手段和过人的智慧，促成了这件影响整个晚清乃至民国全国政局的大事，不可不谓百年间非凡之人杰。
后来《辛丑和约》既成，两宫回銮后，慈禧感于盛宣怀在东南互保事件中的功绩，赏赐他太子少保衔。而赵凤昌作为此事背后的最大功臣，由于无官职在身，并未得到奖赏。他所得到的，只有少数知道真相的人对他功绩的感念了。
后记：本人在之前的“晚清七十年众生相”系列文章中，使用过“气寒西北何人剑”的标题，与本文之标题“声满东南几处箫”，合起来即为龚自珍《秋心三首·其一》中的颈联。
龚自珍当年作此句，或是用以自喻，或是抒发豪情。然龚自珍诗文俱佳，却无大功业，难以衬得起这豪气万丈的两句诗。
依本人浅见，晚清以来平定西北边患，功无过于左宗棠；力保江南和局，功无过于赵凤昌。龚自珍此句，改为“气寒西北左公剑，声满东南竹君箫”，亦深得其义，或可为传世一佳句也。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延伸阅读：
八里桥之战：3万满蒙精骑只打死5个英法联军
刘三解 2017-09-21 09:27
文 | 刘三解
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不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清朝和英法联军都“正视”了对手，拿出了看家的本领和军队，在中国的京畿重地，测验了各自的成色，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只是需要补充一些细节。
双方陆军在1860年的第一次碰撞，发生在英法联军从北塘进攻大沽口路上，即新河之战。
根据英法联军参战者的记录，蒙古骑兵头戴两条动物尾巴装饰的帽子，排出了2000米长的人墙。
承受着英军阿姆斯特朗后膛大炮的轰击，清军骑兵仍旧维持着阵线，用火枪还击（他们装备有火绳枪，特别喜欢骑马冲到射程内，下马对射）。
无法忍受炮火伤亡，开始骑兵冲锋的清军，先是攻向英军第3团，被排枪击退，又转向第4旅，还是被挡在阵地前无法寸进，只能撤退。
当8月12日的战斗结束后，方圆几公里的战场上，到处都是清军骑兵的尸体，军官们指着地上强壮的尸体说，他们只是缺乏正当的操练。
此战，英军死1人，伤19人。
韩国电影《最终兵器·弓》中清朝初期八旗骑兵的形象，该片虽仍多有瑕疵，但早期满蒙骑兵的形象描绘比中国的同行都要好。此时的八旗兵纪律残酷，动辄斩首，其组织性和战斗力同样惊人，羞煞他们200多年后那些养尊处优的后人们。
清军的统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面对这样的战绩，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8月12日的新河之战，清军只以2000人迎敌，兵力远逊于多达8000人的洋兵，而且，在大沽口防区1万兵马中，真正的蒙古骑兵只有2000-3000人，其余多是缺少训练的绿营新兵和早就废了的京营兵。
所以，僧格林沁还是憋着劲要给曾经的“世界最强骑兵”找回面子，认为在陆战中，自己完全没有必要畏惧远道而来的英法蛮夷。
在战争号令发出之后，整个蒙古草原到处是调动军队的传令兵，哲里木盟马队1000，卓索图盟马队2000，昭乌达盟马队1000，察哈尔骑兵5000，陆续赶到北京。
9月18日中午，4000名法军和4000名英军行进到通州张家湾，在行军中遭到隐蔽在树林中的清军炮火伏击，随后，3000名正牌子蒙古骑兵对行进中的联军发动了冲锋。
咱们在抗战剧里没少见过类似的桥段，行军中的鬼子被突然冲杀肉搏的八路“包饺子”。
骑兵的速度可比步兵快多了，他们骑乘的蒙古马短距离骑乘速度记录1600米为2分0.8秒，而英法两军的步兵已经装备了发射米涅弹的前装线膛步枪（英国恩菲尔德1853式、法国米涅式步枪），极限杀伤距离800米，400米内射中人型靶的命中率不到50%，所以，一般在200米内实施精准射击，也就是排枪。
当然，后人的统计发现，射击一般发生在150米范围内，按照这个距离计算下最短冲锋时间，蒙古骑兵理论上15秒左右可以冲过步枪火力，到达白刃战距离。
结果呢，从草原上匆匆调来的蒙古马没有听过如此巨大的声响和爆炸的火光，在英军反应迅速的几百支格里芬火箭轰击下，互相冲撞，乱作一团，根本就没摸到敌人的边。
费恩锡克骑兵团和第一龙骑兵团的432名骑兵发起了反冲锋，很快逐退了蒙古铁骑，印度人高兴的大喊，中国骑兵就是一群家禽，很难抓到，但是一旦抓到却是完全无害的。
