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之前,一位独到的英国学者布朗观察到,在不明的复杂原因的作用下,水中微粒处于完全没有规则的随机运动中;其中的微粒即使具有意识,也不会有任何方向感。自信的人类似乎能够确信,在历史进程中,他们绝不会完全失去方向感。确实,我们似乎永远不乏理想与奋斗目标;当我们凝视着前方的道路时,似乎总能看到某种路标若隐若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经常不免因屡屡路径失误而踌躇不前。极而言之,人们似乎已失去对任何目标的激情、对任何理想的向往、对任何价值的崇尚,似乎不再有任何持久的追求。
人类是否真的降格为某种水中小生物,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只是茫然地任凭突发激情的驱使,永远作着毫无意义的随机运动?倘真如此,人类历史岂不成了无法解释的混沌?我们真的注定得陷于永恒的混沌中吗?
20世纪是一个特别激情奔放的年代。我们曾受到那样多响彻云霄的口号的召唤,受到那样多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的吸引,受到那样多光芒四射的真理的激励,受到那样多最富有战斗激情的鼓动……。有了这一切之后,如果还不心潮澎湃、勇往直前,那就真正辜负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时光易逝,岁月无情,似乎一切都已成为依稀难辨的陈年旧事。实际上,激情岁月并未真正过去。今天,几乎每天的媒体屏幕上,依然是火光冲天、热浪滚滚,那是旧日的激情在继续燃烧。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都将煽情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屏幕之前的反应,却远非媒体人的期待:年轻人多半毫无感觉;而曾经激情燃烧过的老一代人,则更可能泡在泪水中去回首逝去的岁月。
那些已载入史册的不朽奋斗,失败了吗?出征的队伍无功而返了吗?令人失望了吗?其实未必,很可能是完全的成功,甚至辉煌得令人兴奋至极。只是,在欢天喜地的庆功宴过去之后,在人们开始品尝胜利果实的时候,才发现那果实并非甜美无比,而是有点酸涩,最终竟至苦涩异常,根本无法下咽。
1911年,武昌城头那面迎风招展的大旗,曾让多少人兴奋得彻夜难眠!先烈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用鲜血改写了历史:从此,主宰江山的将不再是某个坐在北京紫禁城里的白痴,而是某位受人拥戴的民选首脑。“共和”二字,一天之前还是识者寥寥,一天之后就被举国认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那份豪情,让做了大半个世纪弱国子民的人士的心头之痛,一扫而空。
或许,这胜利与成功来得太快,也太容易,以致胜利的喜悦去得也快,而且去得干净。没有多久,人们还是照样过旧时的日子,照样伺候老爷、太太,照样在衙门前胆战心惊。原来,民国也不过如此啊。
如果说1911年还是武人用刀枪在书写历史,那么,1919年就是热血青年用笔在书写历史,这才真正配得上这个文明的时代!青年们的导师:陈独秀、胡适等不过是一介学人,无权无势,却一呼百应,这不正是新时代的应有景象吗?五四运动的那些先锋,罗家伦、傅斯年、张申府等,不过是一些文弱书生,他们根本无意也无力更换“城头的大王旗”,只是要在人们心中,以文明二字替换野蛮而已。他们即使对至圣先师说过一些不敬的话,心中也未必就有打倒孔圣人的意思。
在汹涌而来的新浪潮面前,旧势力缴械了、投降了,青年们欢腾了、收兵了。后来呢?罗家伦们看到的是:“五四”成了最后一次学生不必直接面对枪杆子的大型民众运动。在街头表达抗议而无安危之忧,这种纯属域外异端的东西,就不要再污染中华大地了。那些渴望以文明驱除野蛮的斗士们,所争来的就是这些吗?
