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之前，一位独到的英国学者布朗观察到，在不明的复杂原因的作用下，水中微粒处于完全没有规则的随机运动中；其中的微粒即使具有意识，也不会有任何方向感。自信的人类似乎能够确信，在历史进程中，他们绝不会完全失去方向感。确实，我们似乎永远不乏理想与奋斗目标；当我们凝视着前方的道路时，似乎总能看到某种路标若隐若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经常不免因屡屡路径失误而踌躇不前。极而言之，人们似乎已失去对任何目标的激情、对任何理想的向往、对任何价值的崇尚，似乎不再有任何持久的追求。
人类是否真的降格为某种水中小生物，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只是茫然地任凭突发激情的驱使，永远作着毫无意义的随机运动？倘真如此，人类历史岂不成了无法解释的混沌？我们真的注定得陷于永恒的混沌中吗？
20世纪是一个特别激情奔放的年代。我们曾受到那样多响彻云霄的口号的召唤，受到那样多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的吸引，受到那样多光芒四射的真理的激励，受到那样多最富有战斗激情的鼓动……。有了这一切之后，如果还不心潮澎湃、勇往直前，那就真正辜负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时光易逝，岁月无情，似乎一切都已成为依稀难辨的陈年旧事。实际上，激情岁月并未真正过去。今天，几乎每天的媒体屏幕上，依然是火光冲天、热浪滚滚，那是旧日的激情在继续燃烧。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都将煽情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屏幕之前的反应，却远非媒体人的期待：年轻人多半毫无感觉；而曾经激情燃烧过的老一代人，则更可能泡在泪水中去回首逝去的岁月。
那些已载入史册的不朽奋斗，失败了吗？出征的队伍无功而返了吗？令人失望了吗？其实未必，很可能是完全的成功，甚至辉煌得令人兴奋至极。只是，在欢天喜地的庆功宴过去之后，在人们开始品尝胜利果实的时候，才发现那果实并非甜美无比，而是有点酸涩，最终竟至苦涩异常，根本无法下咽。
1911年，武昌城头那面迎风招展的大旗，曾让多少人兴奋得彻夜难眠！先烈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用鲜血改写了历史：从此，主宰江山的将不再是某个坐在北京紫禁城里的白痴，而是某位受人拥戴的民选首脑。“共和”二字，一天之前还是识者寥寥，一天之后就被举国认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那份豪情，让做了大半个世纪弱国子民的人士的心头之痛，一扫而空。
或许，这胜利与成功来得太快，也太容易，以致胜利的喜悦去得也快，而且去得干净。没有多久，人们还是照样过旧时的日子，照样伺候老爷、太太，照样在衙门前胆战心惊。原来，民国也不过如此啊。
如果说1911年还是武人用刀枪在书写历史，那么，1919年就是热血青年用笔在书写历史，这才真正配得上这个文明的时代！青年们的导师：陈独秀、胡适等不过是一介学人，无权无势，却一呼百应，这不正是新时代的应有景象吗？五四运动的那些先锋，罗家伦、傅斯年、张申府等，不过是一些文弱书生，他们根本无意也无力更换“城头的大王旗”，只是要在人们心中，以文明二字替换野蛮而已。他们即使对至圣先师说过一些不敬的话，心中也未必就有打倒孔圣人的意思。
在汹涌而来的新浪潮面前，旧势力缴械了、投降了，青年们欢腾了、收兵了。后来呢？罗家伦们看到的是：“五四”成了最后一次学生不必直接面对枪杆子的大型民众运动。在街头表达抗议而无安危之忧，这种纯属域外异端的东西，就不要再污染中华大地了。那些渴望以文明驱除野蛮的斗士们，所争来的就是这些吗？
1949年，在北京、南京、上海街头兴奋地挥舞过彩旗、扭过秧歌的人，今天不少还健在，他们是新生的共和国的见证人；当时在他们心中燃烧的激情，或许70年之后仍然余温犹在。他们未必都是后来成为共和国脊梁的无产者，其中许多人是旧时代的精英：大学生、教授、作家、文艺界人士、工商业者等等，他们并不热衷于什么意识形态，只是直觉地感到，这个国家需要结束混乱、开始和平建设。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复兴机会啊。
