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分析为什么中国人心目中智慧的化身是像诸葛亮、刘伯温这样善于权谋和阴谋诡计的人,而在西方文化中智慧的代表则是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牛顿这样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看完之后感觉。这篇文章给出的答案,远远超过了这个问题本身。也改变了我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
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传统的观念认为是君主专制一以贯之的历史。到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自由,民主,宪政等观念的传入。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逐渐失去了其正当性,但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悠久历史的国家,全盘接受外来的那一套是有很大困难的。于是有些知识分子就从传统中寻找和西方的民主、宪政、自由、相通的地方。以希望说明这些东西并非完全由西方传入,也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这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观点有,宋朝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很高,皇权受到制约的说法。还有对明朝历史的解读。也很推崇明朝的文官内阁制,还举出万历皇帝二十几年不上朝国家依然运行平稳等事例说明中国古代也是有虚君共和的传统,但是很可惜,这些看法都是一部分当代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中国古代历史的主线就是皇权不断培养自己的工具人,从形成体系的官僚集团手中收拢权力。而这些工具人随着地位的提高和权力的扩大,又会演变成传统的官僚。然后皇帝又重新开启这个循环。这条主线并没有所谓的虚君共和的传统。皇帝也从来没有想过和他人进行分权,除非是在皇权衰落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条主线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中国古代官职的演化。在西汉初年,王朝的权力结构是皇权和开国勋贵也就是军功集团一起分享权力。而在当时执掌政府行政大权的是由勋贵集团出任的三公九卿等职务。在后世地位相当崇高的“尚书”一职,在汉朝初年不过是皇帝身边起草文书上传下达的秘书。这从官职的名字上体现的就很明显。“尚”字就是掌管的意思,“书”就是政府文件。所以尚书一职一开始只是在皇帝身边充当秘书,没有决策权的小官职,而且这一官职的要求也不高。对出身也没有什么要求,只要充任的人比较精通文墨就行了。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实现大一统集权统治的帝王,他对地方诸侯国推行推恩令,削弱地方诸侯。在中央则削弱由勋贵集团把持的政府机构,也就是三公九卿的职责。其手法就是任用出身低微,但是精通文墨的尚书们组建只听命于皇帝的内廷官员班子架空三公九卿。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三国,魏晋南北朝。诸葛亮的职务中除了丞相之外也有尚书这个职称。到了东晋,甚至有大臣建议取消裁撤三公九卿。到了隋唐时期,这个过程已经演化到了极致,“尚书”已经完全取代了三公九卿成为了外朝官员,不再是属于宫内听命于皇帝的秘书班子,而是形成了新的外朝体制,也就是中书门下省,其下辖的六部主管都被称为尚书,比如兵部尚书,户部尚书。而此时这个循环,又在更高的程度上重新开始,皇帝又开始组建只听命于自己的秘书班子,来从已经成为外朝大臣的尚书们手上争夺权力。这一次这些秘书们的职称变成了翰林和大学士。到了明,清两朝,先是朱元璋废除了丞相一职。此后逐渐地,内阁大学士成为了事实上的丞相,完成了第二次循环。同时这也意味着新的循环开始,到了清朝雍正皇帝时期,雍正帝又设立了军机处,以及军机大臣的职务,作为自己收拢皇权的工具。
似乎直到今天,这个循环仍然在进行,只不过这次官职的名称变成通俗的“小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