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词，实在尽显我们的祖先造词的智慧：普天之下，皆人类所居，天下不正是世界吗？不过，古人眼中的天下并没有今天所知的那么大，毋宁说只是一个小天下。今天文明开放，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世界有多大了，因而人们眼中应当有一个大天下。不过，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所容纳的或许依然是那个偏狭的小天下。
中国古代之所谓天下，就是苍天覆盖之下的大地。可见，一开始天下概念就与世界等同。因为在古人看来，天下的中心地带被中央王朝统治着，四周的夷狄不仅地域狭小（在古人看来如此），而且皆臣服于中央王朝，故天下实际上已被囊括在中国之内，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也。由此看来，天下就等同于中国了。至于终于明白，在中国之外还有中央王权莫及的广大地域，那已是很久之后的事了。因此，几乎在整个旧中国，我们的先人眼中的天下，不过是真正天下的极小一部分，更恰当的说法应当是小天下。
即使是这个小天下，在古人眼中的真正大小，也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在上古时代，天下可以说小之又小，不过是中原地带加上周边一点点地方而已。后来，随着中央王朝不断开疆辟土，以及逐渐开展域外交通，天下也随之扩大，但大体上重合于今日中国之版图。小天下中真正进入古人视野的那部分，实际上还是古代王朝管辖下的本土。
据历史文献，历代的国土面积的估计数字（取其最盛时期）如下（单位：万平方公里）：
夏，210；商，320；周，340；秦，360；东汉，1040；三国：魏590，吴260，蜀190；西晋，920；南北朝（南北合计），935；隋，840；唐，1240；北宋，460；元，1680；明，710；清，1310；民国（含蒙古），1141；现代中国，960。
看了这些数字，你觉得今日之版图，较之于老祖宗的千年遗产，是否有所增殖？
要更准确地了解古人心中的天下疆域，就得凭借地图。依据经纬度绘出的那种西式地图，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古人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地理知识绘制很粗糙的地图，应当没有疑问。只因缺乏实物证据，今天已无法确定，最早的地图究竟出现于何时。
传说中大禹时代的《河伯献图》及所谓《山海经图》，都不足信。信史中最早提到地图，是《史记·荆轲传》，荆轲就是以献燕国地图的名义行刺秦王的。最早的地图实物，出现于1973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其中有绘于前168年的三幅地图，所绘区域包括今湖南及两广的一部分。西晋的地理学家裴秀，据说绘制了《禹贡地域图》18幅，但没有实物流传下来。此后，元代的朱思本绘有《舆地图》。再往下，就进入了依照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制图法绘制地图的时代。只有到此时，对于小天下，才有了一个稍稍清晰的图景。
要了解古代人的天下观念，不提到《山海经》是不成的。此书大约作于战国到汉初之间，最后由刘歆（前50—前23）编辑成书。书中主要记录古代的神话传说，大部分内容荒诞不经，其中涉及地理的内容，无论山川走势、方位、距离、地貌，大部分没有充分的实证依据，不太可能为实际地理状况所验证。
可悲的是，正是这样一本几乎没有什么科学价值的古书，几千年来，竟然一直被士大夫们当作地理学的主要经典。甚至到了19世纪，至少一部分人已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被誉为一代宗师的大学者龚自珍，还是主要依据《山海经》来看世界。龚自珍按照《山海经》中的说法，认定天下以中国为中心，四周由四海——正好是东海、南海、西海、北海——环绕，至于西海、北海何所指，则完全不清楚。连学界泰斗龚自珍尚且如此，其他读书人就更不必说了。