1949年,在北京、南京、上海街头兴奋地挥舞过彩旗、扭过秧歌的人,今天不少还健在,他们是新生的共和国的见证人;当时在他们心中燃烧的激情,或许70年之后仍然余温犹在。他们未必都是后来成为共和国脊梁的无产者,其中许多人是旧时代的精英:大学生、教授、作家、文艺界人士、工商业者等等,他们并不热衷于什么意识形态,只是直觉地感到,这个国家需要结束混乱、开始和平建设。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复兴机会啊。
这样一片热诚希望,不只是引导了赤诚的解放战士,而且也感染了不少往日的上层精英。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那样多的人,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最终放弃了一走了之的机会。
但后来呢?对于吴宓、陈寅恪、胡思杜、张申府、费孝通、潘光旦、梁漱溟、卢作孚等人来说,就要在稍后去品尝了;而吴晗、叶企孙、老舍、曹禺、周信芳之辈,则要在更后一些时候才收获真正的果实。所有这些人,也许热情依旧,却已物是人非,他们的千年之叹,或许永远不被人听见了。
没有人怀疑,1949的成功,是真正千年一遇的成功。
只是成功所服从的逻辑,却是几乎所有人都未曾预见到的。
这可真是天机难测啊!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哪个民族,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两次解放,那就是中国人了。由邓小平所主导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第二次解放,它离今天并不遥远,人们应当记忆犹新。
这场解放受惠面之广、震撼之大、反应之强烈,实际上远远超过了第一次解放。抒发解放之快意的热潮,持续了整整十年!而且,这种抒发几乎出于自发而非官方的推动。
这一热情却没有延续到1990年代。主要原因倒不是被解放者遇到了什么变故,而是大家都没时间了——人们已经心醉神迷于发财,不断的发财!对于在穷困中苦熬了数十年的人们来说,发财当然不坏。但随发财而来的还有很多东西,就未必受欢迎了。
今天,这个社会有多少负面东西:贪腐、舞弊、拐骗、奸淫、娼妓、毒奶、假药……,每个人都能数出一大堆。面对此情此景,即使最开放的人,心中也不免嘀咕了:该走到这一步吗?就是1980 年代非常热心改革的人,例如经济学家刘国光,后来也另有看法了。今天,许多人甚至羞于提及“改革”二字。
是改革没有成功吗?改革的许多热诚支持者很可能这样想。实际上,改革完全成功;岂止成功,简直太成功了!唯因其巨大的成功,其效果——当然包括负面效果——才如此触目惊心。这里遇到了同样一个问题:成功的逻辑并未被人们理解,更谈不上预知了。如果当初人们早就就预知了改革将带来的一切,那时熊熊燃烧的激情还有那样高吗?许多人或许会改变主意,转而支持一种没有负面后果的改革。但世界上有这种改革吗?
凡此种种,都不能使你真正明白:激情燃烧过后一定会是什么。
最富有激情的年代,常常也是最使人灰心丧气的年代。1910年代第一次共和的成果丧失之后,1920年代大革命失败之后,1950年代大跃进失败之后,1970年代中期文革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改革开放的种种负面后果愈来愈明显呈现的时候,有多少人灰心丧气!其中绝不乏曾经壮志满怀的热血之士。但是,只要将时间稍稍往前推一点点,不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吗?
不过,现在我们关心的,不是灰心丧气之前的激情,而是灰心丧气之后的转机。然而,会有这样的转机吗?那么就回顾一下历史吧。
如果说,抗战初年的那种举国一致,还让人激情满怀,那么5年之后的艰难时刻,即使最坚定的人,也不免有些灰心丧气了:英雄的壮志也难耐不断挫折的消磨啊。那时离最终胜利尚远,东西方大战正酣,并没有什么曙光出现的迹象。谁曾想,仅仅3年之后,日本就举手投降了!而且,中国人能高兴的,并非仅仅战胜日本而已,还有一系列随之而来的大快人心事:与所有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概废除,在1945年,“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与常任理事国,进入世界五强;台湾回归,等等。这些都是多年的梦想啊,在日寇肆虐中国最猖獗之际,这些曾被人们梦想到吗?
