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巨怪利维坦有多可怕，东方人未必很清楚。但现代的利维坦如何，很多人已有体验了——此处所说的现代利维坦，是某种特别强势的政党，它能翻转乾坤、震荡天下、革新宇内、再造国家，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抗衡的。那么，如此神奇的社会力量的秘诀何在呢？
中国传统文明最看重的，只是两件事情：争天下与坐天下。争天下当然是翻转乾坤的伟业，只有敢说“彼可取而代之”的那些非凡人物，才敢于放手一试。
争天下者依靠谁？就是那些怀抱王佐之才、只想投靠某位英主建功立业的豪杰之士。当然也要招兵买马，网罗天下各路好汉，以及任何愿意卖命的草莽英雄。争天下者既不需要选票，又未必很看重民意，岂肯用力去发动市井小民？因此，在中国古代，有朝秦暮楚的叛军叛将、啸聚山林的强盗、占地为王的豪强，却没有什么鼓动小民的社会运动，当然也没有“社会运动”这个词。社会运动需要某种组织化的社会，而一个几乎原子化的农耕社会，却不具备这种条件。
在这一点上，西方社会却有很大不同。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商业就是举足轻重的因素，这天然地依赖于居民的频繁流动与彼此交流，因而将社会逐步引向组织化。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中，实际上已经具备许多近代元素：民间组织、公民集会、鼓动群众、操弄民意、政治竞争、民选官员……，这些东西在古代中国都闻所未闻。因此，在西方，社会运动有着长久的传统。不过，西方的社会运动，只是到近代才达到可观的规模及较高的成熟度；而在现代更达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规模，几乎支配了现代史的进程。在近现代，翻转乾坤的不再是单打独斗的英雄豪杰，而是各式各样的组织化的社会力量。
为社会运动提供第一次显示巨大力量的机会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革命的舞台上，主要的角色不是国王、主教、高官，而是依托各种组织的政客、街头演说家、议会活动家等等，他们大多属于第三等级；如果不是革命，他们根本没有接近最高权力的机会。法国革命的最初结局并不辉煌，至今都是毁誉参半。但有一件成果无人能够否认，那就是它培育了最大的一批社会活动家、鼓动家、演说家等等。至于这些人是干才还是蟊贼，则不免众说纷纭。
今天说到法国的社会运动，不可能不联想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1968年的巴黎学生运动，更会联想到今天的黄背心运动。所有这些运动的巨大破坏力，不仅使政客们心惊胆战，也令全世界的看客们目瞪口呆！社会运动之所以强有力，在于它具有组织性；之所以失去控制，则在于它不具备足够的组织性，而这种充分组织性应由某种成熟的政党提供。
由政党推动巨大社会运动的第一个例子，是德国的劳工运动，它受到精神导师马克思的鼓舞，而具体组织者，则是属于第二国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运动的巨大成功，大概连其发起者也没有完全预料到。社会民主党不仅很快进入国会，而且在一战后上台执政。这个百年老党经几度重生之后，今天仍然不失机会问鼎政坛，最近就传出了其胜选的消息。这件事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它表明了，在和平有序的社会竞争中，即使是下等阶级的有组织力量，也能成为社会顶梁柱。就显示文明的力量而言，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了。
就翻转乾坤的力度、声势与巨大破坏力而言，更好的例子是20世纪震动世界的两场革命：十月革命与纳粹革命。两场革命分别缔造了苏俄帝国与纳粹帝国；十月革命让成千上万人消失于古拉格群岛，纳粹革命则酿成了那场吞噬了千百万生灵的战争；十月革命的灵魂是布尔什维克党，而纳粹革命的核心是纳粹党，两者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是真正的现代利维坦！
在汉字中“党”字出现得很早，但在古代中国给人印象不佳，几乎让人联想到“结党营私”！在近代恰恰选择这个词来表达政党，可能要归因于日本人。在古代中国，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极为罕见。像唐代的“牛党”、“李党”（分别隶属于宰相牛僧孺与李德裕）、明末的东林党这样的势力，不过是一种松散的小派别，连政党的雏形都算不上，更挨不上“利维坦”的边。在中国出现现代政党，是上世纪初的事。
在西方，带有现代特征的政党，是伴随着议会政治一起出现的，其最早产地在英国。在很长时间内左右英国国会的托利党与辉格党，可说是现代政党的鼻祖。在19世纪，西方各国陆续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涌现的政党不可胜计；而其组织形式与运行规则，也逐渐趋于规范化。本文要称为“现代利维坦”的那种东西，此时尚未出现。
真正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在20世纪。上世纪出现的最大变化是：主要大国明显地分化为两大阵营：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应地，这些国家中的政党也分化为专制政党与民主政党。前者多半是专制国家中的唯一执政党，而后者则是在议会中吵吵嚷嚷地争夺执政权的议会政党。两类政党各自朝不同方向发展，渐行渐远，直至少有共同之处。
将专制政党与民主政党作一对照不无启示：
前者通常拥有一个具有专制权力的领袖，而后者的党魁则只有很少的权力；前者通常信奉固定的意识形态，一般就是其领袖制定的理论，后者视公开的意识形态倾向为禁忌；前者强烈依赖于宣传鼓动，通常有常设宣传机构，后者接受并凭借独立媒体所营造的社会舆论；前者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党员必须履行严格的入党手续，后者则是一个松散的团体，党员自由地进进出出是很平常的事情；前者一般没有竞争对手，稳居统治地位，后者面对对手的压力，丝毫不敢懈怠；前者酷爱秘密活动，保守种种机密，后者习惯于公开活动，重视公众形象，视无端保密为犯罪；前者失去政权几乎等同于覆灭，后者下台是家常便饭，只是随时准备爬起来再干……。
现代史所昭示的事实是：能够成为“现代利维坦”的，只能是那些强悍且生命力旺盛的专制政党；民主政党成不了利维坦。