古人在地理知识上的更大缺陷是天圆地方观念。与古希腊人即有地球概念比较，其差别之大实难想象。不过，还是要为古人说一句，从常识看来，认为地是平的十分自然，并不显得特别愚蠢。但这一观念有致命的后果。首先，既然“地方”，就不可能产生经纬度概念，也就根本无法进步到近代的地理制图法，对于“天下”哪还谈得上准确的认知？其次，认为中国居天下之中，也是与天圆地方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有地球概念，就知道并不存在地理中央了。而自古至今的“中央之国”思想，如何扼杀了对域外事物的兴趣，如何阻挡了历史进步，就不必详说了。
古代中国人在天下观念上的无知，确实十分惊人，与我们所创造的高度文明极不相称。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智力缺陷所致。真正的原因是我们那保守的文化传统，以及在这种传统下必然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
自孔夫子以来的儒者，核心学问及其实践功夫，唯三纲五常而已，以致将每个人都练成了“人精”，竟将绝大部分精力，耗费在成天琢磨如何与人相处了，而自然、宇宙、海疆、域外等等，则根本不在读书人的关注之内。三纲五常的根本教义之一就是，接受圣贤君父之教，乃绝对的义务。所有知识，都在经典上写明白了，无需验证，也不容许你径行验证。
中国士大夫自孔夫子时代以来的另一重大缺陷是，从不屑于亲身去实验、观察点什么，这就只能在谬误中不能自拔了。那个敢冒风险跋山涉水去实地考察山河的徐霞客，不过是数千年文明中的绝响。还有，中国人从来都无意了解海洋，更不想去追求什么海外利益，对海洋茫然无知而且深怀恐惧。你听说过哪个文化名人，包括李白、杜甫、司马光、欧阳修、朱熹、王阳明等，曾有过海外经历？这些都严重限制了较完整的天下观念的形成。
如果确如古代中国人所想象的，除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小天下之外，再无未知的域外异境，那么，炎黄子孙就真正一统了天下了。但天公偏偏无意独惠中国人，世界之大，远超古代中国人的想象。人类岂止不全是中央之国的“王臣”，也不全是环中国而居的夷狄，而是广布于两半球、五大洲、大小一百余国的地球人。这样庞大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的祖先何曾想到？即使到了晚清，想象力超群的《镜花缘》作者李汝珍（1763—1830），其想象中的世界也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
但真正的世界总有揭开面纱之日，不过未必是带来福祉之时。1840年，英国人用炮舰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让傲慢的天朝看到了，域外之人，并非全是天朝不屑一顾的夷狄；海外不仅同样有繁华富庶之邦，而且有更高一筹的文明。于是，真正的天下开始展示在国人眼前，它比原来那个小天下大得多，是不折不扣的大天下。
国人惊讶地发现，眼前的大天下与先前的小天下很不相同。
首先，大天下是圆圆的地球。本来，两千年前欧洲人就猜测大地是球体。正是基于这一信念，直往西行的哥伦布，才确信自己最后能到达印度。他的错误在于，竟将加勒比一带误认作印度了，以致后来有了异于印度的“西印度”这一地名。
麦哲伦的追随者终于实现了环球航行（1522年），这件事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前318年，当时的中国人自然一无所知。大地如球这一新知识，给中国人所带来的震撼，不仅是地理学上的，同时也涉及精神信仰：它第一次告诉人们，一直被視若神明的古代圣人及其经典，原来也是靠不住的；圣贤们的智慧也并非万能，在西方已经成为常识的东西，中国古今圣贤竟然一无所知。幸好，在1840年的时候，了解这一切的中国人实在太少，否则，素被敬仰的博学鸿儒岂不颜面尽失！
或许，更使华夏震动的是，从来认为是化外之境的异域番邦，并非全是茹毛饮血的夷狄之地，竟然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之邦，而且几下子就使从来都雄视天下的天朝上国战败求和。无论满朝文臣硕儒如何翻遍经典，也弄不明白来者是什么样的对手，更不说应对之策了。这就完全颠覆了已流传数千年的天下概念。原来，天下并非像一直认为的那样，就是围绕着唯一的中央帝国的一些未开化番邦，而是对手如林的广阔世界。
此外，人们也发现，大天下之内，尤其是泰西那些番邦，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天朝的新秩序，那是比船坚炮利更可怕的东西。天朝之内，皆衣冠楚楚之士，大邦雅顺之民；而西方人一个个高鼻深目，红发长毛，奇装异服，分明是化外之异类。