这样一片热诚希望，不只是引导了赤诚的解放战士，而且也感染了不少往日的上层精英。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那样多的人，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最终放弃了一走了之的机会。
但后来呢？对于吴宓、陈寅恪、胡思杜、张申府、费孝通、潘光旦、梁漱溟、卢作孚等人来说，就要在稍后去品尝了；而吴晗、叶企孙、老舍、曹禺、周信芳之辈，则要在更后一些时候才收获真正的果实。所有这些人，也许热情依旧，却已物是人非，他们的千年之叹，或许永远不被人听见了。
没有人怀疑，1949的成功，是真正千年一遇的成功。
只是成功所服从的逻辑，却是几乎所有人都未曾预见到的。
这可真是天机难测啊！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哪个民族，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两次解放，那就是中国人了。由邓小平所主导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第二次解放，它离今天并不遥远，人们应当记忆犹新。
这场解放受惠面之广、震撼之大、反应之强烈，实际上远远超过了第一次解放。抒发解放之快意的热潮，持续了整整十年！而且，这种抒发几乎出于自发而非官方的推动。
这一热情却没有延续到1990年代。主要原因倒不是被解放者遇到了什么变故，而是大家都没时间了——人们已经心醉神迷于发财，不断的发财！对于在穷困中苦熬了数十年的人们来说，发财当然不坏。但随发财而来的还有很多东西，就未必受欢迎了。
今天，这个社会有多少负面东西：贪腐、舞弊、拐骗、奸淫、娼妓、毒奶、假药……，每个人都能数出一大堆。面对此情此景，即使最开放的人，心中也不免嘀咕了：该走到这一步吗？就是1980 年代非常热心改革的人，例如经济学家刘国光，后来也另有看法了。今天，许多人甚至羞于提及“改革”二字。
是改革没有成功吗？改革的许多热诚支持者很可能这样想。实际上，改革完全成功；岂止成功，简直太成功了！唯因其巨大的成功，其效果——当然包括负面效果——才如此触目惊心。这里遇到了同样一个问题：成功的逻辑并未被人们理解，更谈不上预知了。如果当初人们早就就预知了改革将带来的一切，那时熊熊燃烧的激情还有那样高吗？许多人或许会改变主意，转而支持一种没有负面后果的改革。但世界上有这种改革吗？
凡此种种，都不能使你真正明白：激情燃烧过后一定会是什么。
最富有激情的年代，常常也是最使人灰心丧气的年代。1910年代第一次共和的成果丧失之后，1920年代大革命失败之后，1950年代大跃进失败之后，1970年代中期文革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改革开放的种种负面后果愈来愈明显呈现的时候，有多少人灰心丧气！其中绝不乏曾经壮志满怀的热血之士。但是，只要将时间稍稍往前推一点点，不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吗？
不过，现在我们关心的，不是灰心丧气之前的激情，而是灰心丧气之后的转机。然而，会有这样的转机吗？那么就回顾一下历史吧。
如果说，抗战初年的那种举国一致，还让人激情满怀，那么5年之后的艰难时刻，即使最坚定的人，也不免有些灰心丧气了：英雄的壮志也难耐不断挫折的消磨啊。那时离最终胜利尚远，东西方大战正酣，并没有什么曙光出现的迹象。谁曾想，仅仅3年之后，日本就举手投降了！而且，中国人能高兴的，并非仅仅战胜日本而已，还有一系列随之而来的大快人心事：与所有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概废除，在1945年，“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与常任理事国，进入世界五强；台湾回归，等等。这些都是多年的梦想啊，在日寇肆虐中国最猖獗之际，这些曾被人们梦想到吗？
1970年代初期，文革处于胶着状态，似乎宇宙都已崩塌，没有人知道出路何在。在工厂或机关混日子的人，可能并不着急；但那些“在广阔天地里”艰难度日的知识青年，哪里熬得起？岁月无情啊，尤其是年龄渐大的女青年，岂不灰心丧气？一些已感绝望的人，就在乡下胡乱嫁了人。那些许诺“在那里大有作为”的人，此时哪还记得他们？那时知青们的心情如何，今天已有不可胜数的作品记载，不致湮没于世了。那时，或许少数特别乐观的人还在坚持学习，指望日后能派上用场。大多数人就自暴自弃了。
