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人类行为，输给人以蜜糖般的清甜，却常常种下最有害的恶果——它就是谄媚。谄媚之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但并未受到多少谴责。对它的反应，要么是衷心的欢迎，要么是熟视无睹的冷漠。那么，谄媚与我们每个人是利益攸关，还是不关痛痒？谄媚是文明的养料还是毒剂呢？
谄媚固然口碑不佳，却也源远流长，早就伴随人类文明而生了。不会有人知道它起源于何时；实际上，它甚至存在于动物社会里。如若不信，不妨到动物园看看去，看猴子如何讨好猴王。
偏好学理的人一定会说：谄媚是进化的产物。一个有谄媚的（人类或动物）群体，或许更多一点内部和谐，因而更有利于群体的生存。痛恨谄媚的人则不太可能认同这种说法；但即使如此，大概也不能不承认，谄媚至少比嫉恨好吧。
谄媚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特定取向，其特征就是：
谄媚者曲意取悦于被谄者，以赢得后者的好感，从而可望收获利益的回报。
此处的关键词是取悦、利益、曲意。取悦是谄媚的直接目的；利益回报则是谄媚的最终目标；曲意则是谄媚者的行为特色，当然没有什么光彩可言。不消说，谄媚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行为。谄媚多半为磊落之人所不齿，因而在道德上具有负面形象。但也不妨说，谄媚毕竟是一种自我保存行为，至少不能列入万恶之首。
无论你如何看重祖上的荣光，在祖上的众多遗产中，谄媚就是一项，而且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项。就是说“谄媚是我们先人的祖传秘诀”，也不为过。
如果一定要我来归纳历代谄媚诀窍，那也太损人了：那岂不意味着，我本人就是精于此道之人，否则安能致此？这肯定不是我之所擅长。不过，略通文史的人，对于谄媚要诀，总能说出一二。
曲意奉承 在上位者——君王、上司、长辈、业师等等——面前，你就将能想到的赞美之词堆上去吧。当然，你心中未必认为这些赞美都切合实际，否则就无所谓“曲意”了。喜欢听悦耳之言，乃人类本能之一，谈不上是什么道德缺陷；难道你能要求人们专爱听刺耳之言吗？即使是那些堂堂君子，虽然总体上并非谄媚之人，也未必一生都无谄媚之态。
文过饰非 这本来是上位者最常用的自卫策略。但如果某个下位者善于揣摩上意，主动代其文过饰非，那就是顶级的谄媚术了，较之于曲意奉承，它所博得的上位者的欢心不知多出凡几！
逢君之恶 君主们的种种恶行：黩武、暴虐、扰民、奢侈、淫乱、徇私、荒政、悖谬、无道等等，多少得到某些忠良之士的谏诤与匡正，但更可能受到谄媚者的逢迎。在历代官修史书上，这类谄媚者被称为“奸臣”，常常成为恶政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且不说这是否公平，“逢君之恶”肯定不足取，即使从现代眼光看来也是如此。纵容秦二世乱政的赵高、向王莽献上天下祥瑞的劝进者、为唐玄宗的纵情淫乐助兴的杨氏兄弟、为宋徽宗的每一荒诞之举出谋划策的蔡京、助宋高宗诛杀忠良的秦桧、为乾隆虚耗国力的无止境巡游推波助澜的和珅、鼓励慈禧修造颐和园的满清大臣……，都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他们的谄媚术却并未失传，至今仍为一些奸邪小人所乐用。
今天人们哀叹不已的是，许多国粹已无人问津，以致有失传之虞。不过，谄媚术肯定不在此列，它不仅没有失传，实际上已经破纪录地发扬光大，真正成了声播海外的盖世神功。历代相传的那些谄媚绝技，例如曲意奉承、文过饰非、逢君之恶等等，今天都被推陈出新了。这方面的事例简直多不胜数，完全不难信手拈来。
林彪曾被誉为现代谄媚之首，只是后来一些秘闻曝光，在密室中他对谄媚对象竟有全然不同的另一番说法，“谄媚之首”的桂冠就成了问题。但不管怎样，像“最高最活”、“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名言，他人依然无望超越。
地位稍次的谄媚者，也不乏惊人之言。柯庆施就公然主张，崇拜某人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柯因此而被考虑作取代周恩来的总理人选，只因其早逝而未能如愿。一度被推为首席理论家的陈伯达也毫不示弱，1970年在庐山，他竟一口气找出数十条经典语录，用以证明维护领袖的天才地位完全名正言顺。可惜这一次他真是拍错了地方，竟让自己遭致灭顶之灾。此外，不可不提到那位桂冠诗人郭沫若，他在面对一张著名的飞机上的照片时，不禁大发诗兴，写下千古名句：“窗内窗外两个太阳”！如此神来之笔，你想窗内的太阳该有多高兴！