天朝以农立国，士农工商等级分明；而西方人却以商立国，唯认财富，不看等级。天朝乃礼仪之邦，三纲五常，不可越矩；而西方人不知礼法，面见圣上，竟揖而不拜。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致英王语）；而西方人第一看重通商，将贸易作为邦交的前提。天朝从来都是倨傲地接受万邦来朝，不知外交为何物，是当时唯一不设外交部的世界大国；而西方人却主张平等外交，要求互设使馆，竟提出让外夷使节长驻京城……。
所有这一切，对于独处东亚一隅的天朝来说，都是闻所未闻。这岂不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李鸿章语）！但最初那一阵惊愕与慌乱过去之后，天朝的昏君庸官们还是照睡不误，接下来大祸来临就不可避免了。但堂堂大邦，毕竟还有优秀人物在，这就是那些睁开眼睛如饥似渴地看世界的人。最早也最有影响的两个人，就是林则徐与魏源，他们给世人贡献了两本著作：《四洲志》（林则徐）与《海国图志》（魏源）。这一类书的出现，以及愈来愈多的来自外界的信息，使得人们对于大天下逐渐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然而，大天下的来临，并没有使那个在人们心中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天下真正消失。或许，芸芸众生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小天下、大天下，能关注自己衣食所赖的那一小块地方就不错了。但庙堂之上与学宫之中，却不可能完全不在乎。
但既然明明知道，五洲之内皆人类，环宇之中列国并立，再坚守昔日的小天下，岂不闭眼不看世界？再愚顽之人似乎也不致如此。问题是，恰恰就有这种闭眼不看世界者在。
首先是天朝那班昏君愚臣。晚清君臣的言行，可能是最不堪载入国史的，那种空前的无知与愚笨，让你无法相信那也出自文明人类。在这些人眼中，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天朝依然还是威风凛凛，天下还是原来那么小，外国还是外夷，道统还是万世不易！
万里而来的海船，不是来贸易，而是来进贡；跟天朝毫无关系的外邦，如果要求往来，只能算作藩属。任何外邦人士，绝对不可以直接与天朝政府打交道，更别说面见皇帝，只能在指定的地方衙门呈递文书；外夷进了中国官府竟然揖而不跪，无非是没有膝关节——一句话，天朝依然生活在昔日那个小天下中，无论何人告诉它，世界已经天翻地覆，它就是充耳不闻！每当我读到这段历史，固然不免反感于列强的傲慢，但面对那帮冥顽不灵的丑类，只能说：这样的天朝灭了也好。
那个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天朝，就不再值得一提了。但对小天下情有独钟者，却至今还有人在，他们也根本不管今夕何夕！
让我们穿过一段时间隧道，返回到20世纪60年代，因为那依然是想象中万邦来朝的时代，享受那份荣光或许会让你兴奋不已。
那时，我们的京城是天下的中心——当然是我们自己感觉如此，哪管别人怎么看。那时，我们被告知，天下大多数人还在受苦受难，我们将去解救他们。那时，很难得一个外国元首来北京。一旦有这样的喜事，台面上固然还是少不了叙一番“兄弟情谊”，但在内部报告中，一定不会忘记告诉华夏子民：外国人又是向伟大领袖请教来了。在我们心中，中国仍然是天下的中心。作为中央之国的国民的那份荣耀与自豪，使人有多激动，就别提了。此情此景，依然历历在目，谁能舍得那个令人陶醉的小天下呢？
出了时间隧道，又回到了21世纪。现在最打动人心的口号，似乎非“与国际接轨”莫属。但仍然不乏陶醉于小天下的人。而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了。既然我们已经是GDP老二，而且似乎很快就要坐头把交椅了；既然能拿出大把票子来主办奥运会、世博会、园博会、亚投行以及任何人都不肯无端地掏钱的事情；既然有人喊出了北京共识与中国世纪的口号，那么，我们不是世界中心又是什么呢？仍然是那个屹立数千年的中央之国啊。大天下原来也不过如此，与往年那个小天下有什么不同？
但唯有一件事情让人纳闷：大天下之中，无论文明水平高低有别，但几乎无人反对由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那些共同价值，而仅有的几个例外则成了另类，堂堂的中央之国，竟也在另类之中。荣乎？耻乎？恐怕没有人敢面对这一问题。
