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历史的都会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以来都是皇权专制。大一统占主导地位。但唯独对宋朝的评价和其他朝代不一样。现在似乎对宋朝的评价越来越好了，说他是造极之宋，说宋朝的GDP能够占当时世界的60%，工商业特别发达。而且统治者对掌握舆论的读书人也相当宽松。据说赵匡胤留下祖训，说后世子孙不得杀文人及上书言事者。在某些历史学者眼中，宋朝俨然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社会的时期。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商品经济发达，工商业在经济中的占比高。只差一步就要发生工业革命了。但是这些言论似乎有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就是宋朝一片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盛世景象，怎么一夕之间就遭遇了靖康之耻，亡了国呢？ 今天看到微信公众号《短史记》上讲了一个。历史北宋年间的小人物杜公才的事例，多少可以为这个谜题揭开一点答案。
杜公才一开始是个小官。他供职的部门叫做后苑作。全称后苑造作所，就是为皇家提供日用所需的物品的部门，有点像清朝的内务府。到了宋徽宗年间，徽宗皇帝喜好享乐花销大是出了名的。所以谁更会搞钱，谁就更能得到徽宗皇帝的青睐。这位杜公才为了从百姓身上搞钱，想出了一个花招。就是重新丈量农民的田地。不过重新丈量并不是用原来的尺子，而是用一种新的测量标准叫“大晟乐尺”来测量。这个“大晟乐尺”其实是另一个拍马屁的奸臣搞出来的，因为宋徽宗自称是道君皇帝，底下人也吹捧在他的统治下是盛世景象。前面也说了，虽然北宋王朝的统治是危机重重，但是在表面上还是一片繁荣，所以谁也没有预想到靖康之耻会那么快到来。所以有个拍马屁的道士就说既然徽宗皇帝是圣人，他的统治带来的盛世，所以就应该用圣人的身体 来作为长度的度量单位。于是他就精确的测量了宋徽宗手指的长度，然后将这一测量标准定为“大晟乐尺”。不过这种做法倒也不算新奇，好像在古埃及法老也是用自己的手臂的长度来作为度量衡的。不过用这尺子时来重新丈量土地的妙处就是它实际上比通用的尺子要短，这样就可以量出更多的土地面积。而多出的面积就会作为所谓的公田，公田上生产的粮食就会折算成税收加在农民的头上。 其实这种搞法简直就是明抢。因为土地还是那么多的土地，只是更换了测量的单位，数量才变大了而已，完全没有道理。现在的小学生都会觉得这种搞法荒唐。杜公才敢这样搞，完全就是打着徽宗皇帝的旗号，笃定没有人敢公然反对“大晟乐尺”，因为反对“大晟乐尺”就是反对徽宗皇帝是圣人的政治正确。
到后来徽宗皇帝开始搞花石冈。这种单位变换的小把戏，搞的钱也不够花了，杜公才就使出了更大的招数——彻查土地交易。因为宋朝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所以很多土地是过了很多道手。而杜公才的办法就是沿着交易的流水一直查下去，直到查到某一家无法提供交易凭证，那么这块地就成了公田，要交高额的税负。这更加不要脸了，因为所有的土地最初都是开荒得来的，不是交易得来的。当然总有拿不出交易凭证的时候。他这样搞得很多不光土地，连山林、滩涂、湖泊都成了公田。也就是向百姓摊派税负的依据。而著名的《水浒传》中水泊梁山的形成就与这种政策息息相关，梁山泊就是被他们算成了公田。向周围的百姓加征税赋。这样老老实实种地谋生或者规规矩矩做生意谋生的人基本上就生活不下去了，只剩那些有武力的强盗能够在此占山为王。
从杜公才为朝廷敛财的故事可以看出，看似繁荣的北宋社会经济，到宋徽宗时，被官府汲取的社会财富已经占了大部分，百姓的剥夺感太强了，社会已经失去造血的活力。也难怪金兵来了一触即溃，被官府抢是抢，被金人抢也是抢。有几个人有抵抗的意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