1970年代初期,文革处于胶着状态,似乎宇宙都已崩塌,没有人知道出路何在。在工厂或机关混日子的人,可能并不着急;但那些“在广阔天地里”艰难度日的知识青年,哪里熬得起?岁月无情啊,尤其是年龄渐大的女青年,岂不灰心丧气?一些已感绝望的人,就在乡下胡乱嫁了人。那些许诺“在那里大有作为”的人,此时哪还记得他们?那时知青们的心情如何,今天已有不可胜数的作品记载,不致湮没于世了。那时,或许少数特别乐观的人还在坚持学习,指望日后能派上用场。大多数人就自暴自弃了。
有谁能想到,仅仅数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临:1977年,邓小平刚一复出,就主持恢复了高考,知青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终于迎来了大展宏图的时候。今天,不必十分费力就可以查到,改革开放后的多少成功人士,恰恰来自这一部分知青!这不是又一个明证:
灰心丧气之际,很可能就是时来运转之时。
薄熙来主政重庆、掀起文革妖焰之际,不仅是重庆的受难之人深感前景渺茫,不免灰心丧气;就是千里之外的各界人士,也无不忧心忡忡。真的,在那种局面下,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可能的。试想,如果不是王立军,有谁能制服得了薄熙来这只恶狼?事后许多人在谈到薄熙来时,仍然感到不寒而栗,并非言过其实。那时的薄熙来,或许真的得意忘形,就准备登大位了。谁知打向王立军的那一记耳光,竟将一切逆转;从此山城的妖雾也得以渐渐消散,担心文革重来的天下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且,普天之下的反文革力量也不是吃干饭的,岂不乘机大举反攻,将薄熙来在各地的小喽啰,如孔庆东、司马南辈痛打了一番。当然谁都知道,真正的文革遗患,并不是这些小瘪三。不过,人们除了拭目以待,也别无良策了。
现在能够说,紧随灰心丧气而来的,一定是什么吗?
我们很早就受到一种几乎深入骨髓的哲学训练:历史是服从必然性规律的。如果将必然性规律用于我们刚刚观察过的那段历史,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们是否应该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必然发生;辛亥之后,必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乱局之下,必然酿成五四运动;1920年代的大革命必然失败;八年抗战必然以日本投降、中国屹立世界而告终;大跃进与文革运动都必然失败;文革失败必然导致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的全面复兴;改革开放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种种负面后果……。
除了复述人们早已熟知的一段历史之外,以上这段文字还能告诉你什么呢?“必然性论者”就是这样给人们讲述历史:在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之上加上“必然”二字而已。这种言说不含任何新意,因而毫无价值。
现代思想家中,绝对地信仰必然规律的人,大概已经绝迹了。
世界应当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它在每一历史阶段都具有多不胜数的可能性,我们所经历的不过凑巧是其中的某一种罢了。
辛亥之后,中国人为什么就一定无缘享受一个虽不完美、但稳定向上的共和制?抗战为什么铁定终止于1945年?如果二战中盟军的战况不是已知的那样顺利;如果诺曼底登陆失败,或者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得手,或者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进展迟缓,或者原子弹没有如期研制成功……,你还能肯定日本能在1945年投降吗?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再蹂躏三年五载,并非完全不可能。
究竟有什么理由能够肯定,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等骇人灾难全都是劫数难逃?文革的结束也未必一定导致改革开放。如果不是邓小平恰恰在1977年复出;如果华国锋是一个不易通融的强势人物;如果挑选出来辅佐邓小平的不是胡赵,你还能肯定,1977年之后的那段历史不必完全改写吗?
我们经历过的许多好事与许多坏事,都未必是500年前就由刘伯温算好了。客观地说,它们不过是机缘凑巧而已!没有什么必然性在为你开道,你的面前不过是一片混沌而已。你今天舒服地躺在沙发上,享受着暖悠悠的晚年生活,并不是拜某个深奥思想家的“必然性”之赐,而是拜一连串偶然性的巧合之赐,那是命运的奇迹,真正可遇而不可求啊!你还是庆幸自己的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