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所创造的那些使人怦然心动的美妙词汇中，理想一词，无疑具有特别的魅力。谁能说，完全未曾有过为理想所激动、所驱使的体验呢？只是，这种体验多半苦涩且心酸，让人充满失望。然而，人们未必能因此而获取多少教训，致使悲剧频现而似无了日。
约两千年前，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这样走完了他的去天国之路：他因毫不动摇地坚持基督教信仰，屡遭罗马当局警告。他在流放过程中的事迹在基督徒中被广为传颂。当被处死的命运即将降临时，他弃绝任何逃生的念头，静候着死神的来临。在最后一次审讯的法庭上，他断然拒绝了向罗马神献祭的要求，几乎是逼着本来有意赦免他的罗马总督作出死刑判决。随后，在一大群呼喊着“我们愿同他一道去死”的狂热基督徒的陪伴下走向刑场，安然地引首就戮。
在那个时代，一顶“殉教者”的桂冠对基督徒有多大吸引力，后世人已不易想象。历史记载了基督徒们狂热地盼望殉教的情景。当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被投入罗马斗兽场，行将被吞噬于猛兽之口时，他竟不可理喻地祈求人们：千万不要出于好心而加以阻止；他甚至故意挑逗猛兽，催促侩子手尽快行刑。一些基督徒因无人告发，竟主动请求官府治罪，以便早日解脱，进入天国。
在罗马帝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几乎是乞求着赴死，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画面，让后世人无比困惑：殉教者们的无畏壮举，究竟是基于向往荣誉，还是对于解脱的渴求？只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殉教者在走向死亡之际，必定带着即将实现天国理想的欣慰。
关于天国、复活、世界末日、千年盛世等等，《圣经》中都有详细描述。对天国的承诺是否出于耶稣，这一点并不重要。实际上，对于天国的期许甚至比基督教更加古老，它或许起源于人类的童年，几乎是人类的本能愿望。关于天国的故事，广泛存在于世界各文明民族的传说中，在细节上的差异没有什么重要性。本质的思想是：尘世充满苦难，人类的幸福不可能实现于现实世界，唯有身后可望进入的另一个世界——无论是称为天国、天堂、极乐世界或别的什么——才是希望之所在。有一个无限美妙的最终归宿，对于苦难中的人类，该是多大的安慰！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以或多或少类似的形式坚持天国理想，绝不是偶然的。
一种不承诺天国的宗教，怎么可能有吸引力呢？
可引用无数的事例来说明，看来虚无缥缈的天国理想，给虔诚的信众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恬谧、安然、满足感甚至福祉；不能说，这些不是实实在在的。
尽管如此，整个说来，天国理想并未使人类脱离苦海，人类的苦难仍然无穷无尽；而且，不少苦难恰好是与天国理想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是早期基督徒所受到的广泛、残酷的迫害。尽管那些坚定殉教者的欣然赴死，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迫害的惨烈性，但受害者的苦难并不能一笔抹去。
其次，在漫长的中世纪，严酷的教会统治给广大基督徒带来了实际的肉体痛苦；而教会自身的黑暗则给教徒带来了精神痛苦，他们因理想与现实的背离而陷入深深的幻灭。在极端的情况下，幻灭感甚至会摧毁天国理想。这一漫长的精神炼狱，在但丁、薄伽丘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了经典的表现。
宗教的天国理想，或许拯救了最虔诚的那部分教徒，却未能拯救人类。深陷苦难而又绝望于天国理想的人们，不免陷入新的幻想，即期待进入某个地上的天国，这就是乌托邦。
乌托邦一词源出古希腊大思想家柏拉图，意为虚构的理想国度。真正使乌托邦一词广为流行的，是英国空想主义者莫尔（1478—1535）的著作《乌托邦》，在这本影响很大的著作中，莫尔虚构了一个平等、幸福的共产主义国家，其名称就是乌托邦。紧随莫尔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类似的作品，他们所描述的理想国度，后来都概称为乌托邦。
乌托邦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 社会成员普遍平等，甚至具有某种兄弟情谊。
● 实行财产公有制。
● 对公共产出的个人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
至于乌托邦的内部管理体制、政府结构、文化教育、宗教娱乐、武装组织、外部交往等等，则五花八门，不拘一格，随构想者的特殊偏向而异。不考虑这些次要的差别，总体上看，乌托邦应当归属于“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范畴之内。显然，后来取得主导地位的经典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不太可能认可这一归类。在他们看来，乌托邦不仅在构思上简陋、粗糙、幼稚可笑，更重要的是，它不过是一种空想，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因此，乌托邦的构想与倡导者们，后来概被贬斥为“空想主义者”。
随着《乌托邦》一类著作影响的逐渐淡去，由一部分文人掀起的乌托邦热，很快就归于沉寂。仅仅从文学与社会理论的角度看，乌托邦热仅留下某种历史陈迹。
至于乌托邦的现实影响，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从情理上看，最容易被乌托邦理想所吸引的，应当是深受苦难的下层劳动者。在欧洲，正是这些人支撑了最初的社会主义运动，但他们却未必是《乌托邦》这类书的读者。实际上，对于劳工来说，社会主义几乎是一种本能。
另一方面，一些读过莫尔的书，且具有救世情怀的社会精英人士，虽然自己并不迫切需要某种乌托邦的拯救，但其乌托邦热情却不输于下层劳工，甚至更加坚定执着。他们或投身于乌托邦实验，例如英国实业家欧文；或倡导与组织某种社会主义运动，例如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与傅里叶。只是，他们的奋斗最终被淹没在后来更加宏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他们自己则以“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一贬称进入历史。
