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政治史，几乎就是一部内斗史：家族内斗、官场内斗、宫廷内斗、民族内斗、国家内斗……。内斗的任何一方，肯定都志在必胜，为此不惜生灵涂炭。然而吊诡的是，最大的赢家竟可能是局外之人。这岂不使那些曾经壮志凌云的内斗主角颓丧之至！
内斗一旦到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彼此之间的互相仇恨就成了不共戴天。其中任何一方，如果要在如下两种结果中选一：要么对手成赢家；要么赢家归于毫不相干的第三者，那么很可能会选第三者，“宁予他人，不让对手”啊。此种心态，在内斗者中颇具普遍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内斗的结局才往往是“渔翁得利”。这一类的事例见于古今中外，下面就是一些典型事例。
清兵入关——近400年前的清兵入关，至今都是汉民族不能忘怀的伤痛。正是这次灾难，导致了数百年的外族统治，导致了汉民族被一小撮半野蛮人蹂躏的奇耻大辱。那么谁是祸首呢？是吴三桂吗——至今就有很多人这样认为——他不为清兵敞开山海关，清兵何至如入无人之境。是李自成吗？他如果不在民族危亡之际，图夺天下，直取北京，何至让满清遂得渔翁之利。是崇祯帝吗？如果他治国有方，能号令天下，一致御外，不致国中遍地烽火，何至让清兵乘机而入。此三人中任何一个，在明末的内乱中，都只顾一己之私，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勇于内斗，怯于御外，致使清兵入关的惨祸终于不可避免。毋宁说，此三人都是民族灾难的祸首，都是千古罪人，何必斤斤于孰轻孰重？明末的内斗没有赢家；如果说有赢家，那么，它就是连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满清！谁叫你让满清当“渔翁”呢？
庚子之变——清兵入关之后260年，又一次惨祸来临，它还是与满清有关，这就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史称庚子之变。在今天的教科书上，这件事已有定论：西方侵略者是罪魁祸首。但如果不细究前因后果，就不能有任何历史教训。取一个大国之都，是极不平常的事；倘无非常特殊的理由，列强即使有“亡我之心”，未必容易达成组成联军的共识。为列强提供了理由的不是别人，正是愚不可及的慈禧，她竟对各国使馆宣战！试想，如果1979年越南对中国使馆宣战，你会认为中国不应出兵直取河内吗？那么慈禧对使馆宣战的事由呢？那就是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竟然要求清政府制止义和团“灭洋”，恢复北方已经乱得一塌糊涂的秩序。
被称为“红卫兵之祖”的义和团，确实战果累累：焚烧教堂、屠杀教民、冲击外交使团、烧杀抢掠凡是与洋字沾边的任何东西，让整个北中国烽火连天。义和团抵御了列强吗？愚昧、迷信、自称“刀枪不入”的一群乌合之众，连列强的影子都没看到，只是在英勇无畏地杀自己的同胞！
这种内斗实在旷古未闻，岂止是内斗，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内乱了！慈禧恰恰是这场内乱的煽动者。慈禧岂不知道，义和团根本不足以抵御洋人？况且，她也不会认为洋人是心腹之患，她更忌讳光绪、光绪后面的帝党、维新派，她正是要利用义和团来除掉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大能耐的义和团，干这种事还是够本事的。老滑的慈禧，盘算得岂不精准！只是，这场内斗下来，谁都没得到什么好处，唯有列强成了赢家。这个公开宣称“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慈禧，还不算祸首，就没有人该承担责任了。
中原失鹿——现代史上最惊天动地的一次“中原逐鹿”，就是国共内战。结果为众所周知：国民党失掉了那只追逐多时的鹿。那只失去的鹿落入谁手了呢？似乎不必再问，当然是落入北京之手。但更精细的观察发现：那只鹿另有主人，他就是斯大林！他为获得这只鹿，已静候多年了。