此战，英军死1人，伤17人，法军只有17人受伤，而清军伤亡1000余人。
张家湾之战，就这样凄惨地落幕了，也为之后八里桥的悲剧做了预演。
1860年9月21日，3万名大清朝所能搜罗到的，最后的满洲、蒙古的精锐步骑兵，在八里桥桥头，排出长达5公里的弧形阵线。
清军骑兵排成密集队形，放开马力奔驰而来，除了震耳的马蹄声，阵中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包括指挥的声音，全部服从于军旗无声的指挥。
八里桥战场正面宽度不够，清军骑兵都是200-500骑一队，发动冲锋，而且他们的主要装备是火枪和马刀，而非有可能对付刺刀方阵的长矛。
法军德拉格朗热中尉在日记中记录：
炮火枪弹像打不倒清兵似的，甚至有时冲到我方大炮前三十来米。不过，炮火变得更加密集猛烈，将他们一一打退……
在连续的“自杀式”冲击之下，尽管清军往往采取冲进射程以火枪对射的打法，过于凸前的法军步兵仍几乎支持不住，几个阵地竟然让部分勇敢的清军官兵冲入，但是肉搏能力渣到极致的清军骑兵，竟然在近身肉搏中不敌法国人的刺刀，根本没有形成突破。
英国人的大炮迅速转向支援，锡克骑兵发动了标准的欧洲式枪骑兵冲锋，如墙而来的长矛轻而易举地刺穿了蒙古骑兵的阵列，装备着左轮手枪和马刀的英国胸甲骑兵也加入了战场。
最后，在大炮轰击下，联军步兵排成刺刀阵开始向前推进，战斗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在河边英军第15旁遮普步兵团在2门榴弹炮配合下，粉碎了大约300-500名身穿黄色马褂，打着黄色军旗的清朝皇家禁卫军反击。
身穿黄马褂的清廷皇家禁卫军排着10几列纵深的笨拙方阵，扛着火绳枪，顶着英军的炮火齐步前进，甚至试图以白刃战阻挡联军，直到法军全部上刺刀，向八里桥做最后的冲锋，如英国人所赞，“好一场白刃战”。
曾经被炮火打散又多次重整的八旗禁卫军在刺刀面前迅速崩溃了，丢失了10门火炮，帝国的首都向侵略者敞开了大门。
在八里桥桥头，一个身体特别高大的清军，高举着科尔沁亲王的帅旗，一面黑字杏黄大旗，不断向各个方向的清军传达命令。当战斗已经失败，八旗禁卫军开始掩护清军向北京方向撤退时，这个高大的旗手还在那里传达着亲王最后的命令。
法军司令蒙托邦将军都赞叹道，“啊！多英雄的好汉！真希望不要打死他。为何这鬼家伙不与其他人一起撤走。快给我把他救下来！”几个士兵冲上去，力图俘虏他。这时爆炸声响起，联军的炮弹倾泻在八里桥的石头桥上，联军第12炮兵队架设起大炮对着大桥桥面进行纵射，响声阵阵，把桥栏杆的大理石炸得粉碎。那个高大旗手的手臂和帅旗一起飞向了天空。
战后，法国人巴赞库尔称赞说，中国士兵，特别是蒙古士兵，表现勇猛，无可非议。
然而，近代战争中只有勇猛是不够的。
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骑兵使用的是150斤拉力的强弓，到了皇太极时代，满蒙骑兵可以使用120斤强弓，就是到了康熙乾隆时代也可以使用90斤拉力硬弓。
而到了咸丰年间，很多接近内地的盟旗已经以耕地为主，而这次征调的蒙古骑兵实际上都是各个王公手下的农牧民，根本不是脱产的正规军，这些蒙古人和马都没有受过训练，乘马上了战场甚至会因为巨大的爆炸声而受惊。
同样，由于蒙古草原长期的和平和喇嘛教的传播，普通蒙古人的骑射本领已经下降到了惊人的程度，多数牧民只能使用拉力为20-30斤的弱弓，既没有射程，也没有穿透力，更加没有射速。
另一部分“精锐”则因为距离文明更近而改用火枪，欠缺训练的现实，使得他们马上肉搏的能力也退化到惊人的程度，因此，当他们面对印度锡克骑兵时，除了凭借优异的马术逃跑之外，完全没有可称道之处。
被英法联军攻克的大沽口炮台炮台，请注意照片中的壕沟和梯子。当法军向炮台发动白刃冲锋时，大批联军招募来的广东苦力跳进壕沟里，踩着积水，头顶梯子搭成人梯供法军通过，事后，他们得到了1个月工资的奖金作为“英勇行为”的报酬。
至于冲击欧式军队的刺刀方阵，对于清军骑兵这种大量装备马刀、火绳枪、而非超长骑矛的游骑兵而言，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近代欧洲能够以骑兵突破严整步兵方阵的案例，本就寥寥无几，且多为枪骑兵创造，清军骑兵无论技术还是装备，都不具备相应的能力。
战斗结束后，联军共缴获27门铜炮，大量火枪、大刀、长矛以及其他武器。另外还有数千个装得满满的箭袋，这些箭此后一连好几天，都被充作联军营地篝火的燃料。