有谁能想到，仅仅数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临：1977年，邓小平刚一复出，就主持恢复了高考，知青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终于迎来了大展宏图的时候。今天，不必十分费力就可以查到，改革开放后的多少成功人士，恰恰来自这一部分知青！这不是又一个明证：
灰心丧气之际，很可能就是时来运转之时。
薄熙来主政重庆、掀起文革妖焰之际，不仅是重庆的受难之人深感前景渺茫，不免灰心丧气；就是千里之外的各界人士，也无不忧心忡忡。真的，在那种局面下，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可能的。试想，如果不是王立军，有谁能制服得了薄熙来这只恶狼？事后许多人在谈到薄熙来时，仍然感到不寒而栗，并非言过其实。那时的薄熙来，或许真的得意忘形，就准备登大位了。谁知打向王立军的那一记耳光，竟将一切逆转；从此山城的妖雾也得以渐渐消散，担心文革重来的天下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且，普天之下的反文革力量也不是吃干饭的，岂不乘机大举反攻，将薄熙来在各地的小喽啰，如孔庆东、司马南辈痛打了一番。当然谁都知道，真正的文革遗患，并不是这些小瘪三。不过，人们除了拭目以待，也别无良策了。
现在能够说，紧随灰心丧气而来的，一定是什么吗？
我们很早就受到一种几乎深入骨髓的哲学训练：历史是服从必然性规律的。如果将必然性规律用于我们刚刚观察过的那段历史，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们是否应该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必然发生；辛亥之后，必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乱局之下，必然酿成五四运动；1920年代的大革命必然失败；八年抗战必然以日本投降、中国屹立世界而告终；大跃进与文革运动都必然失败；文革失败必然导致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的全面复兴；改革开放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种种负面后果……。
除了复述人们早已熟知的一段历史之外，以上这段文字还能告诉你什么呢？“必然性论者”就是这样给人们讲述历史：在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之上加上“必然”二字而已。这种言说不含任何新意，因而毫无价值。
现代思想家中，绝对地信仰必然规律的人，大概已经绝迹了。
世界应当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它在每一历史阶段都具有多不胜数的可能性，我们所经历的不过凑巧是其中的某一种罢了。
辛亥之后，中国人为什么就一定无缘享受一个虽不完美、但稳定向上的共和制？抗战为什么铁定终止于1945年？如果二战中盟军的战况不是已知的那样顺利；如果诺曼底登陆失败，或者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得手，或者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进展迟缓，或者原子弹没有如期研制成功……，你还能肯定日本能在1945年投降吗？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再蹂躏三年五载，并非完全不可能。
究竟有什么理由能够肯定，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等骇人灾难全都是劫数难逃？文革的结束也未必一定导致改革开放。如果不是邓小平恰恰在1977年复出；如果华国锋是一个不易通融的强势人物；如果挑选出来辅佐邓小平的不是胡赵，你还能肯定，1977年之后的那段历史不必完全改写吗？
我们经历过的许多好事与许多坏事，都未必是500年前就由刘伯温算好了。客观地说，它们不过是机缘凑巧而已！没有什么必然性在为你开道，你的面前不过是一片混沌而已。你今天舒服地躺在沙发上，享受着暖悠悠的晚年生活，并不是拜某个深奥思想家的“必然性”之赐，而是拜一连串偶然性的巧合之赐，那是命运的奇迹，真正可遇而不可求啊！你还是庆幸自己的好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