二战结束之际，苏联的形势并不美妙。战争让这头北极熊几乎实力耗尽，国内经济凋敝，根本无力与财大气粗、风头正盛的美国相抗衡。在与西方对峙的前沿地带，苏联实际上完全处于守势。例如，服从美方划定的三八线、在中国内战中小心地避免与国民党正面冲突、在金日成请求发起战争时犹豫再三——凡此种种，都证明了苏联缺乏底气。如果在中国内战中北京能够完胜，那么，北京抢到手中的那只鹿，实际上也就属于斯大林了，美苏之间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形势。这种局面，还能有谁比斯大林更清楚？
于是，尽管中国内战门面上的赢家是北京，但真正的赢家却是斯大林；斯大林即使不是唯一的赢家，肯定也是最大的赢家！正是在1949年之后，斯大林有了在美国面前寸步不让的底气，敢于首肯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敢于促使北京将军队开赴朝鲜，让中美双方两败俱伤，让元气大伤的美国不能不在世界各地退让，让北京在沉重的战争债务之下，复兴事业备感艰难，更加依附于莫斯科……。北京与莫斯科，谁是真正的赢家，不是明如白昼吗？
国共双方，在内战开启之际，会想象到“渔翁”在后吗？
林江之争——在1980年“两案”的审判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有趣一幕是：当江青发现她的死敌林彪党羽竟在同堂受审时，不禁勃然大怒，大吼“我怎么能和这些反革命分子连在一起？”其实，将自己与曾经与之斗争的四人帮连在一起，林彪派又何尝不愤怒异常呢？只是不敢像江青那样咆哮公堂而已。不管文革后的理论家如何精心虚构，要将林江两派捏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当然，林江之争也就是毛林之争，那是上世纪最诡异、最惊心动魄的一场内斗。这场内斗的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它导致了两派的先后覆灭，从而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因此，这是又一个渔翁得利的故事，而且是同类故事中最具戏剧性的动人故事。
自从林派的“四大金刚”的回忆录陆续面世之后，人们对于林派渐有一些正面印象；林派的凄惨结局，也激发了不少人的同情与理解。林推动个人崇拜、促成文革固然可恶，但他毕竟是一个传统的军事强人，并不真正希望国家毁于乌托邦妄想，对四人帮的抵制不无真诚的成分，并非全出于权争。另一方面，四人帮肯定完全忠于毛的理想，事实上是毛的最理想的接班人。他们对林派没有任何妥协余地。至于“小舰队”之类的传奇故事，除了表现了武人简单粗率的本色之外，其实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并无太多实质意义。
林江之争的真正戏剧性的结果，是其意想不到的善后：无论是林派还是江，都不可能预见到，邓在后面等着收获果实；就是主动推出邓的毛以及邓本人，大概也没有预料到，最终权力会集中于邓手中，而且邓竟敢于恢复并百倍扩大曾被批为“走资派”的一切，从而将国家带上毛林江都不可能认同的道路。
结局就是：毛林江都输了，只有邓是赢家，而且是空前的大赢家！
从这些渔翁得利的故事中，人们能学到些什么呢？
为便于分析，首先对内斗的形态作大致分类，分类依据内斗参与者的善恶。善恶并无严格标准，不容易把握。因此下述分类仅有相对的合理性。
两善之斗——内斗双方都具有正面的形象；两者打出的旗帜，也都有各自的号召力。其所以陷入争执，要么是因为程序性的原因，要么是枝节上的分歧；当然也不排除利益的纷争。这种内斗本来是不应发生的，在最好的意义上，就是通常所谓的兄弟阋墙，其悲剧性胜过其荒唐性。在这种情况下，某个不怀好意的“渔翁”趁机而入的机会有其现实性；如果让某个胆大妄为的狂徒乘机夺得主导权，其悲剧就更惨。用一个粗率但简洁的表达就是：
好人与好人之间的内斗，应警惕被“渔翁”所乘！
戊戌之后，梁启超与章太炎在东京的中国流亡者队伍中斗得不可开交，最后都遭了清廷坐探的暗算，就是一个引人深思的例子，它促使人们去吸取“鹬蚌”的教训。