谈到文过饰非的功夫，恐怕还得推林彪为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过是说出了一个无人不晓的事实，无从置辩。唯有林彪“众人皆醉我独醒”，挺身而出，断定“人祸”就是因为“没有听某某的话，没有真正领会某某的著作”。你想这种话听起来多爽！文革中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谁闯下的祸；但林彪却坚称“形势就是大好，而不是小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能发明这一连串马屁话，你说他不是天才？913事件之后，也没人说某某“用人失察”，却有人拿出了有“先见之明”的证据，就是那封著名的《给江青同志的信》，据说写于1966年。只是有人揭秘：那就是913之后张春桥捉刀矫制！这就留下了现代史上的一个悬案。
至于逢君之恶，那可是当时每个高官不能不具有的本领，也许彭德怀等少数呆鸟例外。1958年领袖在河北徐水说了“人民公社好”，所有高官立即跟上，以雷霆万钧之力，仅几个月工夫，就在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直至覆盖天涯海角。
领袖直接肯定了亩产数万斤的“粮食高产卫星”，开始着手解决“粮食吃不完”的问题；高干们闻风而动，纷纷下乡指导高产实验田。只有李达不识相，自恃是老战友，竟敢当面质问：你出身农家，也种过田，就相信这些卫星？直使领袖勃然大怒。
领袖坚持“公共食堂好”，面对朱德等人的质疑以及饥荒开始漫延的危局，川督李井泉竟然硬扛着，就是不肯解散公共食堂，以致饿死千万川人而为千夫所指。此公在闯下大祸之后，尽管在民间声名狼藉，但在政坛上却一点事也没有，更升迁为政治局委员；直到文革乱局中面对暴民才死于非命，也算是恶有恶报吧。
古今事例都说明了：谄媚足以误国、祸国甚至亡国。既然祸害至此，那些社稷之臣、栋梁之才，就不能以天下为重，收敛点谄媚的功夫，振作些官场的正气？本来都是五尺男儿、堂堂君子，怎么能都学李师师，低眉下首事君王呢？就是像李鸿章，还有那个至今都被认为功高千古的现代大儒，被誉为一代名相，即使在群雄斗法的国际舞台上，也是不让他人的赳赳男子，怎么一进了宫门就没了一根硬骨，软成一滩烂泥呢？
事情一至于此，让人不能不想：或许不能全怪谄媚者，他们想必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或许，原因恰恰就在于那个“一尊”！
君王们的求谄无已，将大多数臣下变成了谄媚者。
按理说，理智的君王不应该这样。他们为着自身的利益，为着社稷的鸿运，为着宇内的澄清，让那些铮铮贤者留在身边，岂不更好？君王们就不能让身边更多一些魏征、包拯、海瑞、彭德怀？少一些高俅、蔡京、和珅、郭沫若、李鸿忠？
然而，这都是书生之见。君王并不乐见魏征、包拯，更乐见高俅、和珅！
这样的君王都是昏君吧？并不尽然。唐太宗当然称得上是明君，他真的希望朝堂上尽是魏征吗？一个魏征已经使他够受的了。乾隆也许并非总是明君，但也算不上是昏君，而他就是喜欢和珅！
无论你信与不信，君王——无论良痞——就是喜欢谄媚者，至少喜欢在适当时候的得体的谄媚行为。在包含君臣在内的权力市场上，亦用得着一条交易法则：有需求就一定有供给。其所以无处无佞臣、无处无谄媚，就是因为有对谄媚的需求，而且是求谄无已。此处的求谄者，仅说到君王，其实任何权力者都会有对谄媚的需求，所服从的逻辑也大同小异。
有了这一层认识，你就不致将愤怒全部发泄在谄媚者身上。另一方面，全怪君王（或者上位者）就公平吗？如果以“不求谄”来要求君王，那么就不可能有合格的君王了。实际上，即使是“求谄”的君王与“好谄”的臣下同演一台戏，仍然有避免谄媚的方法在，那就是依靠制度约束。可惜，当下恰恰缺少这个，奈之何？
谄媚者为取悦上位者，提供恰好为上位者所需的言辞或者行动，二者都可能导致祸国的严重后果。不妨以言、行分别论之。
曲意取悦上位者的言辞，多半提供虚假信息。这类信息固然能投上位者所好，但将误导上位者的判断、决策与行动，很可能导向严重的有害后果。具体来说，可能有如下几种情况：
投合上位者之意，有意虚夸形势，渲染成绩，掩盖失误，让上位者失去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因而无从作出有效决策。例如，就在大跃进失误非常严重，形势空前危急的时候，谄媚者还在领袖面前一股劲地唱高调，鼓吹“形势大好”，使那些较清醒的人不敢做声，这就拉不住那艘滑向深渊的巨舟了。
无论上位者对人和事的判断如何偏颇，谄媚者根本无意匡正，只是一意顺着上位者的意向，加剧本来就已经背离事实的偏向，使之偏向更大，判断更误，直至酿成恶果。例如，913事件之后，任何不闭目塞听且未丧尽天良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林彪的危害是极左。但上位者持有十分怪异的逻辑，力排众议，坚称林彪就是极右！而张春桥等人则一味迎合，鼓吹批极右，调子越来越极端，致使极左狂热超越林彪，流毒全国，带来极大祸害。
谄媚者的祸国行为主要表现在：如果上位者有某种偏向，则谄媚者配合以积极的行动来加剧那种偏向，根本不顾这样做将如何祸害国家。即使在现代史上，这类事例就已够多，就不备述其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