其中，那27门铜炮在战斗中一直持续开火，可他们的炮弹没有一发落在联军头上，都打在了树梢上。
这部分“精锐炮兵”的表现，其实在之前的俄国驻华使节的笔下已经看到了预兆。
这位使节受邀参加观摩北京禁旅八旗的大会操，他看到八旗的“精锐炮兵”点放大炮后，炮弹落在了不远处，作为仲裁的清朝大臣只是看了看，就宣布射击合格……
另一个笑话来自武器，在战争临近时，咸丰皇帝下令清点八旗的武备，发现武库中存放着康熙年间制造的鸟枪，经过演放之后，得出结论，这支100多岁的“老爷爷”质量要比咸丰年间新造的火器质量更好……
哪怕是这样的“精选”火器，联军的军医也非常喜欢，因为他们发现清军的鸟枪子弹在打中身穿呢子军装的联军士兵时，往往只有白光一闪，擦破一点油皮，而不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此战，英法联军伤亡极其轻微，却打光了几乎全部的弹药，只能停下来等待天津运来的补给，而败退回到北京的僧格林沁，也拒绝再次征调蒙古骑兵的决战的“爱国建议”，他经过历次的战役之后，已经不再奢望成吉思汗子孙在陆地上的无敌表现了。
轻微到什么程度呢？
英军死2人，伤29人，法军死3人，伤18人。
这种数字让人看着脸红，而那些只知道说“清军英勇奋战造成侵略者重大伤亡”的“历史书”，简直是可笑，可悲，可怜，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讲各种振奋人心的“故事”。
电影《火烧圆明园》截图，恭亲王奕䜣面见僧格林沁，僧王称：“不教训他，他真以为咱们中国无人。”电影里安排的教训方法就是借摔跤的名义把英国外交官巴夏礼打了一顿。当然这不是历史，而是1980年代导演的安排，战场上不争气，换别的地方找面子，高明！
图上这种自我开解的思维方式，今人与古人可谓一脉相承。
有一篇可以拿来测试年龄的中学课文，叫《冯婉贞》，90后恐怕没学过，不过不要紧，1983年刘晓庆主演的电影《火烧圆明园》里也有这位冯女侠的戏份，有兴趣可以自己找来看看。
这篇课文的原标题叫《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
题中大意是，英法联军闹北京，圆明园旁边十里有个村子叫谢庄，全村都是猎户，有位山东来的武林高手名唤冯三保，膝下一女，年方19，人又漂亮武功又好，有点像穆桂英哈。
扯远了，话说冯三保做了谢庄团练的头领，正赶上一个英国将官带着百十名印度兵来袭，冯三宝带着谢庄的猎户拿着火枪，你打我我趴下，你打完我打你，很得游击战之要领，或者说想象，打得“敌人纷堕如落叶”。
打跑了小队鬼子，大队来了怎么办？
冯女侠出场，慷慨陈词：
说是“西人长火器而短技击”，咱们武功高强，只要贴了身，一刀一盾，弄不死他们。
冯婉贞说到做到，带着村里的武林高手，黑衣短打，手操白刃，到村外林子里埋伏，那林子，伸手不见五指，开玩笑了，这是京郊又不是大兴安岭。
不久后，五六百洋兵带着大炮来了。冯女侠一马当先，冲入敌群，在洋兵的刺刀阵中所向披靡。
武林高手们一直贴身缠斗，让洋枪没机会打响，一直杀到晚上，百十名洋兵死在侠客刀下，还把大炮扔下了。
结果是“谢庄遂安”。
听着提气不？19岁小女子，堪比长坂坡前赵子龙。
假的！
冯婉贞这个名字，最早出自上海报纸《申报》，1915年3月19日该报《自由谈》栏目刊发陆士谔短篇武侠小说《冯婉贞》，正好被《清稗类钞》的作者徐珂看到了，就收入书中，也没细想就放进了“战事类”，“稗”是什么？一种长得很像稻子的草，不过毕竟不是稻，只能做饲料。稗史，取的也是这个意思，多数记录民间传说，靠谱不靠谱就得细琢磨了。
琢磨起来也简单，之前有历史学家走访实地，又遍查史料，圆明园周围20里都没有一个谢庄，至于北京本地的方志、人物志也没见过这个人。
后世民俗学家很执着，事情对不上也就罢了，起码找出个人来吧？结果发现在圆明园附近多个村庄都来认领这个“历史人物”，所谓事迹则是进圆明园杀洋兵，再看洋兵那边的记录呢，又看不到这么一支造成10几名官兵伤亡的“小部队”，究竟是当时的历史变成了幻想，还是后人的幻想变成了“历史”，就得问利用这种故事给人民“打鸡血”的人了。
当然，虚构这样一个人物也是人们对于反侵略的美好愿望，不过，“靠武侠打鬼子”的方针，竟然能坚持100年不变，还真是很值得反思的事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