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五环外的北京朝阳区苏坟村，有一处占地七亩的院落，一道看似平常的红色大铁门紧紧闭着，似乎与外界隔绝。
周围是满地低矮的平房，路上的行人很少，如果想出趟远门，开车去最近的地铁站也要半个小时。
在这道大门里，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界——北京精神病托管中心。由于房租问题，这个精神托管中心几经数迁，有着将近200名精神病人和40多名医护人员，安定在了这片区域。
但这处看似低矮朴素的院落没有那么简单。你不会想到，他们居然还组织患者，开了一间面包房，卖！面！包！
“我们是来自托管中心的精神病人，这是我们做的疯狂面包，欢迎品尝。”
一个70平方米的房间，成为精神病人在托管中心的生产工坊。六位熟练的面包师傅，都是中心现在收容的精神病人。
一位厨师取出前晚和好的面，将面饼擀成一张圆饼，用小刀把饼飞快地切成八个角；其他厨师每人捏起一个角，用手盘成牛角的形状；
一壶水烧开了，小苏打被迅速加进去。随后，牛角在水里一焯，迅速捞出，被码进一叠叠烤盘，送进了烤箱。
十几分钟后，随着烤箱“滴”地一声响，牛角面包开始出炉。
随后，是法棍、牛角、桂皮卷、面包圈、火锅面包等这些面包。
面包师们分工明确，每个人都安静地忙碌着：有人揉面，有人研磨桂皮粉，有人负责制作面包造型，有人在烤盘上刷黄油……
完工后，那些新鲜面包会被装进特质的包装袋，贴上“Crazy Bake”的标签，由车运送出去销售。
这便是面包房的工作日常。
这些面包师并非天赋异凛，也不是生活中的厨房能手。看着他们有条不紊的身影，你很难相信：他们之前甚至从没下过厨房，更别谈擀面和使用烤箱了。
这个让精神病人来做面包的想法，都源于两位外国志愿者偶然的一次脑洞大开。
1999年这家北京精神病监管中心的创办，是想帮助那些面临复发风险的精神病人。从医院回家后的很多病人，往往由于缺乏监管，容易不按时服药，再加上家属缺乏专业的护理意识，病情复发率非常高。中心的成立，正是为了帮助照顾这些病人。
这里慢慢来了一些外国志愿者，有的帮忙教病人们英语，有的协助心理辅导……这里有各种帮助病人康复的项目。在这些志愿者当中，就有“面包房”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伊万和娜塔莎。
伊万过去在美国学习临床心理学专业，也当过心理医生，她和很多精神病患者打过交道；娜塔莎则是一位长期在家照顾孩子们的家庭主妇。她们是面包房创立和发展的关键人物。
在平时，病人们经常闷闷不乐的。他们与社会这样隔离开来，对自己的信心也不够，总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希望。这让工作人员都很着急，总想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精神病人的行动力与常人不太一样。例如，很多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始动性缺乏”的症状：生活懒散，孤僻退缩，社会交往能力衰退，对自己的生活缺乏主动；甚至如果不是护工督促，很多人连洗脸刷牙都保证不了。
2004年，在一次与病人的聊天中，伊万和娜塔莎突发一个大胆的想法：教大家做面包吧！不仅能帮助病人们恢复，还能增加中心和病人们的收入。
病人们闻言连连摇头：做不了！做不了！我们在家连饭都不会做，哪里还能做面包？！
病人们甚至开始怀疑：这两人恐怕也有精神病，而且不比他们轻。
托管中心主任杨云也觉得半信半疑。这不过是一家民办机构，没有政府财政的专门拨款支持，也没有大额社会捐赠。怎么办呢？用自己的人吧！
杨云带上平时负责饮食的厨房大师傅吕文海，一起去跟伊万学做面包，然后购置设备和材料，准备教大家做面包。