既然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如此少有共同之处，似乎不宜在一起讨论。真正表现出强势力量的，只是专制政党，它是下面的分析对象。
曾经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口号：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它虽然并非直接出自希特勒之口，其基本精神肯定是属于希特勒无疑。1930年代，蒋介石授意主管党务的陈立夫，学习希特勒德国，搬来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喧嚣一时，最终画虎不成反类犬，没收到什么效果。但确有一些专制国家，建立了非常接近于希特勒德国的制度，形成了异常强大的统治力。这类国家被称为极权国家。正是极权国家的执政党，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组织，它的超级力量足以吞噬其统治下的一切，直至吞噬整个社会。将其称之为“现代利维坦”，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那么，现代利维坦的超级力量来自何处呢？此问题颇具神秘性，就如同利维坦本身具有神秘性一样。简言之，现代利维坦的力量源于其特殊的组织性、特权与信仰。
组织性——国共内战结束后，那些黄埔系将领都不服气，不明白“仗怎么是这么个打法”！思索了几十年之后，仍然不明就里。近年来两岸不少学者也加入进来讨论，列举理由多至数十条，似乎还是不得要领。我自己的观察则是，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支部建在连上”必胜，这条宝贵经验来自苏俄。很少人真正悟到，一种彻底的组织性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蒋介石晚年有点醒悟，在1950年代整顿党务时，决定在台湾军内严格整理党组织，不过为时晚矣！
特权——这意味着彻底明确党员的特殊身份。斯大林表达得最到位：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唯有如此，党员才时时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认同、特殊利益、特殊荣耀、特殊责任。这样，党就成为一个与社会彻底隔开的特殊群体，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中的社会，一个几乎封闭的实体，这才获得那种恰恰需要的神秘性。如果党员身份与他人无异，哪来那种近于宗教徒般的热情与牺牲精神？
信仰——组织力量、物质力量固然强大，但唯有配之以精神力量之后，才得以加倍地强化。所信仰的无论是某种主义还是理想，实际上就是教义，其作用如同宗教。所信奉的主义无需解释，不容质疑；对主义的信仰不仅是义务，而且是纪律。面对这样的信仰，不再有理解的空间，理性与思考更望而却步！正是这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约束，规范了一种全新的精神价值与荣辱观，从而使党获得空前的力量。
除了这些主要因素之外，其他一些较特殊的因素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例如，特殊的符号标志、气氛浓烈的特殊仪式、精心设计的格言与口号、特别选定的形象代表、无穷无尽的表彰与嘉奖、连绵不绝的集会与集训、没完没了的报告与讨论、无所不在的监视与督责、庄严肃穆的效忠宣誓、具有宗教般严肃性的检讨与忏悔……。
如上一切的综合作用，锻造出那个神灵般强大的现代利维坦！
人们之不喜欢利维坦，犹如不喜欢野性猛兽。那么，现代利维坦能否像野兽一样被驯服呢？这正是生活在现代利维坦威权之下的人们所关注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不妨首先问：现代利维坦有没有天敌？它的天敌是什么？值得庆幸的是，人们终于发现了现代利维坦的一个天敌，它就是法治！
关于法治的来源、性质、条件、实现途径，政治哲学家已经说过许多，任何略具理论修养的人，都会有最基本的了解。但一个未曾实际体验过法治的人，却未必能理解实现法治之艰难。尽管如此，凡是经历了“已经高调宣布法治而实际上不行法治”的人，都会悟出一个道理：法治有一个天敌，它就是党天下！已由党管着天下事，哪里还能容“法”插手？而党天下实际上不就是现代利维坦吗？这岂不是说，现代利维坦就是法治的天敌吗？然后运用一个很自然的后续推理：像法治这样强有力的东西，不能不与现代利维坦旗鼓相当，因而两者足以互相克制；这样，法治岂不也应当是现代利维坦的天敌吗？
于是，驯服现代利维坦的希望，似乎就全在法治了。
你不会看不出，上述分析包含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在法治尚未建立之前，不存在天敌的利维坦一定十分强势地存在。一旦法治将要破土而出，那个强势的天敌利维坦，岂不会全力阻挡法治的建立？这样一来，连出世都被阻挡的法治，哪有可能去驯服利维坦呢？怎么可能成为现代利维坦的天敌呢？
正是这个矛盾，使得前面的分析不那么可信。如果仍要坚持“法治将驯服现代利维坦”这一结论，那么势必需要一些不可缺少的补充，其主要之点是：
A． 法治与现代利维坦的互相克制，不是一个单方向的过程，而是交叉地进行的；两者的力量此消彼长，因而其结局并非互相抵消，而是最终的强者胜出。在互相克制的过程中，法治如何逐渐占据上风，取决于某些条件，这种条件因时因地而异，不可一概而论。
B． 法治只是现代利维坦的天敌之一，其他一些天敌亦不可忽视。其中之一就是逐渐侵蚀其机体的内部腐败。有生就有死，任何机体自出生的第一天起，内部的死亡因素就开始发生作用，现代利维坦亦不例外。如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的，主要的死亡因素源于腐败。
能用于解释的最近例子是苏俄。苏联正是一个奇大无比的现代利维坦，但还是在内部腐败的长期侵蚀下逐渐空虚了、崩解了。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内部法治渐渐生长发育，及至1991年时，民选的俄罗斯总统得以超越任何政党，凭借法治的力量制服819政变集团。而庞大的俄罗斯官僚机构——它正是那个现代利维坦的死而不僵的躯体——看来终于被新的法治秩序驯服、至少是部分地驯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