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哪个国家自称的爱国者最多，那肯定是中国；如果有什么国家的国民最不在意损害国家利益，那也一定是中国！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思：我们这里的许多爱国，究竟价值几何？如果仅仅是一种无须担负任何责任的爱国——不妨称之为廉价爱国——，它是国家所需要的吗？
对祖国投注爱的激情，当然是爱国的极致。于是，就有了对祖国的种种示爱，其中不免参入一些奇葩。最近的一件奇葩，是有人情不自禁地呼喊：祖国啊，你今年70岁了！听听我的祝寿吧。这些人就不想想，70年前你或者你的上辈没有祖国吗？
近年因获圣眷而崛起的爱国标兵周小平，我们已经久仰了；其爱国名言之多，不胜枚举。最近的记录是：对于美国制裁中兴公司，周小平称“这是很大的利好消息，这是自主创业的大好机会。”难道你就不担心，话说过了头，你的老板也会不高兴吗？
我在网上走动不多，孤陋寡闻，以致没有及时见到一种最新发明：吓尿体。据说这种体裁的网文威力超强，能致敌于死地。确实，单单是其标题就会将人吓一大跳：“美国吓尿了：中国空天轰炸机一小时可毁灭地球”、“要出大事了，中国又一法宝让美恐惧”、“中国秘密武器无敌了……美国吓尿了”、“内部人士曝东风26为何会令美国吓尿了裤”、“中国雷达成功追踪F22猛禽美国媒体吓尿”……。已经尿流遍地，不能再举了。
写吓尿体的“爱国者”有两大优势：无知且无耻。因为无知，才敢将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传闻搬上网；因为无耻，才敢造爱国谣，吹嘘能吓尿美帝，实际上只能笑尿别人。最近造的一个爱国谣说：中国发明了一种新武器“航公”，排水量10万吨，所载武器是一根100万吨的铁棒，将其直插美国航母，航母就完蛋了。当然，这种谣言吓尿不了美帝，却能使造谣者赢得掌声。
如上的爱国，无论表现如何奇葩，倒也不直接侵犯他人。有一种爱国，需要以破坏或者侵犯为代价，这是一种勇猛的爱国。不过，勇猛的爱国者未必是真正的勇士，因为他通常只是选弱者下手，就如同随手捏一只乖弱的家猫一样。
2012年9月15日，全国神秘地步调一致，爆发了反日大游行。50岁的李建利活该倒霉，恰好这一天在西安大街上开着他的国产日系车，被游行队伍围个正着。21岁的泥瓦工蔡洋岂肯放过他？二话没说，手持U形锁猛砸过去，李建利顿时头脑开花，至今还躺在医院里，总算保住了一条命。对于凶手，他只有一句话：愚昧！愚昧的代价是无辜者的伤残与自己的十年班房。
一个21岁的泥瓦工，大概也没什么文化，“愚昧”二字似乎能交待过去。但一些看来并不愚昧或者不应愚昧的人，干的事情也聪明不到哪里去。在那个比“9.15大游行”规模更大的“五四运动”中，北京的一群大学生硬是将“赵家楼”——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住所——一把火烧了！点火者为北师大学生匡互生。这位匡同学虽然读了一肚子书，也不想一下，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否该由曹汝霖负责；更一般地，当时北洋政府的实力是否足以改变巴黎和会的结局。
今天尽人皆知的“爱国”一词，其实其历史不早于民国之前。中国历史上虽然不无爱国观念，但一直被隐藏在重要得多的“忠君”之下，并无自己的独立表述。只有在皇帝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爱国”才被提到举足轻重的位置。
与“爱国”有关的概念比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并不是时下一些单纯的爱国青年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至少，爱国心、爱国表达、爱国行为、爱国主义等等，是一些相互关联却彼此有别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
最基本的当然是爱国心。要想表述得正式且严谨一点，不妨说：
爱国心是个人对于祖国所怀有的一种敬畏、崇尚、眷恋、归向与维护之情。