然而，大家还是没自信，满口都是不乐意。
杨云连开三次“动员大会”，再一个个单独细谈，终于把这些执拗的心说动了。第一组学做面包的人站出来了。
他们都是经过评估，处于康复期三、四度（轻度）的精神障碍患者，能用英语进行交流，而且他们的家人也同意了。
一个70平方米的会议室，被拾辍改造成了面包房。病人们开始学习擀面、拧麻花、打造型，然而，这些患者的学习能力依然是个问题：由于患病的关系，他们的学习能力甚至不如小学生。
工作人员耐心地陪着他们，帮忙想各种方法学习：比如拧麻花，他们就拿出毛巾作为“陪练”；有的人上手后又忘了，他们就不厌其烦地重新教；甚至，扫地拖地擦桌子，也耐心跟着病人们一步步来……
大师傅表示不急：“只要有进步就好”。
几个月后，第一批面包在大家忐忑的期待中出炉了。
嗯，味道“特别好吃”，大家都很满意。大家决定把它叫做Crazy Bake。
“Crazy在英语中只有一点点‘精神病’的意思，更多的是疯狂、激情，正面积极的意思居多。”
贴完了标签，大家又不安了。
他们很担心人们会嫌弃这些面包，导致卖不出去。
“他们很担心没人去买他们的面包，因为那是精神病人做的面包。他们最怕的，就是遭到他人拒绝。”
对此，伊万他们不辞辛苦，将面包的图片发到朋友圈进行推广，开车到各个小区去进行销售。很多人听说这是精神病人做的面包，毫不犹豫地帮忙和推广。
越来越多的人也知道了，她们直接向面包店下订单，很多面包在未出门之前，已经有了顾客。
病人们发现自己增加了中心的收入，做面包的功底也受到了社会的承认。慢慢地，面包师们也喜欢上了去做面包。他们发现了自己还能做面包师，能以一己之力融入社会。
“自己还有能力融入这个社会，还不是一个废人，这就是自信的一种来源，也是一种康复方式。”
原本那些状态很差、经常无精打采的病人，在学做面包后，也慢慢变得精神起来。
有患者表示，“虽然我们赶不上那一整只蜡烛，但我们这半根蜡烛，我们也愿意。”
而随后，中心有了一个更大的计划：让精神病人也能走出铁门，到摊位与顾客面对面，参与卖面包。伊万成功联系了一些机构，包括德国驻华使馆学校在内的一些学校，更是允许病人们直接在校出售。
那些带着兴奋和好奇的孩子们，想看看面包到底是什么样的“病人”做出来的，但往往还是带着疑惑回去。因为他们看不出，他们与正常人有什么不同。
有时小朋友会忘记带钱，没法买面包，一个萌萌的小女孩甚至试着拿出一罐糖果，希望能换一个面包。
有时他们也想免费给小孩子面包，但会被那些家长阻止，因为担心会教坏小孩不劳而获。
对于与外人接触，一位面包师这样讲自己的感受：当面包递到客户手上的时候，那种特别能鼓励人、特别能带来阳光的眼神，让他觉得自己的康复还是有成绩的。
“面包房”带来了远远超乎意料的治疗效果，面包师们在一次次的成就中，变得越发士气高涨。
加入这里的面包师傅，也慢慢多了起来。
有的人开始减少药用剂量，慢慢恢复，有的人甚至到了足以回家的程度。
北京五环外的这家面包房，也慢慢被各种媒体报道。
平日里卖面包所得到的收入，不仅让面包师获得了工资，也让中心的设备变多了：1台冰箱，2台洗衣机、3台空调、100把椅子……
从2004年到2018年，面包房已经走过了十四年的光景。
这些人是精神病人，但其实并不可怕。他们的病情基本很稳定，只要按时吃药，平时与正常人也并无二致，只是那道无时不在的铁门，总在不经意间提醒着他们的不一样。
幸运的是，这个从无创造出有的面包房，让他们还能拥有一个与外界进行沟通的窗口，让他们发现自己还担任着另一个厉害角色：面包师。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绵长的故事。对于未来，他们依然抱着憧憬。对未来的期待，在不断鼓励着他们奋力克服生活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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