两恶之斗——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内斗双方都没有什么正当性，而且人品、口碑都居下流。这种内斗通常尽显其丑陋与邪恶，无论其手段与后果都无正面形象可言，纯粹是人类生活中的黑暗面，应当被所有理性的人士所唾弃。这种内斗唯一可能显现的光彩是：某种正面力量因势利导，将内斗引向某个积极的结局。
用同样简略的说法就是：
坏人与坏人之间的内斗，最好能被某个正面的“渔翁”所乘。
这种类型的典型例子，就是人们常常乐于谈到的文革事例：文革内斗，最终被蓄势而起的改革派人士引向了改革开放。这样的“渔翁”应当得到称颂；而倒霉的“鹬蚌”，则是咎由自取。
善恶之斗——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就是：内斗双方大体上分别具有正面形象与负面形象。在这种情况下，惯于渲染的人就可能宣称：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或者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斗。实际情况多半没有这样鲜明。“光明—黑暗”论近于真实的例子是美国内战，你可以说它是反奴隶制对奴隶制的战争，当然实际情况或许复杂得多。光明与黑暗恰好被误判的典型例子是朝鲜战争，那个被许多人涂以亮色的北方，现在知道，恰恰是史上少有的黑暗王朝。光明与黑暗都模糊的例子是西班牙内战，无论共和派政府与保守派的弗朗哥，都是极难界定的势力，都谈不上什么“光明”的表现。
这种情况的走向似乎颇不相同：
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内斗，有兴趣介入的“渔翁”可能不多。
综合如上三种情况，除了最后一种之外，都有“渔翁”的机会，只是“渔翁”的利益激励与价值都不相同，因而对于“鹬蚌”命运的评价也完全不同。
现在专注于两恶之斗这种情况。依据前面的分析，这种情况有赖于某个“善”的“渔翁”来收拾局面。“渔翁”可能是时势造成，也可能是某种势力刻意培植。
邓小平这个典型例子尤其值得人们注意。邓无疑是史上最成功的“渔翁”之一，他扮演这一角色几乎恰到好处。
当林江之争——实际上就是毛林之争——正如火如荼之际，邓小平在江西某拖拉机厂做他的钳工，不可能有插手的机会；至于是否有插手的预想，则不得而知。等到913事件之后，林派主角都已退场，残余势力与江青派的较量则并未绝迹，只是相争的“鹬蚌”都已呈颓势。眼尖如邓，不可能不看在眼中。他立即从江西写信给北京，恳切地表明“悔过、复出”的诚意。恰好此时，毛记起了他的这位老追随者，现在是用人之际，也顾不得许多了。于是，邓的机会终于来到，他以素有的机敏，立即赶赴“渔翁”之任。至于收拾“鹬蚌”，则仍须静候适当的时候，对此邓并不失韬晦功夫。
世上“渔翁”多矣，但技高如邓者却未必很多，因而邓的技艺就有了被揣摩的价值。这种技艺，不妨称之为渔翁之智。渔翁之智有某些不可缺少的元素，值得加以概括。
首先是紧盯时局。鹬蚌相争之际，一开始局面未必明朗，“渔翁”暂时无从下手，此时断断不可造次，只能静候一旁，观察动静，紧盯时局。1972年之前，每天在江西住所前草坪上度步的邓小平，眼睛肯定是紧盯着北京的。
其次是伺机而动。一旦“鹬蚌”出现异动，那么正是局面变化的迹象，或许很快将机会来临。此时如果无动于衷，就可能坐失良机，无论如何得作好应急预案。邓小平在江西风闻北京有意让一些老人复出，此时致信领袖，可谓正其时也。
还有是当机立断。一旦时机成熟，那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临门一脚，一举收拾“鹬蚌”了。此时就须当机立断；当断不断，也可能功败垂成。在邓小平这个事例中，关键性的一步已由华国锋做到了，这对于邓竟其全功，当然是一绝佳好事。但继续清除林江两派余孽，仍然少不了邓的多次决断。这些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历史，无需赘述。
并非题外话的是：既然“渔翁之智”只用于两恶之争，就不能也不应移用于寻常秩序下，尤其不应用于法治社会中的争执处置。否则，曾闪烁智慧之光的“渔翁之智”，就会成为丑恶之至的险诈权谋！
一旦法治时代来临，“渔翁之智”就多半不再有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