爱国心是个人归属关系与人生经历的自然产物，它不假思索。爱国心的表达可以矫饰、伪装，但爱国心本身却十分纯粹，它与个人的爱国深浅无关，也与个人的修养政见无关。爱国心近于本能，无需思维的提炼与学养的滋润，而且遍及高官大吏与市井小民，因而无所谓高尚可言。
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是德国人；马克思几乎一点也不爱他的祖国，恩格斯则略具爱国之情；没听说他们互相有什么责难。想通过爱国心来展示高尚，纯粹是一种无知；但无爱国心却足以展示人的基本缺陷。爱国心很不同于其他爱心：不像性爱那样缠绵，也不像对父母之爱那样亲昵。爱国心是渺小的个人对庞大国家的爱，是部分对整体的爱，是一种“仰视”的爱，其中多有敬畏的成分，或许因此而更不容易改变。爱国心人人都有，但深浅却各个不同，从几乎毫无爱国心到狂热地爱国。
仅当个人表达出爱国心时，他人才知道，某个人爱国心的多寡深浅。但表达可能虚假，因此真实的爱国心还需要某些真凭实据。表达爱国心有两类情况：自然流露与达到功利目的；后者包括表现自己的高尚情操以自夸，或者以爱国热诚来换取荣耀职务，等等。表达爱国心的方式既可以是言论，也可以是行动。例如，周小平与蔡洋就分别用言论与行动来表达各自的爱国心。至于他们的言行是否真出于爱国心，那是另一个问题。
但我们能说，蔡洋砸破李建利的脑袋是爱国行动吗？我们宁可保留爱国行动这个词，将它用于更庄重的场合：
个人或群体出于爱国的动机而进行的、实际上有利于国家的行动，称为爱国行动。
这样，文革中冲击英国代办处的行动，就算不了爱国行动；而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却是爱国行动。可见，一个行动是否为爱国行动，是需要客观地认定的，而不能由个人或怀有偏见的少数人说了算。当然，无论谁说了算都可能留下争执，以致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难以定性，至今成为悬案。例如，在1929年发生于东北边境的中苏战争期间，国内各地都有谴责苏联侵略的示威抗议活动。对这些活动如何评价，迄今官方都没有明确说法。这就意味着，在官方文献中，那些活动是否为爱国行动仍为悬案。
严格地限定爱国行动的范围，尽可能杜绝那些假爱国之名以售其奸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个外无强敌入侵的和平年代，在国家的强力保护下，以激进的方式表现爱国，是一件无需承担任何风险、却往往能收获美名的事，何乐而不为？这样，廉价爱国行动或者伪爱国行动就层出不穷，成为一大祸害。伪爱国行动的制造者行为偏激，居心叵测，祸国祸民，往往在酿成灾难之后在爱国名义下获得保护，甚至被捧为英雄。更严重的是，这类事件屡屡发生而得不到清算，使得社会弥漫着宁左勿右的气氛，贻害少不更事的年轻一代。在抗日游行中，将U形锁朝日系车主头上砸去的那个年轻人，本人也被害得够惨；是谁在害他呢？
爱国心本身并不连带责任。责任心不同于爱国心，不完全是一种由归属关系自然决定的禀赋，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教育、修养与生活的磨练，各人的区别可能很大。有些人有极大的责任感，履行责任已近于本能，并不需要意志力的督促；有些人完全无责任心。大多数情况则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依据责任心的不同，爱国者相应地区分为两种类型：有责任感的爱国者与不履行任何责任的爱国者。两者的区别，实际上就是真正的爱国者与廉价爱国者的区别。
真正的爱国者肯定不多。理由在于，完全地履行爱国责任谈何容易！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为尽爱国责任而须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流汗？流血？丢脑袋？你一旦认定了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只能义无反顾，在所不辞。这样，真正爱国者的故事，就不能不惊世骇俗；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彪炳史册。