乌托邦理想虽然没有什么真正结果，但它是后来延续数百年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滥觞，其后续影响不能不深入到当代乃至未来。
经历过红色时代的人，想必觉得对于红色理想没有什么值得解释的，无非就是人们在背诵语录时所学到的那些东西。然而，红色理想的含义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阶段，对红色理想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
在马克思时代，红色理想——自然也就是马克思的理想——除了涵盖“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的大部分期待之外，也涵盖法国启蒙思想家、英国思想家洛克、密尔等人的社会理想，尤其是包括自由、平等、民主在内的基本文明价值，当然还包括巴黎公社战士的那些期待。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和谐一致，似乎不能肯定马克思已经完全想清楚了。
在列宁时代，马克思理想中的许多内容，尤其是从启蒙思想家那里继承下来的那些理想，要么被“扬弃”，要么被静悄悄地弃置一旁了。列宁尤其不喜欢自由、平等、民主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其著作中给予了无情的嘲笑。他对马克思的最具创见的改进，是无限制地使用暴力的权利与领袖的绝对权力。
在毛时代，红色理想保留了列宁最珍视的那些创新，更增加了不少中国特色，例如“天天讲”阶级斗争，“57道路”，“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等等。列宁思想中尚存的“利用人类全部文化遗产”之类的理念，则被冷藏了。
可见，如果只说红色理想而不加解释，就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
红色理想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不妨以列宁理想为例作一说明。
不能以列宁事业最后失败了为由，认为列宁理想完全没有实现。实际上，在其主要方面，列宁理想一度实现了。例如，在苏联完全以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基于领袖绝对权威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果说，布尔什维克曾经许诺工人以天国，那么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苏联，就正是理想中的天国。至少从字面上看来，对照列宁的纲领，这个天国并无不妥之处。
问题在于，进入天国的人并不感到满意。首先，他们没有享受天堂那种感觉，生活赶不上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填不饱肚子，甚至经历了三次大饥荒（1920—1922，1926，1932），使数千万人丧生；自由比沙皇时代更少，稍不留心就会被送去西伯利亚或者地狱；贝利亚们高高在上，更无平等可言；至于列宁一再强调的，“比资产阶级民主优越千百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则只是让几乎每任总书记一任至死。总之，红色帝国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天国，在布哈林、加米涅夫、季托维也夫、图恰切夫斯基以及几千万死难者看来尤其不像。
那么，是谁欺骗了俄罗斯人呢？是红色理想的灌输者们吗？没有哪个布尔什维克——包括列宁本人——会这样认为。即使今天重读一遍当年对红色理想写的每一个字，许多人还是会认为，那个理想没有错！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在于，红色理想也是乌托邦，而乌托邦是没办法实现的，即使实现了，它也会变魔术般地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看过这些例子之后，就不可能再说，理想一定是好东西了。
如果以为，从如此血风腥雨的历史中，人类总能总结出教训，从此使善与恶、正与邪判若云泥，那么，你很可能会失望。自古以来，类似性质的灾难反复重演，岂不证明了人类命运的诡秘难测？
人类也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人们毕竟能观察到，乌托邦一类的社会理想有明显的共同特点：
救世情怀 人类本多苦难，任何声称能够拯救世人的社会理想，都将使人们不能无动于衷，禁不住逐渐卷入其中，终至趋之若鹜。那些坚定地追随耶稣、圣保罗、圣约翰的人，或许有普救世人的情怀，或许有希望得救的愿望。那些追随布尔什维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如果不是认准红色理想的救世的人道价值，那就是本人苦难深重，除此别无出路。
天国相许 人类是容易被微弱荧光照亮的前景吸引的动物，许以美酒佳肴的远景就更不必说了，许以天国则唯有使人疯狂！宗教大多许以天国，有几人宁愿拒绝如此巨大的诱惑？仅仅许以天国中有多少位美女等待着，愿意当人体炸弹的穆斯林青年就排起了长队。1958年中国农民听熟了的流行语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社食堂开张时让人酒醉饭饱，让天堂略露了点脸，人们已喜笑颜开，岂不痛快！到第二年饥荒来临，才真正尝到了天堂的滋味。
道德圣殿 天国本是圣徒荟萃之地，恶人则无望登天。乌托邦理想必定将对福音的期盼与道德激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其实，凡是由乌托邦理想激励的社会运动，都表现为一次宏大的道德宣教。无论人们向往的天国属于哪种性质，奔向天国的队伍中，绝不少勇冠三军的殉教者、乐善好施的大善人、舍己为人的真君子。当然，更多的人只是喊喊做好事的道德口号而已。
领袖崇拜 如果没有耶稣般的众望所归的人物，奔向天国的队伍岂能步调一致？乌托邦理想，首先就是某个天生领袖的救世理想，耶稣、圣西门、纳赛尔、马克思都是这样的领袖。在任何乌托邦运动中，对领袖的绝对崇拜是一种义务，其价值与理想的终极目标相等，不容有任何怀疑和动摇。
由于有这些共性，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将本文提及的理想概称为乌托邦理想。
我生也太晚，没有目睹耶稣率领其圣徒掀起的巨大救世运动，或许是终身憾事。然而，如果今天我发现天际升起圣火，某个天堂的幻影若隐若现，某个救世主祭起的大旗迎风招展，救世、天国、道德、领袖崇拜等要素一样不缺，那么，我不会心潮澎湃，更可能满腹狐疑：这是又一次乌托邦吗？可得小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