至于廉价爱国者，则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在安全的环境下不失豪言壮语，信誓旦旦，要以身报国；但一旦责任真的降临，哪怕伴随着一点风险，也避之唯恐不及。彻底的廉价爱国者或许并不多；但一定程度的廉价爱国者，则所见多矣！
爱国本来是一种好心态，无可厚非。即使因爱国心切而过了头，陷入非理性爱国，只要没有非理性的行为，也不致为害；即使有某些非理性行为，例如盲目抵制外货之类，也不致造成重大危害；即使因无知、盲目而且任性，造成了较大危害，例如在爱国大游行中打砸外商，造成经济损失，只要不是居心叵测、蓄意生事，也还是一个予以规劝、教育或者适当惩戒的问题，未必就是误国奸贼。只有那些借爱国之名，行欺世盗名、谋取名号权力之实，不惜误导民众、危害社会的人，才是应当被社会唾弃的国贼。颇具想象力的人给这类人安了一个头衔，唤作“爱国贼”，实在贴切之至。爱国贼其实并不爱国，只是打着爱国的旗号以售其奸而已。在一个爱国口号淹没一切的年代，欲售其奸者不打爱国旗号，难道还打汪精卫的旗号不成？
问题是，真有“爱国贼”这种人吗？岂止有，且不少见，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特产。鼎鼎大名的王立军就是一个。此人善唱高调，争得全国标兵的美誉，爱国旗号还竖的不高？但一溜烟工夫就投奔美国领事馆了，还不算爱国贼？但王立军已经是死老虎了，光说这种爱国贼没意思，不如看点其他货色。
那个自称是孔圣人之后的北大教授，行为乖戾、举止失常，不妨认为是个性使然，不去说也罢。在朝鲜的疯狂举动被举世谴责之后，此人仍然去朝鲜朝圣，且对独夫民贼赞誉有加，虽然令人作呕，但那是他的言论自由，无从计较。薄熙来在重庆谋大事之日，此人机会来临，没有少要研究经费，固然被学界视为不齿，但那时风向如此，别人无可奈何。但单单一件事却难得到宽恕：他竟以不堪入耳的粗话辱骂香港同胞！怎么说香港也有700万人，通过侮辱700万人来表现爱国，这不是贼是什么？
还有那个奇葩媒体人，曾做过电视主播什么的，与孔教授恰成一对。倒没听说此人自称太史公的后裔，不便乱说。但其本事，似乎比孔教授更胜一筹：他一样从薄熙来那里拿到巨额经费，一样在舆论界兴风作浪、名利双收，一样在朝鲜得到特别礼遇、对这个奇葩王国顶礼膜拜，一样靠痛骂美帝浪得爱国大名——但有一样却为孔教授所不及：这个反美斗士居然跑到美国当主播去了。去美国并不犯法，但一个在中国媒体界混了几十年，从来都是一种与美帝不共戴天的姿态，怎么能说走就走了，根本不给国人一个交待？一个公众人物，误导民众几十年，伪装几十年，不是爱国贼是什么？
在中国当鹰派，肯定是最顺当的爱国之路。和平时期的鹰派，尽管张开嘴巴说大话，既不必担心承担应验的责任，也不必赴汤蹈火、身体力行。只是鹰派过了头，也不免惹麻烦。一位将军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竟然突发奇想，对境外媒体宣称：中国已作好与西方对决的准备，一旦有事，将让出西安以东的200个城市，即使半个中国化为灰烬，也能在随后的反击中战胜对手。献如此奇谋异策，也算顶级爱国表现了。只是这样一来，岂不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让举世骂为战争狂徒？个人说说或许挺快活，但从一个现役将领口中说出，岂不让世界误判中国意图，以致危及国家安全？这个祸闖得有多大，稍有常识的人都十分清楚，完全用不着解释。只是据说这位将军是元勋之后，为他准备好的那个“爱国贼”头衔，也就不忍出手了。
没有人将爱国贼与卖国贼作过比较。况且，在和平时期这种比较不免太空泛，显示不出实际结果。不过能够肯定，爱国贼比卖国贼更好当、更具欺骗性；至少，在尚未听到炮声的时候，情况必定如此。因此，说当下爱国贼危害更大，未必没有道理。
在当下的中国，数落爱国贼肯定是一件不受欢迎的事情。对于那些不愿听到这类说法的人，不妨让他们听听一些著名西哲的看法，或许能长点见识。
马克·吐温：“说到爱国主义，那简直是骗人；这常常是一个纪念抢掠的词语。”
爱默生：“当整个国家大声叫嚣爱国主义时，我不得不探究他们手掌的洁净与心灵的纯洁。”
塞缪尔·约翰逊：“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如果你觉得这些说法有点骇人听闻，请稍安勿躁，不妨细细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